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izette Alvarez；譯/陳靜妍


(照片/紐約時報提供) 

 在八十五年的歲月中，法蘭克林‧賀博斯三世不斷地在坎坷的人生際遇中化險為夷。
他十歲就成為孤兒，卻因此得到慈愛、富有的祖父母照顧；
他因第二次世界大戰離開哈佛，退役軍人法案又送他回去讀商管研究所；
而他在事業不安定時，也經常碰上有利、圓滿的機會。
 
一九四五年冬天，他在硫磺島時也是如此。
賀博斯這位沒有經驗的下士隸屬於陸軍通訊兵團，他懷疑自己是否有辦法逃離這日本島嶼上飽受砲火圍攻的沙灘。
但他遇到來自底特律、熟知都市叢林法則的史納爾。
史納爾只丟了幾個字給他：「法蘭克，緊跟著我。」他們一起爬下船，越過二十幾名死傷的陸戰隊員。
 
「我以前從來沒看過死人，」賀博斯回憶道，「真可怕，海水裏、沙灘上都是死人。」 
他的槍掉進海裏，他只好彎身從死者身上撈了一把槍。

他和史納爾的任務是保住性命以設立通訊設備，於是他們在沙灘上挖了一個洞躲避戰火，吃了兩天的生培根。
戰火挺進島內時，他們開始布線。 一個星期後，他們開著卡車時，賀博斯撞見一名日本士兵。
這名死在洞穴口的士兵身高與他相仿，但身上沒有明顯的傷痕。他頭戴鋼盔、身著軍用外套，胸前口袋裏有一只白色信封。
當時二十一歲的賀博斯打開信封，發現一幅兒童的彩色圖畫，畫著帶著水桶、穿水手服的少年排隊作空襲演習，
此外還有一張嬰兒的照片。他問身邊的情報官可否留下這個信封。
 
「我當時只想把它帶回家，以紀念參與這場戰役，」賀博斯說，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做，只是看到了，覺得帶回家很有紀念性。」 

六十幾年來，他已經不記得那信封、圖畫或照片，也不再想起戰爭。他不是一個會反芻不安回憶的人。
數年後，他的妻子瑪琪發現了這個信封，並被這二次世界大戰的物品感動。
她把圖畫裱起來，在圖畫後方再放了一片玻璃，以保護信封和照片。
這張圖畫就這麼掛在他們么兒的房間牆上好幾年，他們的孩子一直以為這是母親幼稚園時畫的圖。 

武川松治從未見過他的小女兒。直到他離家加入日本人所稱的「太平洋戰爭」，他的女兒才呱呱落地。
因此，他要求妻子將女兒命名為「洋子」，意為「海洋之子」。 

洋子在日本的三條市長大，從小到大，她對父親的生命及死亡沒有一點好奇心。
她寧願完全不要想到他。她只為一件事感恩：父親的撫卹金，讓她得以受教育。
洋子一直夢想能到美國，她在三條市唯一認識的美國人是傳教士。
因此在一九七三年，二十八歲的她離開日本，前往紐約為統一教傳道。 

武川洋子來到奧本尼，結了婚，生下女兒惠一。
但人生並不總是那麼順利，洋子離了婚，於一九八六年，在紐澤西州北部的一間小公寓安定下來。
如今六十五歲的她希望很快可以退休。 

一年前，洋子的姐姐武川智惠從日本打電話來，告訴她一個意外的消息。
三條市的官員來到智惠家裏，帶來一個舊信封、一張照片、一幅兒童塗鴉的影印本。
智惠馬上認出那幅塗鴉是她的，小學二年級時老師曾稱讚過這幅畫，她特地為父親保留了下來。
她也認得照片上的是她的妹妹洋子。 

市政府官員解釋，這些物品屬於他們的父親松治，家人知道他死於硫磺島戰役。
一位住在康乃迪克州的日裔美國人帶來這些影印本，官員依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智惠，雖然她已經搬到不同的地區。
原來，有一位美國退役軍人許多年前曾在硫磺島服役，他在尋找武川松治的家人，希望送回這些紀念品。
 
武川洋子和姐姐講完電話之後，打電話給這位在康州的陌生人。
她這時才開始意識到，父親死前見過她的長相，並在戰役中貼身保存著她的照片。
即使已近遲暮之年，了解到這一點仍減輕她從來不知自己內心存在的痛苦，也軟化了長久以來封存的悲傷。
 
「父親把我的照片帶在身邊，放在胸口。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好像有一股勇氣從我的體內湧上來。
這是寶物，一件對我而言帶有許多愛的寶物。以前我用他的錢上學，如今，他把他的愛送給我。」
「現在我感覺父親就在這裏，」她指著自己的公寓，說，「我覺得好像是父親引領我到美國來見賀博斯先生。」 

武川松治是個健壯的的男人，擅長逗孩子笑，戰前他開一家販酒店為生。
是他對家庭的忠誠給他動力。他夢想更多、更新的事物，一度想轉行生產塑膠。
接著他收到徵召令，家人說他很喪氣，這是他第三次被徵召。 

