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這才叫殉情！-古海也誠│愛情公寓交友網站與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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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妹妹，這才叫殉情！
作者: 古海也誠	日期: 2011.03.31　　天氣: 　心情:

安琪與修羅兩位妹妹聽好，哥不管妳們有什麼過節？有何恩怨？在妳們兩位打算殉情以前，請耐心讀完以下哥為妳們找出來的一篇舊報導。哥好累，沒有妳們的聯繫辦法，祇能透過網路，希望兩位能看到；與妳們相識於愛寓，哥好喜歡妳們，兩位來自台南的淳樸孩子，都活到三十歲了，真的很不容易，哥知道情關難破，該勸的都勸了，也到警局報案了，但妳們在哪裡？不要拿生命開玩笑，也請珍惜生命，沒有什麼心結無法解，也沒有什麼冤仇必要結，尤其是死並不能解決任何事，死祇是增加更多事在這世上，不信的話，請耐心將底下故事看完，寫一篇心得報告給我再去殉情也不遲‧‧‧

台灣烏龍版的「少女殉情記」（管仁健／著）

音樂：玉置浩二酒紅色的心

　　1980年7月19日，台灣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新聞，台北鬧區裡國民黨所屬的中國院線，旗下的中國、國泰、梅花、松都、復興等九家大戲院，竟然無預警的全部「停映」一天。由於那年代電視僅有三台，錄影機也還不普及，電影院簡直就是聚寶盆；管你什麼天災地變，即使是老蔣駕崩，妓院可以休息，戲院就是不能休息。何況7月19日正逢週六，又在暑假期間，這樣的黃金檔期，究竟是誰敢「太歲爺頭上動土」，讓國民黨的戲院「開天窗」？

　　其實「停映」的問題不在戲院，而是這九家戲院要上檔的《少女殉情記》，號稱是台灣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劇情實在太敏感了。負責電檢的新聞局電影處，深恐再次挑動省籍情結的敏感神經，讓方興未艾的黨外勢力有機可趁，因此在上映前臨時決定延緩發照。但這樣一來，等於是在替這部電影打免費廣告，連還在專三升專四暑假間忙著打工的我，一聽到被修剪後能上映，也專程來看了這部廣告上說是「真人真事改編，禁拍30年解禁」的國片。

　　要介紹《少女殉情記》之前，必須先說明一下什麼是《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是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作品，被多次改編成歌劇、芭蕾舞劇、交響樂、電影及電視作品。知名度之高甚至超越了他的四大悲劇《馬克白》、《奧賽羅》、《李爾王》及《哈姆雷特》。故事大致是說維洛納城裡的蒙特鳩與凱普雷特兩家是世仇，但蒙特鳩的兒子羅密歐卻在舞會裡，與凱普雷特的女兒茱麗葉一見鍾情，羅倫斯神父為了化解兩家的仇恨，便為兩人證婚；而不知情的凱普雷特，依然把女兒許配給巴理斯。

　　在一次械鬥裡，羅密歐的朋友莫庫修，被茱麗葉的哥哥提伯特殺害，羅密歐也殺了提伯特，以致被法庭宣判驅逐出境。羅倫斯神父為了促成這段姻緣，讓茱麗葉先服下假死的毒藥，想等到羅密歐回來後，再將她從墓穴挖出來遠走高飛；但羅密歐沒接到這個消息，以為茱麗葉真的死了，立刻服毒自盡，醒來的茱麗葉看到心愛的羅密歐已死，也跟著吞下真的毒藥，羅密歐與茱麗葉相繼殉情後，兩家人都被這對情侶的愛情感動，從此化解了所有仇恨。

　　台灣的省籍情結由來已久，並非起自228事件，從清代台灣四大奇案裡的《周成過台灣》與《林投姐》與就能看出。《周成過台灣》是說清代規定內地來台的移民不得攜眷，福建安溪人周成因為飢荒，獨自來台謀生，並另娶江山樓名妓郭阿麵。數年後周成元配來台尋夫，卻遭周成下毒殺害。日後周成被元配冤魂附身，發瘋殺死郭阿麵，然後自殺。《林投姐》則是說汕頭移民周亞思來台謀生，在台南騙了寡婦李招娘成親，拐去她的財產回老家另娶，李昭娘在兩個孩子餓死後，在一個雨夜裡扼死幼子，並上弔於林投樹上，被稱為「林投姐」。後來她的冤魂跨海報仇，周亞思發瘋後殺死妻子和兩名幼子，然後自殺。

