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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我最神往的國家--瑞典
作者: 曼恩	日期: 2006.11.27　　天氣: 　心情:

** 1997 瑞典 (照片背景攝於諾貝爾獎頒獎禮堂前 )，筆者當時仍是研究生，曾經前往斯德哥爾摩大學短暫遊學暨拜會友人。周遊列國，始知這是我最為神往的國家之一。你可知道，他們不僅可以獨立製造垂直昇降戰鬥機，生產汽車vovol ，saab，又有IKEEA家具，Erisson手機，全世界唯六個女權高於父權的國家之一，國會議員40%婦女保障名額，閣員一半甚至於以上都是女性，子女輔養權優先歸母親，婦女無業在家帶小孩將來萬一離婚時所得以最低工資計算，另外還要加計贍養費，男方還要負擔小孩的撫養及教育費用。同時，他們也最重視兒童及老人福利，0-8歲兒童的撫養及輔導都有津貼，喝牛奶免費，社區建築如果沒有40%作為兒童遊樂場公園綠地就拿不到建築及使用執照，建築物沒有育嬰房及哺乳室，以及殘障設施，就是嚴重違法。教育上幾乎終身免費，大學生還有許多政府發放的生活津貼。上班族如果失業又有保障，不但有最多兩年的失業津貼可領，又可以免費接受政府的職業訓練及介紹。另外，國家也不准出現任何"遊民"，凡是無收入且無屋者，一律強行安置住屋 (我見過的最差條件的"難民級"配屋，給一家四口人住，約22台坪，有家具及免費暖氣，四層樓式公寓，社區裡有40%作為兒童遊樂場及運動公園，週邊還有美不勝收的森林或湖泊 )。*************數不清的社會福利。以下為筆者論文怯除學術之後的簡易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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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如果發展資本主意是高績效的表現，東北亞的國家安全方向，資本主義分配似乎是一個區分北歐各小國經濟安全方向的有效方法，北歐國家產業成長和所得擴充的目標驅動亞洲地區的公共政策，這個國家策略間的差別最清楚反射在政府目標、而不總是在國家的績效成果。因此，舉例來說，當發展東亞導向時，比分配為導向的國家具較強的廣泛生產出口能量以及生產力提昇和所得成長率，較為不明顯的是比起東亞以生產為導向的國家，晚期產生更平等的所得分配。
瑞典的經驗調整國際競爭與高生活水準的能力，瑞典模型不是國際因素的結果但它具有內部矛盾，瑞典的經濟比起二三十年前較少在國際間展露,這個主張強調在社會民主國家的資本變化的缺點，它建議遠離瑞典資本的國際化或國外競爭壓力帶來的削弱,這能量是嚴格地被瑞典模型本身的力量受限,以上瑞典的價值，公共團體和公共政策被定位為朝向分配目標。這不是意味著瑞典的社會福利太廣泛其分配策略聚焦在薪資和利益差異與水準, 這個策略隨著要達到成長與公平的雙重任務被加重負擔.結構改變的議題,創新和產業轉型在經濟問題的時間點被喚起,即使產業政策反映的模範。
瑞典是一個分配屬性的政體，它致力於促進所得重新分配以及福利津貼與短期的消費者利益,分配所得稅收是為了公民的社會經濟福利，以課稅政策來降低所得上的差距,瑞典的社會福利一直以〝普及〞與〝平等〞為中心。而在他們的福利體系下，試圖提供所有不同所得，職業，社會階層的人一個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而不是只對有特殊需求者伸出援手。而瑞典這種福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是瑞典模式被譽為福利國家楷模的原因。

二、何謂瑞典模式(瑞典模式的三個元素)?
1940晚期和1950年早期經濟學者賴恩(Gosta Rehn) and米特那( Rudolph Meidner)主張尋求維持低通貨膨脹，這包括了三個特徵：
1.工資連帶主義政策：
瑞典的勞動市場的性質是具有獨特的團結一致的工資議價情況，即不分產業將工資拉平。這類議價方式的主要目標是要使工資水平在跨企業、技術和資歷上都能達到平等。而產業和公司的生產層級與利潤是取決於出口，因此最終是被國際市場所決定。
2. 積極性的政府勞工政策：
工黨的經濟學者賴恩(Gosta Rehn) and米特那( Rudolph Meidner)在1951年設計了他們的瑞典經濟重建計劃，他們的計劃驅策了政府積極地推行工人的再培訓和將工人由夕陽工業重新配置到朝陽工等的規劃。事實上，瑞典的工人重新配置計劃舉辦得十分廣泛和相當成功的。瑞典在經濟部門的重組上能夠淘汰夕陽企業之外而又做到維持相對低的失業率。
3. 限制財政和貨幣需求政策,以利控制通貨膨脹和高利潤：
Rehn-Meidner program期望集中產業雇主和勞工議價間的薪資訂定，這些主要跨國競爭先驅公司，在勞工薪資問題上面對外環境轉變的壓力，無效率的公司將因此被迫升級才能繼續存在於市場。勞工的補償則是透過再訓練或工作安置計畫來降低反抗的力量，他們強調要維持瑞典的國際競爭力就得在國內的經濟中，重組各部門的構，而一致性的工資議價政策，是可鼓勵部門的改組，如此就能將一些積弱的企業較快地淘汰，對較強的企業就能給它們保持更高的利潤，將有利於它們的再投資和加速成長。由於工資的差異比較少，工人就更會容易從失敗的企業轉到擴展的企業去。

