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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搶救真實的歷史
作者: 石門民宿	日期: 2012.06.16　　天氣: 　心情:

搶救真實的歷史：作家沈寧休斯頓開講民國

【文心社休士頓消息】
「民國」這兩個字，實在是中國人心裡最複雜的一個字眼。很多年中，隔著那艘南湖裡的紅船，「民國」的歷史就藏在那煙雨蒼茫之中。
如今，共和國的歲月已過了甲子之年，關於「民國」的記憶卻越發地鮮亮起來。人們開始懷想民國，不僅僅是民國璀璨的文學，還有民國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民國裡的人物。　　
感慨《中華民國史》煌煌十卷在北京問世，熙攘的首都街頭，書店裡赫然醒目的竟是《蔣介石日記》。新春伊始，我在電話裡邀約老同學沈寧來休斯頓演講：「談談你心裡的民國吧！」沈兄爽然應允，且笑道：「因為我是1947年出生，也算是民國裡的人啊。」　　
沈寧，祖籍浙江嘉興，外公為現代史著名歷史人物陶希聖，伯父即為現代史著名「七君子」之一沈鈞儒。
沈寧1977年考入西安西北大學，畢業後任陝西電視臺導演。1983年赴美國留學，曾任美國之音新聞主播，美國空軍學校教官等。目前已出版《美國十五年》、《戰爭地帶—目擊美國中小學》、《商業眼》、《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美軍教官筆記》及長篇傳記小說《嗩呐煙塵》、《百世門風》、《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等，敘述了許多民國人物的難忘故事，如蔡元培、郁達夫、杜月笙、蔣介石、胡適、陳佈雷、蔣緯國等，用他的話說就是「搶救真實的歷史」。　　
2012年2月18日下午，美南作家協會的會場座無虛席，沈寧則以「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需要理性研究」破題，逐步介紹了民國肇始後新聞自由、官員清廉、文化燦爛之情形，輔以家庭交往和歷史照片，娓娓陳述了他個人獨到的見解。述及到自己家庭滄桑和成長經過，特別提出許多歷史遭到的扭曲，以及搶救歷史真相之必要，令人慨然動容。　　
有關沈寧休斯頓演講的精彩內容，最好的報導就是秉筆實錄，在此擇取其主要段落，以饗文友及讀者。下面即是根據沈寧現場演講的錄音所刪節整理：
沈寧：
我對民國有特別的感情。第一，我是民國時期出生在南京，那時候南京是民國首都，我的母親是總統府秘書。我外祖父和母親都跟蔣介石有很深的關系，我父母1946年在上海結婚的時候，當時的上海市長錢大鈞將軍主婚，蔣介石差人送了一幅親筆字，49年之後上級收繳了。第二，我家的長輩裡有不少人，在民國期間很有聲望，我從小聽過許多故事，也見過他們之中的一些人。第三，我學文出身，喜歡寫作，出版過幾本講歷史的書，做過些相關的研究，多瞭解一些史實。我特別有一種危機感，覺得現在太需要搶救民國時期的歷史，如果我這一輩人再不努力做這件事，民國歷史的很多真相可能會喪失，再也找不回來了。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回過頭來看，從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間，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民國期間，實在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雖然民國建立之後的三十年間，內憂外患不絕，戰火烽煙不斷，可正是那段期間，中國各行各業，都積極轉向現代化，社會空前繁榮，並在贏得國際尊敬。　　
先看民國時期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時最有名的報人是張季鸞，陝北人，是我叔祖沈衛老太爺的學生。我家老太爺當時是陝西學台，辦了個宏道大學堂，張季鸞是學堂裡的學生，他到日本留學，也是我家老太爺辦的手續，給的學費。張季鸞主持大公報之後，提出四不主義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大公報》從不把國民黨的規定放在眼裡，整天發表罵國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蔣介石在南京開宴會，軍政大員數百，首席主客是張季鸞。張季鸞死了，歸葬陝西，蔣介石親自跑去，扶棺下葬。
我父親的好友陸鏗先生，做過中央日報采訪主任，發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中央日報》是國民黨黨報，黨報上罵黨領導，今天看是不是很奇怪。可民國時期，並不少見。蔣介石很生氣，我外祖父找陸鏗談了一次話，就算完事，陸鏗繼續做主任，別說逮捕殺頭，連職都不降。前些年我在舊金山找陸伯伯聊天，他還耿耿於懷，說我外祖父當時跟他談話態度不好。　　
