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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關於全球化的省思(2)
作者: 曼恩	日期: 2007.01.07　　天氣: 　心情:

投資組合式投資較國外直接投資更具優勢之處

最後一項值得討論的問題，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已漸被投資組合式投資（由多種大同小異的債券與基金投資組合所構成的投資機構）所取代。在1991至92年時，13個主要OECD 成員國中，投資組合式投資增加了28%，佔長期資產移轉交易總額的一半。同期間，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佔長期資產移轉交易總額的比例由21%降到18%。從持久性全球經濟成長與國內政策有效性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這種趨勢乃遠非我們所要的。

我們可舉東亞與拉丁美洲等地區為例：以這兩大區域為比較對象，其投資方式具有顯著相異。東亞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對外財務服務業仍是全球表現最優異的一群，但因政府的強力控管，使得投資組合資本（portfolio capital）的流入相對減少許多。有人認為強化直接投資對區域內部的產業生命力與總體經濟穩定性皆有貢獻，相較於投資組合式投資，外國直接投資更有利於促進出口並引入科技與關鍵技術。此外，由於這類投資（外國直接投資）無法在短期內撤資，使得它有益於建構一穩定的經濟政策環境。相較之下，投資組合資本的大幅流動便相對不利於建構穩定的經濟政策環境。

我們可在墨西哥的案例中看到，其僅因延展債券到期日（non-renewal bond）的問題即造成經濟危機。當然，外國直接投資並非向來皆為出口導向或科技導向。對東亞區域內差異的一項研究結果指出，外國直接投資的種類，係受國家政策與追求發展目標的能力等因素左右。

我們必須認清一項事實：公司間的合資（joint venture）與不同形式的技術伙伴和製造伙伴關係，均會使整體脈絡更為複雜。但即便有這些因素存在，最基礎的邏輯仍不會改變。雖然這些伙伴關係可能導致（公司的）所有權組成分子更加複雜，但並不代表其將侵蝕一國政治經濟的基礎。相對而言，就連資本化極其徹底的歐洲，亦有某些國家（如法國與德國）會積極控管外國企業與本國企業進行合資等行為（Jenkins, 1991）。此外，公司間的聯繫基本上也遵循大部分貿易國所發展而來的兩三項主流交易模式而行（該模式通常係由歷史與地理條件決定）。雖說這些模式有可能改變，但其仍非「全球化生產」論述所隱喻的唯一交易模式。

總結而論，全球化的倡導者高估了變革的幅度，也因此錯估了跨國生產製造的發展程度。我們花了很多篇幅討論巨額的國際資金流動現象，其中，三個難以對付的問題依然存在：第一，過去十年間，外國直接投資額所呈現的是減少而非增加的趨勢；第二，大部分長期資金移轉是由投資組合式投資的方式進行；第三，外國直接投資額中，有一大部分乃流往非製造性投資與購買現存企業資產，而非創立新企業。上述這些現象均使生產製造全球化的推論難以成立。

而接下來，為了分析資料，我們有必要討論關於投資存量與流量之異同。其之所以重要，乃因有些文獻將生產製造全球化視為經濟整合的驅動機制，並將外國直接投資額作為證據以支持此項假說（hypothesis）。前面已說明為何外國直接投資不能被當作經濟體自動擴張的證據，尤其某些地區的投資情況受政府政策影響甚鉅者，更不能等同觀之。基於這些原因，有人可能會質疑Barbara Stallings與Wolfgang Streeck的結論：由外國直接投資資料，判斷出國家間的「經濟關聯程度（degree of economic linkage）」，並藉此推論「這些資料提供了全球化支持者強而有力的證據」（1995: 78）。

國際資金流動的方式已產生相當多的變化，但全球化的論點並未因此得到證明。我接下來要說明這些變化如何分布（distributed）。

分布的問題：
貿易與投資究竟有多「國際化」？

就此問題而言，下文會將重心放在介紹變革的幅度，並說明這些變革何以被人以如此誇張的方式解釋。本文並非意圖否定世界經濟日趨整合的事實，而是想讓大家重視貿易與投資的分布方式。時至今日，在一份判斷公正且用詞簡潔精鍊的論文中，Robert Wade（1996a）指出了三項與全球化意識相左的趨勢。