　　早在清朝時代，台灣民間就流傳這兩個故事，警告本地人千萬別將女兒嫁給中國來的移民，這種舊移民排斥新移民的現象，其實是舉世皆然。但1949年來台的移民，是跟隨老蔣這個流亡政權；而在兩年之前，老蔣還派軍來台執行了殘酷的屠殺。作賊心虛的老蔣與其特務集團，當然害怕《周成過台灣》與《林投姐》這類的戲劇，除了下令查禁外，竟異想天開的想搞一段台灣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然而也不知是老蔣豢養的這群特務不用心，還是真的笨到沒藥醫，竟導演出以下這段比《周成過台灣》與《林投姐》更難堪的《少女殉情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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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月13日正逢星期五，就是西洋人最忌諱的「黑色星期五」。清晨六時，比台北市區更加寒冷的淡水河邊，務農的陳墾福和平日一樣，扛著鋤頭準備去田裡，但經過涼州街淡水河13號水門時，突然看到草叢裡似乎有一塊花布，布的上方還隱約可以看出是女用白色內褲、圓潤豐滿的臀部與白晰修長的大腿？陳墾福心裡立刻浮起一股寒意。走近一看，果然發現那是一具上吊自盡的年輕女屍，他嚇得拔腿就跑，並向警方報案。台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技士陶鳴義與法醫葉昭渠，立刻奉命來到現場。

　　死者是用一條約一公分粗細的白色綿紗繩，一端綁在河堤石柱上，一端綁在脖子上，腳部離地近半公尺，可見其求死意願堅決。河堤旁還有一個藏有新台幣三十三元的小錢包，二本用白紙包裹的日文筆記本，其中物理筆記裡，夾著一封「致台灣廣播電台張白帆先生」的遺書；縫紉筆記本裡，則夾著一封「致陳素娟」的遺書。警方調查後發現，死者桃園縣的21歲女子陳素卿。那封「致陳素娟」的遺書，其實是寫給她父母親的，但因為他們受日本教育，不懂中文，所以請妹妹陳素娟代為轉達，這封遺書是這樣寫的：

爸爸！媽媽！

　　我現在要和您們永遠告別了；但是，請您們不要傷心。您們把我養得這樣大了，我不能永遠在您們身邊服侍您們，這是我很大的不孝，所以我現在要走這條路，心裡也是十分的傷心。

　　我現在無話可說了，說有什麼用呢？如果當時您們聽了三元的話，答允我和張先生結婚，我現在也不會走這條路了，但是現在說一千句、一萬句也沒有用了，叫我去嫁我所不愛的人，我是死也不肯的。我的愛情現在已經是絕望了，我再生活世間，有什麼意思呢？

　　我的心很痛，我沒有話說了，我只要求您們不要傷心，也不要去害張先生，張先生是很好的人，我到死的時候也是愛他，請您們千萬不要去害他，他不是亂來的人，他說有對不起我，我們的愛情到現在都十分清白，這一點我可以對得起您們，請您們千萬不要害他吧！

　　我也要求你們以後不要再仇恨外省人，外省人有壞的，也有很多比本省人更好的，如果素娟妹妹將來也愛了像張先生這樣的外省人，請您們不要再阻止吧！最後敬祝您們健康。

　　　　　　　　　　您們不孝的女兒素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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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陳素卿寫給父母的遺書裡可以看出，原來是台灣女子愛上了外省男人，卻遭父母反對而不能結成連理。另外一封寫著「未能比翼共此生，但願連理度黃泉」的遺書，則是寫給家住大安區仁愛路三段50巷1號，擔任台灣廣播電台編審的張白帆。這封冗長繁複、內容哀怨的萬言書，內容不外乎兩個重點：

　　一是痛斥張太太徐冰軒「我不會像她那樣不要臉，不像她那樣不顧處女像聖潔上的自尊，只是用身體作本錢來搶佔別人的愛人。」「我們四年的愛情，還是這樣純潔，這樣才對得起父母和自己的內心。但是那個狐狸精和你認識了兩個月，就和你做出那麼不要臉的事情。但這是她不要臉，我不怪你，我很了解你，你是一個很純潔的青年，我們兩年的日子，來往那樣親密，你從來也沒有對我要求我要做那樣的事情。」「一定是她要把你佔去，所以就用那麼不要臉的手段來引誘的。想到這裡，我死也不甘願。」

