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年，在量的方面它的ＧＤＰ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在質的方面，它和十九世紀美國崛起的模式相同，經濟起飛後立即能量往科技創新方向集中。二○一○年世界經濟出現「節儉式創新」（Frugal Innovation）這種新概念，用來指中國和印度已成為新興科技創新大國的趨勢。美國「通用電氣」最近發表「全球創新趨勢調查報告」，中國已躋身全球創新四強之列。

    　中國科技創新雖然突飛猛進，但顯然仍落後美國一大截，但縱使如此，美國也不敢掉以輕心，最近歐巴馬在〈國情咨文〉報告中即提到四項中國的科技創新成就，認為美國已到了科技再創新的「史潑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一九五七年俄國發射太空探測人造衛星史潑尼克號成功，在太空競賽上先馳得點，於是美國傾其國力一路追趕而迎頭趕上。而今歐巴馬舊事重提，顯然中國的創新已對美國造成了極大的挑戰，由此也可看出美國是個多麼有警覺性的國家！

    　中國的崛起，在量和質上都突飛猛進，它除了衝擊到世界結構，更直接的乃是它反映在兩岸硬軟實力的消長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二○一一年已可看出兩岸消長的實質上與符號上的突變。在以前，都是台灣的有錢人娶大陸的女明星女舞星，但從大Ｓ嫁入大陸豪門起，這種社會關係已告改變，往後台灣名女人嫁進大陸富豪之家的必然更多。以前都是台灣富人捐錢給大陸救災辨慈善，而自陳光標起，這種關係也反轉了過來。

    　以前兩岸諜報戰，只有錢多的台灣收買大陸間諜的份，解放軍少將劉連昆被台灣收買即是台灣的最大成就了，而今已反過來輪到台灣將領被收買了。由羅賢哲少將被收買為期長達九年，而且價碼高達百萬美元以上，真讓人擔心在這種強大銀彈收買攻勢下，台灣還有多少將軍願意欣然去當間諜。再由這次埃及撤僑案，台灣自己表現不佳，很多台灣人寧願去找大陸幫忙，此例一開，將來台灣人在海外遇到危難，恐怕都只有找大陸，而不會去找自己的駐外人員。而由台灣犯人引渡到大陸之事，已可看出它可能是個先例，台灣人將被視為是中國人來處理。上述這些二○一一年的新實例，已顯示出兩岸硬軟實力的消長，已不只影響到社會關係，更會影響到台灣人的身分關係，以及主權認同關係。

    　除了兩岸消長在二○一一年已使基本關係出現改變外，最重要的厥為經濟問題，大陸由於科技創新的能量，它已將高新科技列為「十二五計畫」的重點，這對大陸台商已造成極大壓力。台商已開始警惕，當「十二五計畫」的扶植高新科技，特別是扶植大陸自己的中小企業後，必將對台商空間造成擠壓。

    　因此，自二○一一年起，由於大陸經濟量與質的突飛猛進，特別是兩岸消長所造成的各種關係的生變，對台灣而言，它應是比美國的「史潑尼克時刻」更嚴重的挑戰時刻。問題在於，歐巴馬那種「史潑尼克時刻」的警覺心在台灣有嗎？

    　當代記號學權威，也是世界級的作家及評論家艾柯反覆指出，近年來許多社會由於受制於輕媒體、輕政治的左右，已耽溺在一種「快樂的民粹主義」中；媒體上充斥著男女名流及政府廠商提供的軟性快樂新聞及八卦，它愈來愈不喜歡沉重，於是輕媒體，做秀式的輕政治遂成了當今這個時代快樂民粹主義的主流，而當媒體和政治都愈來愈輕、社會遂在大家都無心理會下愈變愈沉重。快樂的民粹主義式媒體治國，在感覺上甚為良好，但在應當有「史潑尼克時刻」警覺心的時候，放棄了警覺心，最後的沉重代價就只好由社會自己來概括承受！

    　二○一一年，乃是繼二○一○年中國在世界秩序上量與質突飛猛進後，在硬軟實力上改變了兩岸各種關係的一年。因此，二○一一年理應是台灣最嚴峻的「史潑尼克時刻」，無論經濟、科技、軍事都要重做戰略部署，看媒體快樂治國的人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嗎？（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