那年頭，罵蔣介石最有名的算是馬寅初，在重慶當面撕破臉的罵，據說給關到牢裡去了。這個說法是真是假，我有點懷疑，因為正是馬老先生坐牢期間，他有書出版。那麼他到底坐牢了沒有，就算他是坐牢了，大概也是高級監獄，沒有受刑，老虎凳辣椒水，居然還可以著書出版。
我的二伯父沈鈞儒先生，也是當時專門跟國民政府過不去的主，關了監牢，那是真的，他在牢裡寫字幅還我河山。看看這張照片﹐那像是坐牢麼？坐籐椅，穿長衫，紙墨筆硯伺候，寫那麼大的字，掛牆上，還讓人照相。馬寅初沈鈞儒最後都放了，出來繼續罵蔣介石，還受尊敬。　　
說到四大家族，我很懷疑。謊話重複一千遍，不信也得信。我父親有一次到廬山參加記者招待會，宋美齡發表完講話，我父親站起來問「四大家族」怎麼貪汙腐敗，宋美齡駁斥他，弄得滿場記者都低著頭不敢坑聲。不過後來蔣夫人對我家裡人還是很好，很和善。蔣夫人非常了不起﹐她活到一百多歲，就說明她不是整天算計勾心鬥角的人。
抗戰期間，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蔣夫人宋美齡代表國民政府到美國求援，對美國國會做演講，浩然正氣，自信從容，舉止高雅。她的風采當時傾倒美國國會，演講之後，全場起立，掌聲達四分鐘。當時的國會發言人把迎接宋美齡到場那天譽為美利堅驕傲的一天，讚美中國第一夫人是地球上最傑出女性之一。美國有人評論說：蔣夫人在國會大廈駐足三小時，是美國歷史不能缺少的一頁，也是一個世界性事件。　　
再說宋慶齡。父親生前是宋慶齡基金會的常務理事，老爺子過世之後，我們兄妹從美國回北京，受到宋慶齡基金會邀請，到宋慶齡故居去訪問座談，宋慶齡故居的園子很大，在北京後海，以前是納蘭的王府，可是宋慶齡住的房間確是相當簡樸，我們去看，不能相信她在那裡接見外國元首。我想，以前在國民政府做過官的人，大概怎麼著也貪汙腐敗不起來。
被歸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先生，跟我外祖父很要好。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從重慶搬回南京，我外祖父拿著中央日報的搬家費，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沒有了。正愁中飯沒著落，陳立夫先生走進門來。他到新街口辦事，聽說陶希聖剛搬到這裡，就來噌中飯。外祖母沒轍，只好抄兩碗蛋炒飯打發。陳立夫退休來美國，怎麼個活法？開養雞場。吃蛋炒飯，開養雞場糊口，像是「四大家族」幹的事嗎？　　
我的外祖父是蔣介石侍從秘書，國民黨中常委，中宣部長，中央日報董事長，可以算高幹了。剛到台灣，不管多大官，中央黨部和《中央日報》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臺北新生路和信義路買了一處小宅子。那時候這個地方只有一些日本式小洋房，空空曠曠，價格便宜，不像現在這樣高樓大廈樓。買了房子，到《中央日報》去申請傢俱，只領到一張吃飯桌子，四條桌腿，上面架個木板。加四把折疊木椅，不夠五個舅舅每人坐一個，更沒有外祖父的坐處。外祖母只好自己買回兩個書桌，四把椅子，讓舅舅們勉強能做功課。五個舅舅上學，每天中午放學回家要吃飯，時間緊，飯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隊買米買菜，經常來不及，只好買些麵粉，回家煮面條。
後來王惕吾先生聽說了，不忍心，送兩袋米來。外祖母買個大瓦缸存放，搬家幾次，大瓦缸一直保存著，沒有碰壞，為了留做紀念，舅舅們至今還感激王惕吾先生，時常對我們講。　　
再看民國的學問家教育家，胡適、蔡元培、王國維、陳寅恪、梅貽琦，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葉企孫、錢學森、華羅庚，都是民國造就的人材。還有藝術家，趙丹、白楊、梅蘭芳、馬連良、吳祖光、新鳳霞、紅線女、常香玉，文學家魯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從文、張愛玲，美術家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鴻﹐總而言之，大家扳手指頭數數，從民國時期之後，六七十年過去，到今天，有哪個中國藝術家文學家的成就，能夠超過這些人。連說相聲的都沒一個比得了侯寶林。　　
聽說去年海外作家回到福建，參觀林語堂故居，想想林語堂那時候，民國時期，不管他寫什麼，都能出版。這道理挺簡單，先要能出版，才能出大師。我有時候琢磨如果莎士比亞、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生在中國，會怎麼樣？如果生在民國時期，也許還有點戲，要是沒生在民國時期，那就栽了。林語堂要不是活在民國時期，他絕成不了大師。