　　至於萬言書裡的另一個重點，則是讚美張白帆「有時我倒在你的懷裡，你也只是摸摸我的頭髮，再多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胸前，我常常不相信你們外省人會這樣老實。」「張！我不怨恨你，我只怨自己的命運，恨自己的家庭，如果我父母當初答允我與你結婚，現在你也不會給那人佔去，我也不會走上自殺那條路，我怨恨我的家庭為什麼那樣仇恨外省人。」「你是那樣的誠實、那樣的用功，對人是那樣的和氣，這一切都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是這樣的。你教我說國語、學國文，教我怎樣做人、怎樣做朋友、怎樣孝順父母、怎樣愛祖國。」

　　陳素卿因父母反對她與外省人通婚，以致情郎被另一個「不要臉的狐狸精」佔住，逼得她只能以完璧之身殉情，待死後化為厲鬼，再去找狐狸精報仇。那封充滿著深情、哀怨、無奈、悔恨的遺書，一方面勸父母不要排斥外省人，一方面又讚美外省男人是這樣博學、友善、愛國、孝順、專情又不好色。老蔣身邊的特務集團，一時之間無不見獵心喜，《中央日報》不但在1月14日全文刊載這封萬言書，還刊出張陳兩人的情侶照，這段台灣御用欽定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就此揭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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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素卿出身鶯歌望族，其父陳永裕遵照習俗，未婚女子自殺的喪禮要從速從簡。但老蔣的特務們已為本案定了調，由《中央日報》帶頭的御用媒體，對陳永裕口誅筆伐，連「可欺之以方」的台大校長傅斯年也上當了，在1月18日寫了「家庭之束縛」，痛批父母不該斷送年輕人前途，還與沈剛伯、毛子水與另一名台籍教授蘇薌雨，四位教授在1月19日聯名發表公開信，號召社會發起補葬，信裡提到「同人相逢皆談此事，不勝傷情，何感人之深也！」「願同此心者集其薄貲」「葬陳女士於山水清幽之所、塵囂不染之間」。也就是不但要將生前與台大毫關係的陳素卿，風光大葬於台大校園，還要建紀念碑表揚她誓死維持貞節。各方民眾的捐款，紛紛湧入中央日報社與台大秘書室。

　　由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太大，陳素卿的父親陳永裕並未出面領屍，而是由叔祖陳新代領後火化，在南京東路上的極樂殯儀館設立靈堂。靈堂雖然簡陋窄小，但所有遷台外省人中的黨、政、軍、學各界名人，幾乎全都趕來悼念致祭。傅斯年還親題輓聯「無緣何生斯世，有情所累此生」。大家硬逼著早已結婚的張白帆披麻載孝，以「未亡人」名義向悼念貴賓答禮，還題了「千古情痴」的輓額。這些大人物只怕自己的女兒死了，喪禮也不會搞出這麼大的排場？

　　但也不是所有來台的外省人都這麼笨，任由老蔣的特務們擺佈。例如《新生報》記者姚勇來，就對只受過日文教育的陳素卿，卻能寫出這麼冗長的萬言書感到不解。更奇怪的是陳素卿給她父母的遺書，竟然在信封上將妹妹的名字寫成「陳素娟」，但她妹妹的名字卻是叫「陳素絹」，自己親妹妹的名字怎會寫錯？可是向刑警總隊技士陶鳴義查證，核對日文筆記與中文遺書的筆跡，卻又是出自同一人。這兩本日文筆記經家人檢視後，確認是陳素卿所有。那麼遺書是陳素卿親手書寫應該無誤了。

　　另一方面，雖然遺書裡將兩人關係說得如此純潔，張白帆頂多只是把手放在陳素卿的胸前，可是姚勇來向驗屍的法醫葉昭渠求證，陳素卿是否還具完璧之身時，葉昭渠卻只笑著說：「那要問她才知道啊！」姚勇來便發現其中必有玄機，於是向台北市內的各家旅社查詢，終於在延平北路一段69巷20號中興旅社的住宿登記簿裡查出，自1948年11月起至1949年12月止，張陳兩人在此投宿多達17次，張白帆花錢開房間，總不會為了整晚「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胸前」吧？再向張陳兩人共同的同事白碧桃求證，白碧桃說：「去年八月，張白帆託我轉交一個包袱給陳素卿，我打開一看，竟是一張染有血跡二尺見方的灰布，我就知道他們已經有了超友誼關係。」

