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其他市場經濟相比，台灣向來更重視所得分配。因此在兩蔣時代，我們最自豪的還不是長達30年的平均成長率達到9%，打破了人類有史以來成長最快的紀錄；而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一改以往各國所得分配隨之惡化的前例，國內所得分配明顯改善，到1980年，最富有的1/5家庭，其平均所得僅較所得最低的1/5家庭，高出4.17倍，成為當時全球自由國家中的佼佼者。所得分配高度平均，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最貧與最富這兩個極端者為數甚少，大多數家庭都是所得相去不多、處於中庸狀態的所謂中產階級，構成這個社會平實穩定的主體，成為推動經濟進步、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的重要推手。

造成這種打破先例的發展模式，有許多原因；兩蔣時代的國民黨政權標榜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三民主義，高度重視所得分配，固然是一項重要的原因，但走上外銷導向的發展途徑，並且延續日據時代的基礎、配合重視升學的傳統，大力普及基本教育，厥功至偉。

所謂外銷導向的發展模式，其實就是憑藉本身貧窮落後、人口負擔沉重而造成的相對優勢，大量利用相對於先進國家而言極為低廉的基本勞動積極推展加工出口業，變相地出口廉價勞力帶動經濟發展。因此，經濟發展依恃的主力，就是分配最為均勻的基本勞動；又由於完全不須投入研發、品牌等具有大規模經濟的行為，加工出口業向來是中小企業的天下，台灣乃自然形成中小企業王國。中小企業之間在高度競爭與互動之下，所得幾無差異；在中小企業之內，老闆與員工打成一片，薪酬也相去無幾，這就為所得分配平均奠下堅穩的基礎。

當基本教育普及到幾無遺漏，每家每戶都能站在相同的立足點上力爭上游，產業的主流又是加工出口業，並不需要高深學識才能出人頭地，整個社會當然會以中產階級為其主體，而且階級流動性達到一個均衡的軌跡，這樣的狀態即能長保不衰。

了然於此，則台灣近年來所得分配持續惡化、中產階級不斷流失，其原因也就不難索解了。從1980年台灣所得分配平均達到巔峰之後，最富與最貧家庭的平均所得的差距就不斷拉大。到2001年，也就是政權輪替之後的第二年，上下兩端1/5家庭的所得差距達到6.39倍，雖然與若干市場經濟國家乃至中國大陸相比，還算差強人意，但與1980年相比，倍數已擴大了57%；最近幾年略有改善，但也始終維持在六倍以上。

換算成家庭數，最近一項主計處委託的研究報告就發現，從1980年到2006年，中產階級消失了82萬戶，其中近28萬戶幸運地晉升到上層階級，但有54萬戶則不幸淪入下層階級。在全國730萬戶家庭當中，這樣的變化的確十分驚人；這不僅表示貧富差距加大而已，更顯示有大量家庭向下流動，而使長久以來支撐社會安定、政治穩定的中流砥柱有所動搖，贏者全拿，弱者翻身無門，中產階級的流失，真正的悲哀在此。

究其成因，恰與過去所得分配趨於平均相反。首先是20年來，主政者早已唾棄三民主義，不僅不再關切弱勢者，還競與財團為伍，率先追求豪奢；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這個社會的幸運兒自然競相登躍龍門，那管路有凍死骨。阿扁前總統的百般聚歛、窮奢極欲，豈是偶然？

其次，1986年之後，加工出口業因國內環境劇變，無法容身，四散飄零，而使資本與技術密集度高的中上游及周邊產業急遽擴張；過去充斥全台的加工型中小企業遽爾衰亡，數十萬走投無路的業者不得不投身幾乎毫無競爭力的邊陲服務業以求溫飽，這兩者的明顯對比，導致所得分配日益惡化。

技術密集產業需要大量高技術人才，台灣正逢高等教育自由化，大專院校數十倍擴增，亦足以發揮過去基本教育普及的平均所得分配功能；奈何一方面主事者人謀不臧，另一方面青年學子日夜嬉戲自甘墮落，使高等教育受教者良莠不齊、判若天壤，益增所得分配之懸殊。

因此，今日中產階級流失、貧富日益懸殊，並非無因而至；除了產業走勢無可避免之外，其餘都是自取其禍，主政者尤難辭咎。對那些自誤誤人的年輕一代而言，我們也莫可奈何；但荒唐誤國的教育體制若不速悛改，不止那數十萬乃至愈來愈多淪落下層的家庭要持續受苦，整個國家也會被其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