還有張愛玲，不槍斃就算她走運，還想出書？巴金曹禺沈從文老舍錢鍾書茅盾，離開民國時期那個環境，又活了好幾十年，可是怎麼樣？　　
要說民國人物，頭一個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前兩個月過雙十節，丹佛英文報紙登一篇報導，說中國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孫中山正在丹佛為民國革命募捐。他在博多演講，接到革命軍電報，催他回國就任大總統。孫中山急忙動身，坐了一個月的船，才到上海。我讀了之後，才知道丹佛跟民國還有這麼一段緣分，挺震驚。我們實在對民國歷史知道得太少了，必須趕緊補課。　　
孫中山之後，早期民國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凱。不管後來人怎麼評論袁世凱，罵他賣國是不尊重歷史。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日本為竊取在中國的利益，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袁世凱絞盡腦汁，動用各種手段，並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爭取民眾支持。先後歷時三個月，談判25次，逼迫日本兩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後通牒，用支持革命黨發動戰爭威脅，袁世才答應了日本的修正案，簽署其中關於山東和南滿的兩條，這兩條都沒有喪失中國主權。這些史料原件據說還保存在天津博物館內，有案可查。
但是至今還是有媒體，繼續編造袁世簽署二十一條的謠言。民國時期的政治領袖﹐至少不賣國﹐而民國時期之後很多人﹐連這條底線都保持不住。　　
日本人到了華北，總想找北洋軍閥出來做傀儡，沒有找到段祺瑞，可是找到了吳佩孚。在大多中國人的印象裡，吳佩孚是個野蠻粗魯的軍閥，那又是被欺騙。其實吳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試，他以第三名中秀才。後來得罪了縣太爺，被割了功名，才流亡從軍。也因此，他比其他草莽英雄高明許多，能力強，功勞大，很快成為統領中國半壁江山的大帥。
美國《時代》週刊創刊於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國人封面，不是孫中山，不是蔣介石，而是吳佩孚，稱他是中國最強人。當時美國人認為，最有希望統一中國的人是他。史達林派到中國的特使越飛，給史達林拍電報說：從吳佩孚那裡回來，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組織：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尤其出色。吳佩孚的死，比較一致的說法是被日本特務所害。
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吳佩孚戰敗，隱居起來。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通電反對偽滿洲國。1935年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請吳佩孚做華北王。吳佩孚拒絕。七七事變後，日軍又請他出任北平維持會會長，他不幹。1938年日軍把華北偽政權和偽南京政府合併為一個漢奸政權，又拉吳佩孚做中國王。吳佩孚仍舊不答應，日本人很惱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務川本少將，日本軍醫石田，帶了衛隊，到吳佩孚家，藉口給他治牙病，強行開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絕身殉國。1940年1月24日，吳佩孚出殯，送行隊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發沿途聚集，電車汽車全部停駛。　　
我從小聽大人講，我家有幾個救命恩人。其中一個是杜月笙和萬墨林，上海灘上有名的青幫老大。為從上海日本人手裡營救我的母親，杜月笙從香港飛重慶，面見蔣介石。回香港的時候，遇日本空軍阻截，猛烈掃射。機師把飛機一路升高，甩掉日機。當時飛機設備簡陋，飛至八千尺，空氣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難，幾乎窒息。杜月笙下飛機，被擔架抬回家，經醫生急救，才喘過氣來。從此杜先生身體就垮了，最後也是因為氣喘病過世的。所以是杜先生以命換命，救出我母親的性命來的。　　