　　查到這裡，姚勇來心裡已經有點數了。再追查下去才發現，原來張白帆本名張清溪，1948年4月於廈門因竊盜罪被判刑四月，緩刑三年。他自知在當地已混不下去了，就改名張白帆來台。雖然小學都沒畢業，卻敢偽造台大學生證，在閩台日報謀得副刊總編一職，因而認識了擔任會計的陳素卿。由於陳素卿年輕貌美、家境富裕，又是長女，張白帆心想必有豐富嫁妝，於是死纏爛打，終於在11月初在中央旅社得償宿願。但張白帆央人去提親時，卻被陳永裕看穿了是個騙子，就禁止女兒與其交往，還預備將她嫁給邱姓表哥。陳素卿由於已經被張白帆破了身，在「從一而終」的傳統觀念桎梏下，也就死心蹋地的跟從張白帆。

　　1949年1月，張白帆用偽造的台大學生證，又混入台灣廣播電台擔任編審，並認識了播音員徐冰軒。交往不到兩個月，三月初就在徐冰軒的宿舍裡，兩人做了「愛做的事」。由於六月間徐冰軒就有了身孕，於是兩人在電台同事的祝福下完成婚事。但因陳素卿不甘就此罷手，張白帆也樂在齊人之福中，以致婚後與陳素卿仍藕斷絲連。11月底，陳素卿在鶯歌的家人催婚日急，她只好一直打電話給張白帆，張白帆就替她寫了這兩封遺書，騙她抄完後寄回家中，讓家人以為她以自盡後，兩人再一起私奔、遠走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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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月12日下午六點，陳素卿由於被父母迫嫁，她深恐失身的事實會在洞房花燭夜曝光；又不甘心自己一直沒名沒分的跟著負心郎。又急又氣之下，就在台北車站不斷打公共電話去台灣廣播電台，張白帆卻愛理不理。到了晚間九時，張白帆才勉強同意在淡水河6號水門見面。兩人邊談邊走到13號水門時，陳素卿威脅說：「不是說好要一起私奔的嗎？你做不到，那就一起自盡吧！」張白帆不堪其擾，竟解下腳踏車後座的白棉繩給她，自己騎車回電台。

　　到了晚間11時，張白帆又在電台裡接到了陳素卿的電話，為了一了百了，就騙陳素卿說要一起殉情。兩人在13號水門的石柱上，張白帆綁了兩根繩子，但他先將自己這跟打了活結，而陳素卿那根卻是死結，兩人相約套在脖子上，同時一躍而下。結果張白帆安然落地，陳素卿卻香消玉殞了。張白帆收起另一根繩子，騎上腳踏車回電台。第二天清晨陳素卿的屍體與遺書被發現後，警方照信封上的地址通知張白帆，他才假裝震驚與哀慟的奔赴現場。但是百密一疏的是沒有警察帶路，走在前面的他竟能直接走到自殺現場，這個破綻觸動了姚勇來的職業敏感，加上刑警總隊的積極追查，「加工自殺」的命案才在一星期後偵破。

　　張白帆被警方收押後，台北地檢處以「39年起字第562號」起訴書提起公訴，一審被判死刑。1952年1月30日，經四名律師辯護，高等法院才改判有期徒刑七年。但除了殺人罪、偽造文書罪，還有原來的被判緩刑的竊盜罪外，他還多了一條誣告罪。原來是他在看守所時，有11名與他素昧平生的外省男子，因他的負心而被牽連，遭交往中的本省女子家庭反對，所以藉探監之名而「問候」他；在獄中閒極無聊的張白帆，就寫萬言書指控這11人為匪諜。還寫一封長信給妻子徐冰軒，自承是在台臥底的匪諜，保安處對張白帆的無聊行徑極為不滿。

　　1954年8月，由於監獄爆滿，老蔣頒布了戡亂時期疏通監所人犯處理條例，包括張白帆在內的二千多位受刑犯及被告，可在中秋節前獲得保釋。但張白帆出獄前竟異想天開，計畫出版一本描寫自己情史的長篇小說，而且還以「一代情聖」自居。由於本案引起了台灣極嚴重的省籍節結，很多青年男女的姻緣被牽連拆散，本地人的父母更是嚴禁女兒與外省男人交往。張白帆在獄中還想出書牟利，不但擾惱了社會大眾，也再次觸怒了老蔣，認為他「毫無悔意」，恐他出獄後又興風作浪，不但臨時取銷假釋，使其服刑至期滿為止，還將他之前偽造文書被判的一年再合併執刑。