賀博斯在洞口見到武川松治的屍體時，他三十六歲。
一直想做生意的賀博斯在硫磺島待了八個月，整理、設下通訊設備，
很少想到這場戰役的代價──近七千名美國人喪命、近兩萬人受傷，大約兩萬一千名日本人死亡。
「在我看來，就為了這麼一個小島死了這麼多人，實在很不值得。我也了解到戰爭有多麼可怕，人命一點也不值錢。」 

日本投降後，賀博斯坐船回家，對生命的樂觀和熱情依舊。他一生都維持著這種樂觀向前的習慣，回家建立一個新世界。
他娶了瑪琪，利用關係找到女性襯衣紡織廠的工作。後來他成為哈佛的商業管理碩士，轉而協助有困難的小型企業。
 
「我從來沒有提過硫磺島，」戰爭數十年之後他這麼說，「這不是我會談論的事，而且我忙著討生活。」
隨著時間的流逝，四個孩子依序報到，這家人在康州安定下來。
彩色的日本圖畫再次掛在牆上，武川洋子的照片和信封，小心翼翼地放在第二片玻璃後面保護著。 

「我不知道這是小孩畫的，」賀博斯的女兒、五十七歲的海倫說，
「我以為它是一幅藝術品。我對這幅畫再熟悉也不過了，但我從沒想過它是哪裏來的。」 

三年前，賀博斯離婚又再婚，新伴侶也叫瑪琪。
她整理賀博斯的書房時，發現這幅畫放在他的桌上，她翻過來，發現了信封和嬰兒照片。
她詢問新婚夫婿，他告訴她遙遠的硫磺島的故事。 

「你考慮過把它還給人家嗎？」賀博斯太太問。
「我很樂意這麼做，」賀博斯先生回答，
「天啊，經過這麼多年，他們也許會想看到。這也許是他們父親最後收到的一封信。」 

賀博斯知道從小沒有父母親的感覺。他的母親在他八歲時過世，父親兩年後也去世了。
他在硫磺島見到的那位日本士兵大概也是某人的父親，也許照片裏的嬰兒或畫圖的孩子，也有著和他一樣的哀傷和失落。 

賀博斯太太找上教會裏的一位日本朋友和田禮子，她翻譯了發黃信封上的文字。
和田太太在神戶長大，在美國住了四十餘年，她把信封影印下來帶到紐約的日本領事館，看看是否能找到這家人。
領事館的官員願意幫忙，但希望把原來的信封送到東京。
賀博斯先生不願意，他擔心這個信封最後會淪落到博物館，而不是那家人手中。 

「那個方法行不通，」他回憶道。
七十歲的和田太太每年回日本探親兩次，回日本時，她帶著信封的影本，交給東京的社會安全部。
信件輾轉寄到最靠近三條市的辦公室，他們查到武川智惠新地址，接著三條市政府的官員找到了她。
 
「有三個人來見我，問這封信是不是我的，我說是，」武川智惠回憶，
「我很訝異父親如此珍惜這封信，我想，他將信留在身上，感覺家人就在身邊。」 

從那天開始，她每天都在父親的畫像前供一杯水。日本的傳統是供米給死去的親友，但她知道硫磺島上的士兵大多是渴死的。
「我覺得父親好像又回來了，」她告訴妹妹，「我覺得他好像回到了我身邊。」 

去年春天晴朗的某一天，他們在賀博斯的家裏見面，接著和家人一起到附近的鄉村俱樂部用餐，
波士頓的日本領事和一些外國記者，也一併參加了這次會面。
賀博斯見到洋子時，她的面孔訴說一個令人心痛的故事。

「她下車過來擁抱我時，我才想到這些東西對她的意義是如此重大，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會對人這麼重要，我只想到那是值得收藏的東西。」 

「看看這張小小的圖片，」賀博斯先生說，指著智惠的彩色圖畫，「這幾乎是神聖的，帶有象徵意義。」
賀博斯從少年時期就避免所有象徵死亡的事物：葬禮、墓園、讀朋友以外的訃聞。
但不久之前，就在妻子的敦促之下，他去了母親的墓前，刷去墓碑上的青苔。
 
「我突然了解到，我記得母親，」他一面回想，回憶一面如潮水般湧出。
 
他們母子在麻州，坐著獨木舟在池塘裏抓烏龜。他看到浮木上有一隻烏龜，他的母親拿著一張大網子抓住了牠。
「她笑著說，『不論牠打算往哪兒去，都被我們抓到了』，」賀博斯說，「我對母親的記憶只有這些。」
 
對於武川洋子和賀博斯先生而言，戰爭的記憶──兩國之間的敵對、原子彈、硫磺島的殘忍──都早已消逝。
那天下午，連結他們的是更私人的辛酸──失去父母親。 

「賀博斯先生真是心地善良，」她說，「是因為這樣的善良，他為我留下了這照片和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