杜先生到重慶，把外祖父帶到香港的汪日密約影件，給蔣介石看。蔣介石看過，決定公佈天下。安排妥當之後，杜月笙提到，我的母親和兩個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質。蔣介石聽了，就把汪日密約放回到檔案櫃，告訴杜月笙，先把我母親他們救出上海，然後再公佈密約。因為蔣介石這個命令，母親才被杜月笙的五十個槍手營救出上海。　　
長輩中的朋友郁達夫。我外祖父在安慶法政專科學校教書的時候，郁達夫剛從日本回國，在安慶一中做教員，成了朋友。他們一群文友墨客都沒有帶家眷，常在一起聚會。只有郁達夫帶了元配太太孫荃，郁達夫是個多情種，很愛自己的鄉下女人。上課也好，聚會也好，不管多忙，有個十分鐘二十分鐘，一定趕回家去看老婆。安慶是個山城，爬上爬下的，郁達夫為看老婆，走路旋風一樣。我的外祖父說，那一份濃情，很是難得。誰也想不到，五年之後，郁達夫到上海﹐一參加革命，立刻變心，把孫荃和子女趕回老家，自己與王映霞在杭州訂婚。　　
現在的人很少瞭解蔣百里將軍。他跟我父親是同鄉，浙江嘉興人，自小習文，中過秀才，跟梁啟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到日本留學，讀軍事，為富國強兵。他在日本軍校讀書，成績出色，全校第一名，獲天皇賜刀，讓日本人很丟臉。回國後，他任保定軍校校長。他曾經作為蔣介石特使，訪問歐洲，面見過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見過義大利獨裁者墨索裡尼，替中國軍隊爭取武器裝備。1938年蔣百里病逝後就地埋葬，過了十年，1947年好友協助遷葬，起棺發現，竟然屍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楨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國戰勝矣！」一時眾人泣不成聲。遺骸火化後遷葬西湖。
蔣百里的夫人是個日本人，他的三個女兒都非常美麗，其中一個蔣英，歌唱家，是錢學森夫人。小女兒蔣和，跟我父母大學同班，後來在北京做德文翻譯，我小時候經常跟隨母親到她家去聽故事。　　
近幾年國內開始有選擇地公佈一些歷史真實，其中包括抗日戰爭時期的高陶事件。感興趣的，可以找中央電視台的五集電視片《奪命追逃》來看，主角是我的外祖父，還有我母親一些鏡頭。1949年蔣介石撤退台灣，乘軍艦離開上海，到了吳淞口，我的外祖父惦念我母親，請求蔣介石停了船，發電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派人到我家接母親和我，坐快艇到吳淞口登船，一塊出海。母親堅決沒有走。　　
說到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先生跟我家是同鄉﹐我的父親跟陳佈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中學同學﹐而且曾經跟小女兒陳漣戀愛﹐後來陳漣在西南聯大﹐又跟我母親同學。再後來陳漣參加共產黨﹐跟我的父親斷絕戀情﹐與袁永熙結婚﹐幹革命去了。他們夫婦在北平被捕﹐押送南京。蔣介石讓陳佈雷處置﹐其實就是放陳漣他們一條生路﹐結果陳佈雷當然就把女兒放了。陳漣他們到了上海﹐就是住在我母親家裡﹐過了幾天北上山東。山東當時是共產黨根據地。四九年後﹐陳漣是高幹﹐我父親調到北京後﹐去天安門看遊行﹐在觀禮臺上遇見陳漣﹐打了個招呼。從此就沒有再見到過。後來陳漣的經歷﹐各位去看這本書﹐叫做《兩代悲歌》﹐裡面提到的沈君﹐就是家父。　　
其實蔣介石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我的外祖父執筆替蔣介石寫《中國之命運》，逐字逐句蔣介石都改過。《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後，眾說紛紜，蔣緯國不高興，跑去找我外祖父理論。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來給他看，每頁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紅字，根本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筆，整本書實際都是蔣介石自己寫的。　　
歷史不應該遺忘，1942年10月初，蔣介石敦促美國等西方國家自動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平等新約，隨後西方各國陸續同中國簽訂新約，危害中國近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廢除。10月蔣介石與美英蘇聯合發表四強宣言，共同擔負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責任。