　　張白帆知道假釋無望後，憤而自獄中寄信給記者，揚言「不願獲此僥倖的機會而出獄，而要等待政府正式的還我清白。」但獄方調查時，張白帆卻堅決否認寫過這封信。1956年3月16日，監察院巡迴第六大組監委王忱華等三人，巡察台中監獄時，張白帆趁機向王委員等當面訴冤，監獄將張白帆視為「頑劣分子」。原本因殺人罪被判刑七年，在獄中已滿六年八個月，另因偽造文書罪被判一年的張白帆，7月25日被司法行政部下令移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板橋第一訓導總隊，管訓至刑期滿限為止。9月14日至16日，香港向來親蔣，堅持使用中華民國年號的《星島日報》，一連三天刊載「自由中國的法治問題」，其中也提到張白帆被移送管訓的適法性，老蔣的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因此發文駁斥：

　　「張白帆殺人一案，查該被告對於法院所認定之事實，歷審供認不諱，且與刑警總隊之紀錄，完全符合，則初審迄至終審，因以採為論罪之依據，顯屬適法。至勘亂時期監所人犯處理條例於四三年八月公佈後，因該被告於條例公佈之前，尚有其他罪嫌，與同條例第三條第四條准予保釋之規定不合，故不能予以釋放。近復以合於同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乃予移送保安處分場所。所有措施均係循法而行，顯非對於張白帆有所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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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交付管訓一年又五天之後，在獄中已滿七年半的張白帆終於獲釋。儘管當年風流瀟灑，但歷經服刑與管訓，三十歲的他前額已禿，面容也因肺病而憔悴。雖然世人皆不恥其言行，但他那「不要臉的狐狸精」卻不離不棄，七年多來擔任幼稚園老師，獨負家庭生計，上奉老母，下撫幼子，每週還供給在獄中的張白帆零用金二十元（二等兵每月薪餉才七元半）。1957年7月31日上午八時半，徐冰軒穿著粉紅色旗袍，白皮鞋，雇了一輛大新汽車公司的粉紅色小包車，到板橋保安司令部第一訓導總隊門前，恭迎張白帆回家。連總隊長吳仲衡看了後都深受感動，勸勉張白帆一定要改過自新，不可辜負賢妻。但張白帆出獄後，在文壇與出版界，雖然意氣風發，最後還是與徐冰軒離婚另娶。

　　其實不只是張白帆想藉殉情的陳素卿寫書牟利，連說書、歌仔戲、話劇等劇本都出現了類似的故事，老蔣的特務們也深知省籍情結的敏感，《周成過台灣》與《林投姐》這種清代傳奇都不能放過了，更何況是《少女殉情記》這樣的真人真事？於是在1956年公布查禁。到了1960年代，台語電影蓬勃發展，在激烈的競爭下，陳素卿的故事當然不會被投資者遺忘。1964年佳成影業社邀辛奇執導，拐彎抹角的用日治時代的台語歌曲《河邊春夢》當片名，結果竟通過審查，而且大賣，這首歌至今也依然廣為流傳。1965年五大影業社也模仿這招，邀李金山執導改了名的《陳素貞與張博帆》，照樣獲准上映。但不通台語的老蔣特務們，等電影上映後還是會得到風聲，後來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偷渡法就失靈了。

　　到了1970年代後期，黨外勢力藉本土訴求而快速興起，這個將滿30年的命案，又被電影圈想到了，但先後有七種不同的劇本送審，都不能通過，偏偏門太奇公司就是有這麼好的運氣，或者說是有這麼大的本領，編劇林裕淵以批判年輕人自殺是不當行為當本片主旨，《生命的義務》竟然通過了審查，門太奇公司將這劇本轉讓給冠人公司，再改名《少女殉情記》，由劉尚謙、楊惠珊與施懿珍，分別飾演張白帆、陳素卿與徐冰軒，在1980年1月初開拍。拍片消息見報後，與張白帆早已離婚的徐冰軒，立刻致函新聞局抗議，新聞局也趕緊通知冠人公司「懇切勸導停止拍攝本片。如果不然，也請改變原劇本的結構、人物、故事，且不得以該殉情案作宣傳。」

