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有部電影【失控的陪審團】，劇情是說一個顧家的好男人被一狂人槍殺，於是寡婦向槍枝製造商提起賠償訴訟。槍枝製造商是有錢有勢的大企業，請來金哈克曼飾演的「陪審團顧問」，主要工作就是使用非法的手段影響陪審團，因為在美國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不是法官的工作，而是陪審團。另一方面，約翰庫撒克飾演的陪審員，也千方百計的贏得其他陪審員的信任，企圖控制陪審團的決定，於是雙方各出奇招大亂鬥，跟蹤、調查、威脅、縱火，劇情相當精采。

本片的重點在思考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妥當性，點出違法操控陪審團的司法實務問題，槍枝氾濫問題只是旁論。雖然是旁論，也有頗為動人的演出，例如寡婦對於公義的堅持，槍擊受害人的苦境，槍商大老闆在證人席上大聲咆哮：「不是我開槍的，殺人干我屁事！」充分達到醜化槍械製造商的效果。

沒錯！只顧著賺大把銀子草菅人命的奸商，真是人民公敵！應該大大的口誅筆伐一番。片子的結局當然是正義的一方贏了，有錢的大老闆輸了，市井小民望梅止渴的心理需求也稍微滿足了。為了心理衛生著想是應該多拍些這樣的電影。

在美國，槍枝管制確實是個大問題，黑社會火拼需要槍，毒販走私需要槍，搶匪需要槍，捉姦需要槍，連青春期的小孩也需要拿槍在校園掃射以發洩過剩的精力。但美國沒有禁止槍枝販賣，只要符合條件任何人都可以透過合法途徑買到槍。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保障人民合法擁有與攜帶武器的自由（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我認為這是合理的。依主權在民的原則，國家公權力只能來自人民主權的「讓渡」，而這種讓渡應當維持在最低的必要限度，也就是除非有必要人民應當將權利抓在自己手裡；一旦過度的將權利交給國家，就會產生像納粹那樣的極權統治。

怎樣才算必要限度呢？每個國家國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論。美國人認為如果將人民的武裝自衛權完全剝奪，集中給政府，那就「違憲」了，就過度了。如果只是加以限制，比如買槍者應接受嚴格的查核，不能有刑事前科，有些州還禁止販賣全自動武器或重型軍火，這樣就不算過度侵害人民權利。

美國的治安並不比台灣好，台灣卻禁止民間販賣槍枝，為甚麼呢？有人說槍枝是危險的，人會拿槍做掉自己不喜歡的人，會持槍搶劫，為了避免殺人搶劫所以禁槍。這邏輯很怪，也有拿菜刀西瓜刀砍死人的，怎麼不禁止賣刀？有人拿磚頭把人拍死；有人引爆瓦斯；也有人只用玻璃酒瓶就把人捅死，這些「殺人工具」也都沒被禁止。

我認為，作奸犯科殺人放火的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工具是無罪的，販賣工具也應該是無罪的。一個人掛了，我們事後去找原因可以找出無限多個───如果買不到槍就不會有人被槍擊；如果沒有汽車就不會有人被車撞死；如果沒有高樓就不會有人跳樓；如果沒有歪脖樹，就沒人上吊；如果沒有飛機就沒有911恐怖攻擊；如果希特勒他媽沒把他生下來，就不會有他媽的二次大戰………

到底誰才要為一個人的死負責呢？我以為，誰做了一個「無可挽回的決定」直接導致他人死亡，誰才應該負責。希特勒他媽固然自作主張地把希特勒生下來，但希特勒可以自由決定要不要發動戰爭，要不要將猶太人送進毒氣室，他的決定才是導致幾百萬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希特勒他媽生孩子並不必然會死幾百萬人。槍枝製造商固然造了槍，但扣板機的人完全有決定要不要扣板機的自由。只有最後做決定的人才應該為結果負責。

也許有人覺得，槍枝製造商靠賣槍賺取了大把銀子，有人被他製造的槍幹掉，他卻不用負責，這多不公平啊！如果這樣想是合理的，那麼情人節賣花的、賣巧克力、賣美麗項鍊的，是不是也該為失戀少女負責？賠償少女們的精神損害？因為他們賣的東西被愛情騙子拿來當作欺騙愛情的工具，坐享巨利卻不必負責多不公平！反過來說，賣化妝品的、賣名牌服飾的，是不是也必須對被拋棄被詐財的可憐男性負責？因為他們的產品幫助了女人誘騙男人，他們坐享其利男人卻身受其害。

槍械只是一種工業產品，就像汽車和巧克力一樣，本身並沒有甚麼危險，製造危險的是人。如果一輛汽車在製造上有瑕疵，使用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了危險當然應該由生產者負責，比方因為剎車失靈而撞死人。然而車子的剎車沒問題，是你故意不去踩剎車把人撞死，能怪汽車製造商嗎？一把槍本身沒有瑕疵，殺人的風險完全由持槍者創造出來，又怎能要求槍械製造者負責呢？

電影裡的槍手在行凶後就自殺了，違法賣槍給凶手的卻只是一家小小的零售商，也賠不出幾兩銀子。眼看丈夫被殺，生活無依無靠，槍商卻坐擁億萬財富，教人難免心懷怨恨。這是油然而生的情感，沒甚麼不對。但就事論事，是非分明，槍械製造商並沒有做出殺人的決定，實在沒有理由要求他為別人的殺人決定負責。至於大企業賺大錢，在資本主義的思維下本來就沒甚麼不對；如果認為那不對，那就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問題了，與殺人無關，應該廢除私有財產制推行社會主義才對。簡單說，一碼歸一碼。

總之販賣槍械不應該被禁止，人民有權自我武裝，政府不應該剝奪人民正當的武裝權利。的確維持治安是政府的責任，但不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禁止賣槍持槍或許對治安有幫助，就好比把小偷的手砍掉也能有效降低竊案的發生率，卻不符合法律的理性要求。

一個合理的法治環境，是讓人民有「決定犯罪與否」的空間；你如果決定要犯罪就得承受刑罰的制裁，而不能從根本上取消一個人犯罪的可能性。一個「不能」犯罪的社會是很恐怖的，沒有犯罪的自由或能力卻仍有犯罪的欲望，想犯罪卻做不出來，以一個守法良民的姿態生存著，他的內心會是多麼醜惡！

有犯罪的自由卻決定不犯罪，或犯了罪接受刑罰制裁，這才是理性的法治國家。小說和電影常描寫未來的文明社會，人民被統治者用科學手段洗腦，全變成了溫馴的綿羊，不會犯罪，一片祥和，卻教人打從骨子裡發冷與厭惡。我可以忍受一個有小偷的社會，卻不能忍受「沒人能偷東西」的社會。

自由是最重要的，犯罪防治不能建立在剝奪人民自由上；只有「能犯罪卻選擇不犯罪」，這樣的治安才有價值。站在這個立場，我反對禁止販槍持槍，政府應該全面開放有效管制，把人民自我武裝的權利還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