1943年11月18日，蔣介石偕同宋美齡前往埃及，同羅斯福、丘吉爾舉行開羅會議，主張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台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會後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那時候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並列，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主要領導人。　　
講民國，絕對繞不開抗日戰爭。現代世界歷史上，哪一場戰爭，比中國的抗日戰爭更加慘烈，比中國的抗日戰爭犧牲過更多的生命？沒有。同時，現代世界上，哪一個民族，比中國人對待自己那段偉大歷史更加淡漠，比中國人對待自己那些民族犧牲更加輕描淡寫，比中國人對待英勇捐軀的同胞更加蔑視，甚至不惜對死者繼續惡毒謾罵和侮辱？也沒有。　　
在這裡，必須舉幾個具體數據，請各位自己分析。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逐漸成為亞洲頭等強國，又經長久備戰，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已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而中國剛經歷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常年征戰，消耗巨大。抗日戰爭初期，國軍海軍僅有五萬噸兵船，空軍僅有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加預備役共二百五十余萬，士兵缺乏教育，軍官缺乏現代戰術訓練。　　
抗戰初期，日軍一個師裝備五千多匹馬和五百多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國軍每個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多數師沒有裝備坦克和大炮，更談不上陸空協同。國軍士兵大多在戰場上遭遇日軍坦克，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等新式武器。全國可動員兵力四百萬餘萬，步槍總共只有一百萬支，兵工廠每月用來造兵器子彈的原料三百噸，要靠美國飛機空運輸入。製出的子彈，包括機關槍子彈，平均每個士兵才分得四發。史迪威將軍任美國駐華武官時，親眼看見一九三八年國軍一個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每挺配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就射完了。　　
抗日戰爭初期，國軍裝備和力量，根本無法與日軍對抗。一九三六年，整訓的國軍只完成了一半，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分尚未運到，連囤積起來准備打半年仗的糧食彈藥，也還不足三份之一數量。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不得不接受展開全面抗日的條件。接著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爆發，全國人民抗戰呼聲更高，國民政府被迫對日宣戰，匆忙把准備不足的國軍開上前線，正面與日軍作戰，雖然國軍將士英勇奮戰，終究裝備相差太遠，屢戰屢敗。　　
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總兵力超過七十五萬，一戰便傷亡四十餘萬官兵。馮玉祥回憶，在上海戰場，一百里以外看，半邊天都是紅的。我們的隊伍每天一個師、一個師，兩個師、兩個師地加入前線，有的師上去之後三個鐘頭就死了一半，有的堅持了五個鐘頭就死了三分之二。
我的舅公萬耀煌所率二十五軍，在淞滬會戰中全軍覆沒。剛才提到史迪威將軍親眼看到只有四挺機槍的國軍那個團，在德安戰役中，與火力強大的日軍激戰了兩晝夜，犧牲六百將士，傷五百官兵，剩餘官兵奉命後才撤出陣地。　　
八年抗戰，國軍空軍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飛行員殉國，四百六十八架戰機被擊落。國軍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國軍傷亡官兵達三百二十二萬人，二百○六名國軍將領為國捐軀，包括八名上將，四十一名中將，七十一名少將，計有集團軍總司令兩名、軍長八名、副軍長兩名、師長二十名、副師長十三名、旅長十七名。殉國的二百0六名國軍將領，全部是國民黨員，大多是黃埔畢業的俊傑。　　