　　但冠人公司負責人游冠人（本名游政雄）收到新聞局通知後不服，也委請律師段桓致函新聞局，表明《少女殉情記》劇本經送審通過，已投資數百萬元拍製，不可能停拍或修改內容。當時已年八十多歲的陳永裕，見徐冰軒抗議無效後，3月初也親筆寫了三千字的陳情書，向新聞局長宋楚瑜訴求：「陳情人閱報之餘，心痛如絞，數度昏厥，蓋因此舉將置故人九泉難安，生眷備嘗評論譏笑之苦境。」闖了禍通過劇本審查的電影處處長蔣倬民則說：「本片糾紛係法律之爭，非電影處管轄，但通過劇本不等於核准上演。意即除非問題解決，電影處通過本片上演機會不大。」

　　冠人公司不理會新聞局勸說，停拍此一敏感題材。9日上午11時，劇組人員在環河北路與酒泉街當年命案現場附近拍外景時，突有三名自稱是下寮幫的少年，手拿武士刀，要來收取「場地費」，製片游嵐開出即期三千元支票一張，由潘姓劇務交付，但三人強調只收現金，其中二人還追殺潘姓劇務，一名拍片工作人員想去附近公共電話亭報警，卻被十餘名少年圍堵，還好這時有一輛警方巡邏車趕到，兩名警員捕獲其中一名少年，送往大同警分局，以「無故攜帶兇器」裁處拘留七天。游冠人因而請律師段桓要求警方，派員到場維護演員安全，並追查是否有人在背後主使。

　　到了六月下旬，《少女殉情記》殺青，交由中華公司發行，並向新聞局電影處送審。電影處不想背負核准這部敏感電影劇本之責，又恐黨外勢力藉機宣傳，就草草修剪三刀(18公尺，約30秒) 後發給准演執照。刪掉的三處是描寫旅社苟合與少女懷孕，理由是違反社會風氣。但中華公司負責人孔志明與導演游冠人卻致函新聞局，表示嚴重抗議，並以副本分送總統府、五院、片協等機關，同時要求局長親自閱片。另一方面，中華公司在各報刊登的廣告、市街張貼的海報以及戲院櫥窗的劇照等，都以陳素卿殉情案為宣傳。新聞局認為片商簡直是「得了便宜還賣乖」，於是在7月19日上片之前五天，下令接受中華公司抗議，17日「複查」本片。

　　新聞局這一記回馬槍，讓孔志明與游冠人慌了手腳，因為如果「複查」結果是禁演，豈不前功盡棄？而且還血本無歸，於是立刻放低姿態、前倨後恭，向新聞局立下具結書，不再堅持「藝術」的完整，修剪的三段影片也不再請求發回。為了表示「悔意」，還收回所有市面上以「陳素卿命案」為題材的宣傳資料。新聞局見恐嚇收效，在17日晚間複查時，就只是象徵性的再修剪一刀後通過，並在戲院公會理事長陳文森和片商公會理事長周劍光的說情下，電影處答應19日上午發照，《少女殉情記》因此要在20日才得以上映，中國院線旗下的九家戲院，也因此首開先例，開了一整天的「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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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事就是這麼奇妙，大到國共內戰、小到兒女私情，都能在「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原則下化敵為友。陳素卿的父親陳永裕，無法讓新聞局以行政手段禁演《少女殉情記》，竟然與當年視如寇讎的殺女兇手張白帆，採取法律行動，聯名控告游冠人及孔志明誹謗，台北地檢處檢察官林天麟8月4日下午開庭偵查，除了傳訊雙方當事人到庭應訊外，並請新聞局專員遲琛出庭作證。張白帆在庭上強調，無論在警方或法院的筆錄中，都沒有陳素卿懷孕及住旅社的記載，他跟陳素卿間是絕對純潔的。陳永裕因年逾八旬，委由兒子陳憲政出庭，他說大姊去世時他僅七歲，對案情雖不了解，但以當年禮教而言，男女關係界線分明，她不可能跟張白帆有不清白的關係。證人遲琛則表示，新聞局剪掉三段對白，只是因為這些對白妨害善良風俗，而不是因為當事人的爭執而剪。

