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為魏晉時代思想主流，與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當代新儒家皆為中國哲學史之重要脈絡。
思想背景
兩漢時期，經學尤其是以公羊傳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獨尊，漢武帝時被列入官方意識形態作為朝廷入仕干祿之門；而步入東漢，雖今古文逐漸彌合趨同，但由於光武帝劉秀本身便以讖緯立國，遂使經學日益讖緯化，以白虎觀會議為經學國教化，神學化之標誌。天人、陰陽、符應等觀念大盛，使學術依附政治，而流於荒誕，深受王充、仲長統、荀悅等人批判；而古文經學雖偏重實證訓詁，但經過賈逵等人的政治調和，日漸讖緯，流於支離。在士人集團中，經歷了黨錮之禍，使本已開始陷入虛矯的東漢氣節更為凋敝噤聲。至漢末魏晉時，儒家經學雖仍為官方學術主流，然玄學風氣則隨名士清談逐漸流行，以《老子》、《莊子》、《易經》為討論張本，喜好討論有無、本末等玄理，論辨深具理致。
漢末，由於天下大亂，劉表於荊州，招致士人，當地局勢大體安定，文士、學者多前往歸附，日漸形成特殊學風，後人研究有稱為荊州學派者。荊州學風，逐漸捨棄象數、吉凶等說法，而改以義理內容為主。
漢代時，氣化思想、宇宙生成論盛行，演述陰陽、天人等論題。而魏晉時期，此類討論漸往形上學形式發展，以王弼、郭象為其代表。而漢代對人性的討論，逐步發展成為魏晉時「才性」與「人物鑑賞」等論題，其中以劉劭《人物誌》為其代表。當時政治勢力更替，局勢混亂，原有價值體系面臨挑戰，「名教與自然」、「聖人論」亦隨之而起。
名義
所謂魏晉玄學，與世俗所謂玄學、玄虛實有不同。觀念應出自《老子》，王弼注《老子》時，曾提出「玄者，物之極也。」「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乃是探索萬物根源、本體等層次的觀念。對於當時所流行的相關論題，魏晉人又稱為 「名理」之學，詳加分析事物觀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論題。
論題
玄學重視萬物根源存有等相關論題，深受老莊思想影響，而有深入發展，王弼《老子注》、郭象《莊子注》為魏晉玄學重要論著，更為老、莊最首要註疏。而當時名士詮釋儒家典籍，如何晏《論語集解》、王弼《周易注》、《論語釋疑》、《周易略例》等多以道家思想，援引解釋儒家觀念。會通孔老」乃為當時重要議題。
分期
- 正始玄學(204年~249年)
- 竹林玄學(254年~262年)
- 元康玄學(290年前後)
- 東晉玄學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
後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成為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濂、洛、關、閩四學派，人稱理學四派。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支流，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以便與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學相對。但其實心學亦屬於宋明理學的一支。
發展歷史
南北朝期間，道、儒成形，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宋明理學雖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也借鑒了佛學和道教思想，講的則是「性理之學」。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唐代以來「疏不破注」的教條，慢慢培養了對經書懷疑的態度，從疑經走上了改經的道路。
宋朝
北宋諸儒以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三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引發黨爭，二程分別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1]。
宋朝南渡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評價：「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2]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並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3]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元明之際，朱學進居正統之位，為中國君主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惠棟在評《毛詩註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
明朝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說：「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游談。」王是真說： 「今之學者，偶有所偷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
清朝
理學在清初以後走入空談，嚴重脫離實際，變成以學術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4]。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讀了崔蔚林的文章，說「岸然自負為儒者」實在「可鄙」。又說： 「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亦不甚好」。康熙說「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5]。他曾說：「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便如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頒布詔令，規定朱熹成為孔廟十哲之一，標誌著程朱理學成為了官方學術。[6]
現代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
主要學派，包括：
陸王心學於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於明代中後期。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則於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於清代。
思想
理學家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自視為「天民之先覺」，以天下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會。[7]
理學參照佛教禪宗而調整自己的思想結構，在修養方法以至世俗倫理都吸收了禪宗的成份，但理學又批判並超越了禪宗。程頤的「存養工夫」便從六祖慧能得來，理學強調超越之「理」，即自佛教的超越的「心」轉移而來。[8]
理學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即盡本份。佛教只強調「靜」的存心養性，理學則強調「敬」，「敬貫動靜」，不但是通向價值之源的超越境域，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憑藉，是入世做事的行動原則。敬就是一種全神貫注的心理狀態，演變成中國社會的「敬業」精神。理學強調勤勞勤學，愛惜光陰，認真把事做好，反對閑反對懶，也有類似禪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倫理觀念。[9]
評價
- 錢謙益說「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10]又說：「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與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於近代。」[11]
- 顧炎武曾痛責明末以來的清談理學「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顧炎武還在《與施愚山書》中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12]
- 顏元稱：以為「秦火之後，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為訓詁之學。晉人又誣為清談，漢唐又流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僕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僕竊謂其禍甚於楊墨，烈於嬴秦。每一念及，輒為太息流涕，甚則痛哭！」[13]又指責「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也」[14]。其門生王源對理學虛偽性的無情揭露更為露骨，他說「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也」。
- 余英時說：「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15]
住戶編號:2189834
檢舉原因
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