三、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
瑞典屬於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也有被稱為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它是界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管治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中間形式(middle way)，瑞典既有民主政治的國會，人民享有高度的個人自由和民權平等，但政府卻有施行強有力的社會所得重分配的措施，故亦常被稱為合作式的社團主義(corporatism)由政府設立和強制性執行中央工資議價瑞典的經濟模式有其獨特性，1930年時正藉瑞典的經濟滑落，社會民主黨在1932年的大選中獲得勝利而掌權，他們一直維持掌政到1976才完結，長期以來幾乎一直是由社會民主黨執政，因而形成了一種社會民主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

四、瑞典工會勢力的興起
由於工業化的推進，社會裏出現了一大批的工人階級。1889年由工會的成員組成了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AP)，其後在1898年時更有工會聯盟 (The national trade union federation, Landsorgaisationen, LO)的組成。1902年又有由雇主組成的組織(Employers' Federation, SAF)以對衡LO。兩者經常有爭論，但在1938年時瑞典的勞工組織(LO)和雇主管理組織(SAF)達成了協議(Saltsjobaden Agreement)而結束了勞資之間的嚴重衝突。這協議有幾部份組成的：
1. 建立每隔一至三年的全國性集中的勞資談判，決定工資及勞動條件。
2. 工會堅持「團結工資」，即不分產業將工資拉平。
3. 全面就業政策優於提高工資。
其中最重要的是將中央工資議價的程序給予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一直發展到現在。這個協議及它的實施亦是標誌了瑞典作為一個社團國家。

五、瑞典是一個普及福利國家
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模式的特點可以概述如下：
1.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私有制經濟作為他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物質前提，市場經濟作為有效的生產制度，在競爭性的產業部門，反對生產資料任何形式的國有化，尤其是在工業和農業生產領域，實行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2.強調國家的作用。首先，實行高度的計畫和調節，以便使基於開放市場經濟的生產發展與基於強有力的公共部門的成長相協調；其次，強調公共部門在提供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服務方面的作用。
3.強調技術發展。強調產業結構轉型的靈活性和勞動力流動的靈活性。
4.在調諧平等和效率、平衡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方面，存在著廣泛的輿論基礎

瑞典的福利體系內容複雜、結構龐大，涵蓋了兒童津貼、病假補助、醫療保障、住房補貼、失業救濟、養老保險等各項內容。這個無所不包的逐漸使國家感受到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瑞典支付的社會保障費用不斷上升，包括社會福利體系維護成本在內的與社會保障，有關的費用在國家財政總額中佔了很大比率，達到30%。社會民主黨開始對其進行改革，改革重點是削減和控制社會保障費用的支付，採取的手段一是減少國家支付的補貼數額，二是增加一些福利項目中個人應付部分的額度。

六、瑞典社會福利面臨的困境
瑞典社會福利支出的模式在1980晚期不再具有顯著影響，1990年代一開始，景氣持續衰退。為了對付大量的資金外流，社會民主黨提議由勞工、資本、國家三方協商一個新的所得政策，卻引起工會的嚴厲批判，認為此舉是要禁止罷工權。社會民主黨被迫改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機。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業輔助，卻引發大量資金外流，使得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在資方的強力反撲下，那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終於鞠躬下台。

而瑞典的高福利制度，是靠高稅收來支撐的。因此，瑞典現下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到了全國CDP近60%，在世界各國中也是最高的。即整個社會財富，差不多3/5都被國家集中去了，留給企業和居民支配的比例太小，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最高的一檔曾經達到過80%以上等于勞動者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絕大部分自己得不到。其高福利的政策使政府負擔沉重，目前，瑞典政府將46％的國民生產總值用於維持福利支出，這一比例居世界之首。另外一個壓力將是，在人員和公司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流動的時代，將有越來越多的商界人士反對高稅收制度。一些公司已經將總部遷出瑞典，或至少遷出一部分，以逃避國內的高額稅率。瑞典大量的公共支出在OECD國家中市屬於位居高位，雖然這對國家財政產生危機衝突，但其經濟模型仍然沒被瓦解，而在產業上造成的影響則有下列幾點:
1.產業投資降低。
2.因為反抗程序變革，而缺乏新產品的發展。
3.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持下降(尤以鋼鐵業和造船業)　。
4.在製造業缺乏工作創造。

