我們一直是一個輕商主義的社會，漢高祖劉邦先生曾用他的皇帝權力，努力打擊做生意的傢伙，下令凡是商人，再有錢都不能穿絲質的衣服，也不能坐車，而且捐稅奇重無比。等劉邦先生魂歸地獄之後，他的太太呂雉女士又下令商人的子弟概不准做官，也不准做吏，於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跟外國那種「萬般皆下品，唯有經商高」剛好相反。
美國是一個重商主義的社會，我看過一則小幽默，有一班小學生上數學課，老師把七歲的約翰叫起來，問：「二加二是多少？」回答：「五。」老師說：「不對。」於是改口說：「六。」老師說：「也不對。」再度改口說：「七。」老師臉色發青，罰他去走廊站著，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幾？這小鬼只好去院子裡站著，站了沒多久，一個遲到的小朋友慌慌張張趕來，發現該傢伙在走廊上金雞獨立，忍不住大吃一驚，問他幹啥，他說了一遍，遲到的傢伙嘆氣：「二加二當然是四呀。」這被罰站的小鬼拉住他說：「我想你還是不要進去，免得老師也把你趕出來。我給了他七，他都不答應，你只給了他四，他怎能便宜你。」
美國第一流人才都當經理，而經理人才也是第一流人才。有人說這是美國文化的危機，危機不危機是另一個問題，而連小學生都一腦筋生意經，可說明一種現象，那就是經理人才就是經商。經商的目的就是發財，要想發財就必須講究效率，減低成本，信用第一。從前美國人見台灣人，常常問說：「你在哪家洗衣店呀？」問的台灣人又羞又怒。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問洗衣店啦，而是問：「你在哪個實驗室呀？」台灣人一聽，舒服舒服。令人嘆氣曰：「殊不知其瞧不起則一也。」反正都是用勞力賺錢，不過換了個窩而已，而美國人崇拜的是以錢賺錢。
台灣人很難一下子了解和適應這種觀念，在輕商主義之下，我們是有點假裝忌諱錢的，晉王朝宰相王衍先生就是個絕妙例證，他閣下口不言錢，太太一氣之下，把錢堆積如山，團團圍住，以為他總該說錢了吧，誰知道他只說：「舉卻阿堵物。」翻成白話，就是「把這玩意弄走呀！」
這個「阿堵物」典故，幾千年遺傳下來，家喻戶曉。看起來王衍先生，玉姿婆娑，不但品格高，而且氣質雅，簡直是位絕代佳人。不過最好不要再往下打聽，以免大失所望。王衍先生後來被當時目為大盜土匪的石勒先生捉住，嚇的尿了一褲子，為了保命，不惜投機，勸石勒先生當皇帝。可是現在勸人當皇帝沒啥關係，在君權高漲時代，以他的位，以他的高，以他的雅，竟說出這種亂臣賊子的話，就內外太不相稱。
王衍先生口不言錢，假如沒有石勒先生最後掀了他的底牌，豈不是清香撲鼻一輩子乎哉？其實即令沒有石勒先生掀他的底牌，他也不會清香撲鼻一輩子，因為那些把他團團圍住的錢，是哪裡來的？正因為他有妙法弄到那麼多錢，他才「俺可不是那種人」，一旦沒有那麼多錢啦，本性就會發作。有一次，蕭伯納先生為了他的劇本上演，和戲院老闆拍桌子爭吵，有人勸他算啦，他說：「不吵不行，我們的觀點始終不能一致。」問他啥觀點不能一致，蕭伯納先生回答：「他只對藝術有興趣，而我只對錢有興趣。」我想王衍先生如果在陰曹地府遇見了蕭伯納先生，不知道他臉紅不紅。
蕭伯納先生著實的諷了那位戲院老闆一刺，他爽爽快快的口不離錢，不像王衍先生酸溜溜的猛戴虛偽面具。孟子見梁惠王時也搞這一套，梁惠王問孟子說：「君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有利於吾國乎？」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弄的千載以下，梁惠王臉上面子一直掛不住，其實我實在看不出梁惠王有啥不對之處，倒是孟子看起來，具有王衍先生「俺可不是那種人」嫌疑。然而這種畸形觀念，卻像水泥一樣堵塞在大家腦子裡，使我們的社會渾成了一盆泥漿。
有一種現象不知有人注意到沒有？那就是，越是多少年的老朋友，當你需要他「通財之義」時，越是借不到錢。我某個朋友就是個例子，他不借錢給你，大家還是朋友，一旦有金錢來往，好比說，約定十二月一日償還的，屆時你閣下心裡一想，大家如此交情，也不是不還他，只不過慢兩天，有什麼關係呀？關係當然沒關係，但下次打死他也不借給你。難道是對方不珍惜你這份友誼嗎？絕對不是，正因為他非常珍惜你這份友誼，他才不借，因為不借你錢，友誼還在，一旦鬼迷心竅，借給你錢，那才真是錢也沒啦，友誼也沒啦。
說了這麼多，似乎頗有點站在有錢人那一邊的趨勢。提起來有錢人，不要說一般小老百姓啦，就算是上帝的獨子耶穌，對他們的印象都十分惡劣，所以曾喟然嘆曰：「駱駝穿過針眼，比有錢人進天國還要容易。」以天地間的至神，都發出如此嚴重的感嘆，可看出有錢人實在有點惡行惡狀。中國聖人對有錢人也有同樣的心理狀態，語不云乎：「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在農業社會中，發財的路子似乎只有三種，一是節儉吝嗇，一是做官拿紅包，一是明目張膽的搶。第一種當然是正途出身，其他兩種實在勾不起小老百姓的尊敬。宋王朝時代，有位江洋大盜鄭眾先生，受了招安，因他的出身不太高明，同事也好，長官也好，當然看他不起，他倒一點也不生氣，反而作詩一首，最後兩句是：「各位做官又做賊，鄭眾做賊才做官。」一句話挖苦盡了天下做官的傢伙們，其實又何嘗不是宋王朝才官賊不分呢？中國人對中國官，畏的成分多，敬的成分少，大概原因是在這裡。
不過，時代進步到今天這種型態，我們必須在觀念上認清，除了上述三種方法之外，一個人靠正當商業手段，也同樣可以致富。我記得台北市政府好像在民國五六十年代有興建過一批市民住宅，也是分期付款，結果住戶老爺搬進去之後卻不肯如期付錢。在外夷之邦，這簡單的很，三個月不繳，法院通知單來啦，限令立刻搬出，如果你自己不肯動手，過了幾天，就有法警前來代你動手。在台灣就行不通啦，哎呀，我只不過三個月沒繳，你就那麼兇，好吧，我們全家上吊給你看，再不然搞個自救會，選個代表，跟你週旋到底。而法官老爺一想，住戶可憐兮兮，叫他們搬出來，住到哪裡呀，未免太過於苛政擾民。於是錢都收不回來，市民住宅遂成了空前絕後。
以前報紙有刊登過美國總公司要在台北蓋兩千棟２０年分期付款的房子，可是後來沒有下文。據說其中關鍵在於，萬一錢收不回來，他要確定是不是受到台灣法律的支持？受不受到台灣輿論的支持？如果有人住了五年，第六年不肯繳錢的時候，洋人們不敢確定能收回房子，或雖確定可以收回房子，卻弄得怨聲載道，甚至引起反美高潮，恐怕是房子蓋不成，大家也住不成。
所以我不是站在有錢人那一邊，而是站在窮人這邊，因為一個嶄新的觀念不建立起來，我們只有更窮，更殭，更沒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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