　　但陳素卿命案轟動一時，報章雜誌早就刊載了起訴書與判決書全文，裡面雖未提到陳素卿懷孕，但卻有「即於同年十一月發生肉體關係」及「自念失身，惶急萬分」的記載，加上張白帆出獄後曾在文星雜誌與李敖同事，卻在1972年因出版問題兩人開始纏訟，這時又加上李敖與文星老闆蕭孟能的官司，再次扯上張白帆。而李敖是史學家，手上還有一本1950年2月台灣省警務處刑事警察總隊印行「對外機密，列入交代」的《陳素卿命案偵查暨破獲報告》，陳素卿生前與張白帆有過性行為，應該證據充分。另外被告游冠人及孔志明應訊時，也拿出當年《新生報》，其中有張白帆向刑警大隊供認曾與陳素卿投宿旅社十七次，以及懷有身孕的報導，況且本片上映時，已應新聞局指示將男女主角姓名全部改掉。

　　最大爭議應該還是游冠人主張，原劇本《生命的義務》裡，根本沒有女主角住旅館和懷孕的情節，是送審通過後新聞局又發公函給他，表示該劇本因當事人表示異議，必須徹底改變其結構、人物、故事等全部內容，他才被迫將故事情節改編成目前的內容。檢察官偵訊一多小時後，最後決定於8月6日上午將往中國戲院看了該片後再議。但張白帆卻突於8月5日下午，改向刑庭提出自訴。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隨即停止偵查，將全案資料移送刑庭審理。8月23日上午，張白帆自訴案在台北地方法院開庭，由推事謝生富審理。這一次張白帆聘請的律師尤英夫在陳述自訴要旨時指出：「片中指陳素卿是因懷孕自殺，損及張白帆的名譽及陳素卿的名節，因而提起自訴。」對之前爭論的是否發生性行為部分則不再提。庭訊至11時許結束，庭上定9月4日下午看了影片內容再議。

　　9月20日上午，本案第二次開庭，推事謝生富再傳原被告雙方外，並請該片男女主角劉尚謙、楊惠珊出庭作證。兩人都坦承原劇本並無懷孕一事，是後來才加上去的。導演游冠人則抱怨說，為了應新聞局要求才修改劇本，拍這些情節又多花了一百多萬元，結果卻因此被告。纏訟至隔年3月18日地院宣判，判決書指出孔志明及游冠人先虛構「懷孕」事實，又在刊登的啟事中侮辱陳素卿的家屬，須負刑法上誹謗罪的刑責，因而各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個月，但可以九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少女殉情記》的誹謗訴訟，至此才告一段落。不過在本案裡，最倒楣的不是片商孔志明、不是導演游冠人，更不是男主角張白帆，而是揭發本案的《新生報》記者姚勇來、沈源璋夫婦。

　　由於陳素卿自殺之初，老蔣的特務們就已準備好了台灣版《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劇本，先發動輿論痛批陳素卿父母封建頑固，再用社會力量逼張白帆自殺，不自殺就由特務們「加工」，最後風光大葬於台大校園，成為族群和諧的愚民神話。但姚勇來跑來攪局，讓命案真相大白，外省人的男主角不僅是負心人，還是協助殺人的兇手；尤其是女主角「處女自盡」的神話被揭穿，害得傅斯年羞憤成疾，只能公告退還民眾捐款，到年底在省議會接受質詢時，因腦溢血而猝逝。老蔣的特務們從此恨透了姚勇來，1966年，調查局以「參加叛亂組織」為由，逮捕了姚勇來夫婦。姚勇來被判12年徒刑，出獄後在忠孝東路三段頂好市場後巷的香江大廈當管理員，兼賣香菸賺些小錢，1990年代初期病逝。至於他的妻子沈源璋，最後下場在《柏楊回憶錄》第33章裡是這樣記載的：

　　「她的全身被剝光，在房子對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繩，架著她騎在上面，走來走去。沈源璋哀號和求救，連廚房的廚子都落下眼淚。那是一個自有報業史以來，女記者受到最大的羞辱和痛苦，當她走到第三趟，鮮血順著大腿直流的時候，惟一剩下的聲音就是：『我說實話，我招供，我招供……』她要求調查員們把她放下來，暫時離開，允許她自己穿上衣服。調查員離開後，她知道更苦的刑罰還在後面，自己招供不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於是就在牆角上吊身亡。這個60年代的著名記者，除了留下若干有價值的採訪文稿外，最後留下來的是一雙幾乎暴出來的眼睛，和半吐的舌頭。她後來被宣佈的罪名是『畏罪自殺』，調查局仁慈的為她修築一個矮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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