瑞典的雇主不再支持工資訂定制度，其原因有二個(1.外部機會2.外部壓力)。雇主不願再與工會商議工資，一方面是因瑞典政策狹隘的限制，再者，全球化可帶來更多國外市場的投資機會。到了1970年代，資本國際化，權力的平衡轉移成對資方有利。控制瑞典經濟的幾家出口企業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變成了跨國公司，資金跨過國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動，已非國家所能控制，因此瑞典的大企業不再依靠國內的購買力，也不再在乎勞資之間是否和平相處，雇主聯盟更公開背離「和平協議」。

除了外部機會的提升，還有外部壓力，亦及技術勞工教育水準的問題，瑞典的人力資源水準低於其他競爭對手(美國、日本、德國) ，也在OECD平均水準之下，全球化企業為提高生產效率，改善服務，會不斷進行技術革新，其結果之一就是就業機會的減少，更多的低技能雇員失去工作，這也就意味著政府的失業救濟負擔將加重。過高的福利負擔又使得政府在財政預算當中不得不減少對教育、科研的投入，陷入惡性迴圈。福利制度步入困境，全球化和歐盟一體化是主要外因。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在歐盟單一市場內部，甚至取消了非關稅壁壘，從而促進了人員、勞務、資本等要素的更自由的流動。由於競爭加劇，企業需要選擇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生產方式。而高福利意味著高昂的勞動力成本，為了降低成本，企業紛紛把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

七、市場導向邁向產業升級
瑞典產業以市場導向快速的發展新的產品與生產程序，瑞典在國民生產毛額上，研發支出佔了很大的比例，投注了許多心力在研發這個部份，但大部分的研發並無直接有益於瑞典的國內,產業公司大多傾向於許可國外去生產收取權利金以取代在國內生產，這造成一種矛盾，大量的研發支出與產業的低投資低產品創新，當世界市場集中研發產品並致力於快速擴充，瑞典卻有有些顯著例外的例子，以致於在研發方面較弱勢，例如工程產業傾向就集中在製造和出口傳統低研發的貨品。

八、結語
更明確的來說，此章節主張瑞典困境的來源在於跨國合作或全球化甚至於社會福利主義，瑞典國家系統無法發揮創新和經濟管理的效力，無法符合對於在國家繁榮上，結構本質改變的需求，當自豪於少部分成功的國際合作，瑞典長期紀錄的緩慢成長率，低生產力，反映投資失敗在新擴張的區域，而當世界經濟波動，fordist政黨強調降低成本生產策略，當瑞典制度結構在生產改進與節省勞工科技上強烈偏向對於勞工強化產業，集中薪資限制，這使得在新的擴張區域無法引起轉變朝向強化知識生產與更好的技術，這主要的障礙不是勞工或產業，是分配策略的採用問題(尤其是薪資平等)。

有名的勞工市場計畫，瑞典達到產業調整在總體經濟幾乎獨占，依靠需求管理技能<增加公共支出 >對古典凱因斯這個主要的例外具積極的勞工市場政策，這個政策尋求去鼓勵與引發勞工的動機，但是否針對刺激需求或操控供給(如1980年代的貨幣貶值)，瑞典市場明顯的規避什麼是可爭議的，最緊要的任務：亦即刺激產業投資在經濟成長的區域。

批判的問題在瑞典系統因為發展不夠完整無法達成去平衡分配的目標，瑞典的獨特市場，產生一種複合制度，促進工作和分配的策略沒有一致集中在刺激產業成長。沒有結構限制與制度不一致是足以去解釋產業競爭上的此種放任主義，瑞典的例子說明企業本身有力的溝通並不足夠確認產業轉型，瑞典產業隨著他大量的公司和產業協會，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組織基礎建設，然而沒有制度化公司部門協調就沒有能力去更新產業組合。國家支持維持短期國內保護的導向勝於長期產業轉型。相反的，去期望這種不平衡，作者主張是起源於國家對社會的嵌入(瑞典與勞工組織高度的連結，但對產業低制度化)。

這章和之前及之後章節的關係，可說為國際競爭或產業績效與經濟三者的遠景，重點在市場經濟間的差異起源於它們改變的能力。ㄧ個重要的涵義即是主張國家有能量去追求改變策略分配計畫的採取，以增加補強勝過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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