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稅制不公，多數巨賈靠炒作土地豪宅致富，政府卻未能將漲價歸公，還貼心地不用實價向富豪課稅，導致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多年來持續加大。至今已成為典型的Ｍ型社會，富人與窮人，分占總人口兩端，難以逆轉。

　如果仔細檢視這些企業大老闆的發財軌跡，不外乎循著下列幾個終南捷徑。

　首先，他們會成立一個企業。要不借殼上市，要不透過人頭與內線交易，很快地讓自己擁有企業多數股份。如果是高科技業，還可以享受政府慷慨給予的多種優待。掌握了企業經營權後，就得僱用自己人當會計，所有的個人及家庭開銷，都可以用公帳報銷。從雙B轎車、豪宅，到包養小三，都可以從公司特定戶頭支付，還可以免稅。

　經營企業自然要能賺錢，越多越好。台籍大老闆就會藉著打小白球機會，互相請教如何逃漏稅、減少固定人工費用。如果是汙染工業，就要打聽如何逃過環保查緝或降低汙水廢氣處理費用。必要時，透過立委或民代「為選民服務」（說「關說」太忌諱）與環保官員達成「諒解」。

　每個企業主賺了錢以後，就設法購買廠房土地。他們發現土地的增值與地目變更以後所產生的暴利，遠遠超過本業。有些大老闆，乾脆自己經營建設業，自己買賣土地、販售廠房樓房，肥水不落外人田。

　每個企業主接受訪問時，都會大言不慚地說，員工是公司最大的資產。而實情是：員工經常是他們最大的負債。因此，能夠用派遣工就用派遣工，能用外勞就用外勞，必須聘雇員工就1人當3人用，且十多年不給加薪。

　為了減少固定人事成本，讓自己入袋的財富增加，許多老闆就會借口要遷廠到中國大陸，降低生產成本。逼著台灣員工要不拋家棄子一起搬到大陸，要不就自己主動辭職，公司還省了一筆遣散費。

　年營收超過2000億的封測上市公司日月光，大老闆張某，就是這麼一號人物。他一方面經營建設公司賺錢，個人資產累積近千億。但他寧可分期付給小三近億元現金，卻不斷壓低員工薪資；寧可用外勞也不用本勞；寧可遷廠到上海也不要繼續在台擴廠。

　地方政府則對該廠多年排放汙水視若無睹。東窗事發後，才開出區區60萬罰單。大老闆寧可用給小三買名牌包的零用錢去繳罰款，也不願蓋一棟花費1到2億的汙水處理廠。地方政府還準備拿人民納稅的37億元來整治被汙染的後勁溪。

　張姓老闆為富不仁，不會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地方政府助紂為虐也不會是頭一遭更不會從此絕跡。還有太多的台籍大老闆，秉持者與張老闆一樣的思維，寧可自己吃的漲死撐死、小三一個接一個拚命地養、豪宅一棟接一棟地買，卻不肯丟根骨頭出來，讓員工分享一丁點他們財富的零頭。

　相較於台籍老闆的自私不仁，兩位同樣家產萬貫的美籍華人老闆，卻有著與台籍老闆完全不一樣的作風。

　他們就是來自台灣的杜紀川和孫大衛。在洛杉磯創業，成立金士頓公司的兩位華人老闆，以善待員工出名，多年蟬聯美國「財星」的「最佳雇主」。1996年這2位華人老闆發了1億美元現金，給員工當年終獎金，平均每個員工領了800萬台幣，轟動全球。

　在美國，我們看到老闆互相比賽誰對僱員更好，爭相讓公司進入最佳僱主排行榜；在台灣，我們看到老闆互相比較誰最能節撙人事費用，誰更摳門。

　也難怪，美國公司鼓勵員工創新、創造利潤，員工願意踴躍提供意見；台灣員工則習慣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人願意花心思為公司創新或創造利潤。其中的差別，就是老闆到底是把員工當成重要資產，或是當成敵對的討債鬼。（作者為科技業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