以國家為基礎的生產製造

首先，即便我們同意各國的經濟因交易與投資往來而更趨向整合，但這也僅限規模極小的經濟體。就規模較大的經濟體而言，貿易僅佔國民生產毛額（GDP）中的一小部分，例如美國、日本、歐盟等國，貿易佔GDP比重均小於12%。這表示全球主要的工業化經濟體中，約有90%的產值是供內銷使用。因此，以國家為基礎的生產製造，看似並無發生任何重大變化。

南北分野（North-South divisions）

另一與全球化論述邏輯相左的重要證據，乃是南北半球的差異。全球化論者認為貿易會使半球間的差距日益縮小。然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資料進行分析，我們可看出貿易、生產製造與投資活動仍高密度地集中在北半球的富國之中。在1970至89年間，北半球貿易額佔全球總貿易額比例從81%成長到84%（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南半球貿易總額比縮減，但這乃是因其原物料輸出大幅減少，工業產品輸出微幅增加所造成）。投資資金的流動大體上亦遵循相同脈絡，在那段期間約有90%的資金流往北半球。

區域化
北半球貿易與投資的貨流與金流，愈來愈趨向區域集中化。以歐洲為例，歐洲地區各國之間的貿易佔該地區出口總額的62%，但此現象的重要性在於並不只有歐洲如此，貿易活動在亞洲地區亦日漸蓬勃（中國、東南亞國家聯盟、日本與未開發國家等）。

但就在此區域（內的國家）戮力強化其出口與生產製造能力之時，1986至92年期間，亞洲區內貿易額佔該區總出口額比例仍由32.4%增至47.7%，而該區域也因此漸次脫離對美國的貿易依賴（Kwan, 1994: 4-5; Y. Chu, 1995: 230）。總結而言，亞洲區內的貿易成長幅度確實遠大於亞洲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成長幅度。

投資的資金流動的情況也約略相同。自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後，日圓與亞洲地區其他未開發國家的貨幣增值，使亞洲經濟體的經濟獨立性隨著日益複雜的投資、貿易與生產製造網路日見提昇。如今日本將美國視為亞洲地區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資金來源（Kwan, 1994: 4-5）。1980年，日本對亞洲地區其他國家的投資總額約為98億美元，約較美國在此地區投資總額的一半為多。到了1990年，該比例降至約三成多一點，額度則約為418億美元（Fallows, 1994: 265）。韓國與台灣則是該區域中較為相似的投資者，兩者在中國的投資總額甚至超過日本對中國投資的金額。這種國外投資的增加，同時也促進了區域內部的貿易活動。

此趨勢也可在北美地區（加拿大、美國與墨西哥）看到。近二十年來，此區域內部貿易額與美日和美歐貿易總額相較，已從68%增至79%。我們知道美國、歐洲與日本皆非僅為區域性貿易國，但新近貿易模式（current trade patterns）指出，區內貿易對此三巨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整體而言，在這三個區域內部的貿易量早已高過三巨頭之間的交互貿易總額（美－日、美－歐、歐－日）。北美、亞洲與歐洲地區內部的貿易額佔全球總出口額比例由1980年的31%升至1992年的43%（Stallings and Streeck, 1995: 73）。

相較於歐盟，亞洲地區的貿易與投資活動尚未由跨國界組織統籌管理。但我們不能因此作出「雖然缺乏制度架構，但區域整合正在自發性發展」的結論。亞洲區域整合看似不僅是個由評論人提出的建議，而是一件精心安排的活動。我們稍後將看到，日本利用對美貿易順差與（貨幣等的）大幅度價值重估等機會，將其（相較與亞洲區其他國家而言）低附加價值的生產製造活動移轉給該區域其他國家。日本因此成功地將其巨額貿易順差（特別是以出口消費性電子產品所換來者）轉入東南亞國家，而這也使東南亞國家開始在對美貿易中產生順差。

若仔細思考此現象，我們發現亞洲區域整合看起來是依據一套有層級性的架構而行：以日本系統與其高價零件為首（Bernard and Ravenhill, 1995）。就某種程度而言，該區的生產製造多少也算整合為一，但此過程並非由市場帶動，而是由一個民間部門與公家部門交雜糾纏的國家所強力主導──這也並非全球化論者所預期的現象。亞洲地區的區域主義乃是由一個區域強國所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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