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為了防治愛滋,你走進舞廳跟吸毒者接觸,什麼動力使你這麼做?
A:台灣發現愛滋病毒是民國70年,當時我就在性防所工作,大家對愛滋的震驚、恐懼、拒絕,使我決定走入人群。愛滋常被跟某族群聯想在一起,這是一般人的直覺,但我們看到感染人口在92年突然竄升,主要透過毒品針頭及性行為傳染,毒品感染跨越族群和性別,男性感染者比女性高。
第一次去舞廳,我像個異類,坐在吧檯舉牌宣導,等到有兩個年輕人靠過來了解,我才說明用意。面對這種疾病,我不做價值判斷,只關心年輕人、性工作者及每個人的健康,我擔心大家被感染。73年,全世界對愛滋開始大肆報導,當時萬華、大同、北投都有性工作者,接著廢娼,性工作者走入地下化,我們又怕感染擴大,才會培養一群退休公娼,請她們協助防治工作。我看到性工作者的卑微,她們害怕失去每一次交易,所以只要嫖客拒絕使用保險套,她們都會同意;被感染的機率擴大,我們只能教育她們「愛滋沒辦法治癒,仍然會傳染,使用保險套是保護自己。」幾年下來,民眾有進步,特別是年輕人。
性是美好、幸福的,每個人都有性行為,要被尊重,只是愛滋病毒不長眼睛,有它存在,就得注意。台灣在愛滋病的教育跟宣導方面,仍然不足,感染者多以年輕人為主。
保護自己避開危險
Q:看到年輕人的次文化越來越開放,心裡頭的感受如何?
A:我自己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就是因為很擔心年輕人這樣玩會出問題,才得更深入去了解他們的世界。轟趴是愛滋感染溫床,萬一這個疾病被不斷地copy出去,會有更多人受到影響。若我用教條式的方式來對他們,他們不會跟我接近。後來,我改用尊重、關懷,才能接觸他們。
在我的認知裡頭,搶救生命這件事不可以停止。曾有個感染者,本身患有皮膚癌、肺結核,轉了3所醫院,神志不清,面臨死亡,最後才被檢驗出病源來自愛滋病毒。當初醫生並不會告知對方必須做愛滋篩檢,他的太太感受到嚴重性,現在加入宣導。很多無辜感染者通常會喪失家庭關係、社會資源,但多半家庭,當子女感染愛滋,家長還是不願意接受外界關心。接近愛滋病患本來就是一項挑戰,它被歧視,資源非常窘困。
Q:這種棘手問題,怎麼處理?
A:90年我就把愛滋篩檢帶入人群,起先是針對八大行業的性工作者,因此認識了更多人,後來他們也投入愛滋志工行列。當我實際接觸這份工作時,我發現自己並沒有特別辛苦,因為大家都在做。壓力大,我就看日韓劇,感同身受時,我用哭來發洩;而我先生也很支持我,讓我很放心。這份工作讓我學習到接納與包容。其實沒有所謂的危險族群,不懂保護自己的人,都是高危險群。
記者許家峻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