去年是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我寫了一本書，叫做《矗立心底的紀念碑》，我在序言裡有這樣幾句話：「想一想，我們今天之所以還活著，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繼續生存著，就是因為那些英雄們曾經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我們欠著他們成千上萬的性命，欠著他們無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們不能在祖國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聳的抗戰紀念碑，我們至少應該在每個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聖的抗戰紀念碑。」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各位。

★陶希聖（1899年－1988年6月27日）
名匯曾，字希聖，以字行，筆名方峻峰。湖北黃岡（今屬武漢市新洲區）人。中國國民黨理論家，曾為蔣中正執筆寫《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等書。
生平
陶希聖幼讀詩書，9歲被在豫省任候補知縣之父送入開封旅汴中學（河南省立第一中學前身），續就學於武昌英文館。十六歲考上北京大學預科，師從沈尹默、沈兼士，課本有《文心雕龍》、《呂氏春秋》、《淮南子》、顧炎武《日知錄》、章太炎《國故論衡》、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等，並自修《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
陶希聖對北大回憶是：「民國初年，貴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邊有一個學生坐自用人力車來上課……兩院一堂是八大胡同（當時的妓院集中地）受歡迎的重要的顧客。兩院是國會參、眾兩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
1924年，陶希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同時在上海大學、上海法政大學、東吳大學等校講授法學和政治學。1927年初，陶希聖應聘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中校教官，參加北伐革命軍工作，從此以「陶希聖」的別名取代本名「陶匯曾」。
1929年後，在上海復旦大學、勞動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上海法學院、立達學園及中央大學任教；同時與周佛海、樊仲雲等創辦新生命書局。1931年1月，陶希聖受聘為中央大學教授，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法律思想史。教授之餘，仍筆耕不輟，《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一書即此時代表作。同年暑假後，應北京大學之聘，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史」等課程，並輪流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師大、朝陽大學等校兼課。
1938年12月，隨汪精衛出走河內，前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39年8月，陶希聖赴上海，參加汪精衛與大日本帝國的談判。
1940年1月，陶希聖與高宗武脫離汪組織，在香港聯名揭發「汪日密約」，國史稱高陶事件。後陶希聖留港辦《國際通訊》。陶希聖與胡適有交情，當年陶捲入「汪日密約」中進退失據時，惟一想到可以寫信表達心聲的人就是胡適。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九龍。1942年初逃離香港，經韶關、桂林回歸重慶，任侍從室第二處第五組組長。
1949年，隨國民政府赴台灣。歷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日報董事長、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職，晚年「每晚必看電視。常孤燈獨坐，凝視默想，俟十一時電視播完，然後拂紙屬文，往往至深夜，日數千字，習以為常。所為文大半以實所主辦之《食貨》月刊。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評價
