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大師麥可‧波特受邀來訪，替經濟把脈，認為薪資太低、凍漲，代表台灣在提升競爭力方面，做得不夠好。

　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朱敬一院士研究社會不公平，從薪資凍漲、所得分配、居住正義、子女教育、階級流動等五個面向切入，也獲致相似結論：社會不公是過去十餘年台灣經濟轉型未成功的後遺症。

根據各項民調，薪資太低、房價太高，已是民怨第一號。政府拚加薪，急如星火，行政院甚至準備推出「加薪組合拳」，提供租稅補貼誘因，鼓勵企業加薪，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經編製「台灣高薪100」，供投資人參考，並做為政府基金護盤的依據，雖然只是治標措施，仍然值得肯定，長期治本之道在於轉型經濟，創造就業機會。

　台灣的低薪現象，並非因為勞動生產力停滯之故，實際上，從2000年迄今，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上升了69％，實質薪資卻下降了4.6％。顯示勞動市場失靈，以致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節，大大提升台灣人才的國際吸引力，成為鄰近國家挖角的對象。企業老闆要切記，這些優秀員工一旦被挖角，就回不來了，付給員工一分錢，他回饋一分力，付二分錢，他回饋的是超過二分力，這是所謂「效率工資」，勞資雙贏，老闆沒有損失。

因為經濟尚未轉型成功，仍然停留在以壓低成本取勝的營運模式，台灣接受外銷訂單，海外生產，以致產能外移，國內投資不足。根據IMF資料，過去10年（2004-2013），台灣的國內投資毛額占GDP比率平均為21.4％，遠低於韓國的31.6％。政府雖然積極招商，但成效有限，最近的食安事件，可能也在鮭魚返鄉之路，設了路障。雪上加霜的是，近年來產業日趨資本密集，每單位國內投資所創造的工作機會持續下滑。

　投資不足的一個後遺症是超額儲蓄（儲蓄減投資）過多，今年將達新台幣1.8兆，或GDP的11.5％，這龐大的超額儲蓄流入房市炒房，導致房價飆漲，台北市房價所得比已高達將近15倍，全球首屈一指，超過香港與新加坡，引發年輕人相對剝奪感，1989年發生的「無殼蝸牛運動」，25年之後再度崛起。解決投資不足問題，不但創造就業機會、提升薪資，也有助壓抑房價，緩和兩大民怨。

　經濟轉型的重點在於提升附加價值，製造業的附加價值占比在2000年為26.3％，但已降至2013年20.3％，大大壓縮了薪資成長的空間。量產標準商品是大企業的優勢，提升附加價值則要靠大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合作，讓產品多樣化，滿足不同客戶群的需求。Apple與app stores互惠互助，大家早已熟悉，淘寶網提供支付平台，為中小微型企業創造龐大商機，更為自己帶來豐厚利潤。

中小企業在現代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已受到各國重視，是美國「工業再造 （reindustrialization）」的一個重點，最近日本政府振興經濟，特別命令各大企業要扶持、援助中小企業。在微薄時代，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市場變化快速，中小企業的靈敏與彈性是台灣競爭力之所在。隨電子商務、金融3.0的興起，中小企業可以克服在通路、行銷的劣勢，提升其成功的機率，是再起的契機。尤其中小企業的多樣化，使各種人才都可以找到出路，對降低摩擦性失業，頗有助益。

　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除中小企業之外，還在於培育、善用年輕人的研發、創新、創業能量。可惜的是，年輕人都是到國外才發光發亮。年輕人創新、創業的最大障礙在於缺乏資金，政府開辦或支持的創投基金都設有嚴謹的審查機制，大概可以通過審查的計畫都是成熟期計畫，成功機率大，但創新性不足。早期計畫很難找到金主，這是台灣與矽谷的差異。政府應該適度鬆綁相關法規，活絡群眾籌資（crowd funding）機制，讓眾人參與早期的創業，機會人人平等，沒有富爸爸的年輕人，不必看著玻璃天花板發呆，低薪的困境也許會好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