作家李敖形容他「長得小眼方臉，面似京戲中的曹操，講話深沉多伏筆，是我所見過的城府最深的人物。」陶希聖曾在《八十自序》中審度自己：「區區一生，以讀書、作文、演說、辯論為業，人自稱為講學我志在求學。人自命為從政者，我志在論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毀其名，而名益彰。……我無以為報，只是常抱一顆感謝的心。庶可遙望論語『學不厭，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
陶希聖曾創立著名的「食貨學派」，顧頡剛說他是「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級人物」。20世紀第一部關於唐代社會史研究專著《唐代社會概略》係陶的學友黃現璠著，陶希聖為之序。
後代
長女：陶琴薰（1921－1978），婿：沈蘇儒（1919－2009）
長子：陶泰來，媳：晏章沅
孫：陶德三（1955－），筆名郭箏
三子：陶恆生（1931－），媳：劉德順
四子：陶晉生（1933－），媳：鮑家麟
五子：陶範生，媳：戚瑞華
六子：陶龍生（1940－），媳：張國雲

★沈鈞儒（1875年1月2日－1963年6月11日）
字秉甫，號衡山，浙江嘉興人，晚清進士，著名社會活動家、政治家、律師。
生平
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75年1月2日）出生於蘇州，光緒三十年（1904年）考中末科進士。次年，年留學日本。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回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監督、浙江省咨議局副議長。
辛亥革命爆發後，任浙江都督府警察局局長、浙江省教育局局長。民國元年（1912年）加入同盟會。民國十一年（1922年）任北京政府參議院秘書長。民國十五年（1926年）北伐軍攻克浙江時，任浙江省臨時政府政務委員兼秘書長。民國十七年（1928年）任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
四一二政變後，沈鈞儒被拘禁，後經營救獲釋。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抗日戰爭前夕，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被國民政府逮捕，成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戰爆發後出獄，籌建抗敵救亡總會，任主席，並創辦《全民周刊》、《全民抗戰》。
民國十八年（1939年），組建統一建國同志會，後又與黃炎培等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沈鈞儒當選中央常務委員。抗戰勝利後，擔任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代表民盟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次年，民盟被政府取締，沈鈞儒堅持鬥爭，在香港主持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聲明將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沈鈞儒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此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同時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屆中央副主席，第二、三屆中央主席。1963年6月1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終年89歲。

蔣方震（1882年－1938年11月4日）
字百里，以字行，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寧州硤石鎮人。中國近代軍事理論家，陸軍上將，被後世讚為「一代軍神」，是「論持久戰」的最早提出者。
生平
蔣氏啟蒙於鄉間私塾，接受制義教育，1898年通過科舉鄉試成秀才，1899年入浙江求是書院，學「實學」。
1901年，因獲地方官員賞識，受其援助赴日留學。蔣氏入讀清華學校，繼而肄業於成城學校。這期間，蔣氏組織浙籍留日學生成立同鄉會，編印刊物《浙江潮》，同時擔任首屆主編。此外，蔣氏亦多次參加留日學生的學生運動。
1906年蔣氏回國，在趙爾巽幕府任督練公所總參議，但為張作霖等舊軍人物排擠，同年赴德國深造軍事。
1910年再回國，得日本士官學校同學良弼提拔，就任禁軍管帶，後轉趙爾巽幕再任前職。然而旋即發生武昌起義，同省同屆的士官同學蔣良簋時任浙督，蔣氏受其邀而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其後拜門師蔭昌薦蔣氏於袁世凱，袁氏遂任蔣氏為保定軍官學校校長。由於經費受陸軍部制肘，自感失信於師生，曾因此發生了一宗蔣氏自殺未遂事件，輿論嘩然。
1913年蔣氏因此轉任為總統府軍事處一等參議。
1916年，袁世凱稱帝，蔣氏流亡至廣東，響應蔡鍔興兵討袁。不久袁氏憂死，會蔡鍔亦有疾，遂陪同蔡鍔至日本就醫。後來蔡鍔不治身亡，蔣氏因而失去政治靠山，遂在1917年任黎元洪總統府顧問。往後數年間，蔣氏公職清閒，閒來著書立說，擔任一些雜誌的編輯、組織詩社等。1925年為討張作霖，任吳佩孚總參謀長，後來吳佩孚決定聯奉擊馮，蔣氏遂辭而投靠孫傳芳。接著孫傳芳又向張作霖靠攏，蔣氏又離開孫傳芳。
1929年，唐生智擁兵討蔣介石，因蔣氏與唐生智過從甚密，且唐為其保定軍校任職校長時期的學生，遂受牽連被國民黨收押入獄，至1931年才得以獲釋。
1933年赴日考察，回國後提出中日戰爭不可免，提出國民政府備戰，並擬就多項國防計劃。
1935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奉命以特使身份到歐洲考察軍事，並秘密游說德、意支持中國。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蔣百里在西安調解張學良。
1937年作《國防論》，次年卒。
佚事
傳聞在日本軍校，就算蔣百里不拿第一名，日本人仍然拿不到天皇賜刀，因為當時的第二名是蔡鍔。
但實際情形是，蔣百里1904年入學，應該是17期。蔡鍔是1904年畢業回國，應該是16期，兩個人不是一期的，而且陸士優等生賞賜品一開始是望遠鏡，後來換成了銀表，沒說有佩劍，只有陸大前六名畢業生才有天皇賜刀。號稱軍刀組。而進陸大需要陸士前20%的成績和日本部隊的推薦，外國人只能是旁聽生，沒有哪個是真的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
1911年，蔣百里從東北逃亡，張作霖素惡其人，派人追殺至火車上。蔣氏因內急，火車上的職員打開了洗手間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鎖(原本火車在發車前不會供人使用洗手間)，因而得免。
1913年蔣百里任保定軍校校長時，曾因校務有求於陸軍部被拒，有感失信於學生，集會時在師生面前以手槍自戕，幸有侍從迅速將槍奪下。之後結識日籍看護佐藤屋子，與其結婚，婚後佐藤屋子改名為左梅。二人之女蔣英是著名音樂家，為「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妻。
1937年蔣百里在廬山為國民黨高級軍官講學，所著結成《國防論》。其他著作有《孫子新釋》，《歐洲文藝史》等，結集出版《蔣百里先生全集》。
1938年將軍病逝後就地殮葬，1947年其好友陳儀等協助遷葬，起棺時，竟然屍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楨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國戰勝矣！」一時眾人泣不成聲。遺骸火化後遷葬西湖。
研究者將其人生分作，早年、中年、晚年三個階段。縱觀其一生來看，其際遇的轉折，該三階段的分界確是顯而易見的。
早年階段，意指蔣氏出生至1916年，而1916年的轉折處在於蔣氏失去蔡鍔這位摯友兼其政治靠山。這時候，蔣氏少年得志，日本大正天皇賜刀一事，已令其名揚海內，其回國後也活躍於時局。而且蔣氏的出身與經歷，也是很多清末民初精英的典型，實為研究者值得珍視的一環。
中年階段，意指196年至1930年，受唐生智牽連而成為階下囚。這時，蔣氏退出主要政治舞台，居閒職令其有餘暇撰文，得以組織其國防理論。當中，蔣氏推動湖南、浙江兩省的聯省自治運動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二十年代中期，蔣氏本有機會東山再起，可惜誤投政治籌碼於孫、吳。北伐早期，對蔣介石餌之以總參謀長不為所動；北伐剛成，對蔣介石命之以勸誘唐生智抵死不從，似已註定其鋃鐺入獄的下場。
晚年階段，意指1931年出獄後至其1938年死去。這時候，由於先前誤投政治籌碼，在蔣介石主政之年，自是有志難伸。然而由於蔣氏頗有名氣，蔣介石亦利用其擅長的羈縻手段應付蔣氏。先是命其為特使赴歐，後任其為陸大的代理校長。蔣氏仕途雖不得志，唯其戰略觸覺益發老練，寫下不少猶如「預言」的論文，屢於事後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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