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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馬華作家專輯 - 蘆花江湖
作者: 呆掉了的 Alice~✿	日期: 2013.12.23　　天氣: 　心情:

〈留台這些年 ── 馬華作家專輯4之1〉

　　對中原沒有幻想，不認同民國，不認同台灣，討厭「國家」這樣的概念。
　　而「在台灣寫作馬華文學」無非是因為它最脆弱、最貧瘠、最無助，而我們多少還可以做一點事……

文/黃錦樹

1

1985年底我中學畢業，因學制銜接的緣故，次年中秋方來台。離家（也就是抵台）那天恰好是中秋節，9月28日。
誰想到一待就是二十七年，而且這數字每年更新累增中，很可能後半生都會在這裡（這民國殘剩的尾巴）度過。

此後多年，每當端午過後，鬼門開、鬼門關；而後河灘裡，芒花開。颱風來，颱風去，亂石奔流。
過了九月，又一度開學，就可以感覺到那個「刻度」接近了。雖然這對別人沒意義，但當我留台的年歲遠超過在馬的年月，
就彷彿可以感受到那股冥冥之中的，命運的力量。

而今，當我用「返馬」這樣的修辭，都會遭到在地化得十分徹底的妻冷冷的嗤問：「你的家在馬來西亞還是在這裡？」

二十多年裡，何止「去日兒童皆長大」，甚至我的姪女甥女都陸續當了媽媽（小孩還不止一個）──
我既當了多年的舅公，也當了多年的叔公。
但這也都只有抽象的意義，彼此生命的軌道沒什麼交接，我甚至記不得他（她）們的名字。

這二十多年，念書花去近十二年，接著是教書。因工作需要，寫了若干論文，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
小說有時寫，有時沒寫。生活過得平平淡淡，其實也無甚可記。

2

最初在台大那冬天冷煞、夏季悶爆的學生宿舍開始摸索寫作小說時，就已經注意到背景可能會是個麻煩。
那時甚至會仔細閱讀評審紀錄。因此大學那幾年，小說習作並不敢嘗試投寄兩大報副刊（不論是發表還是參加文學獎），
最初的舞台是旅台文學獎之類的小場所，或者大馬的什麼奇怪的文學獎。
而我的台灣同代人紛紛登場了，在文學刊物上，甚至文學大獎的舞台。

也可能是由於自己的技藝並不成熟，我記得〈夢與豬與黎明〉的其中一個版本還投寄過全國學生文學獎，但似乎連入選都沒有，
也因此才會發表在同學會那鳥不生蛋的期刊上。〈死在南方〉（原本是個遜得多的題目）的命運也相彷彿。
比我小兩屆的陳大為、鍾怡雯似乎順利得多，大為以〈治洪前書〉獲第十五屆時報文學獎評審獎時，不過大學剛畢業。
而在台灣文壇以詩得大獎，這可能是首例，不似小說散文均不乏前例。

1993年以〈落雨的小鎮〉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時，碩士班都念完了。當時的評審紀錄關於這篇作品的討論相當少，
顯然大部分評委頗不以為然。有一位其時如日中天的中生代小說家對它表露了毫不保留的輕蔑
（那些年，目空一切的此君在大文學獎評審席有極大的影響力），齊邦媛教授一貫對僑生鼓勵，也沒說出什麼理由。
投了一票的東年說了句：「小說裡的雨下得太大了。」這篇小說用了他小說的篇名，他還因此被某君酸了一句。

兩年後僥倖以〈魚骸〉獲時報文學獎短篇首獎時，邱妙津《鱷魚手記》獲推薦獎，但這位比我小兩歲的同代人已在巴黎自殺身亡了。
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參加台灣的文學獎。雖然技藝未熟，也許還未找到自己的路徑，但應該告別學徒生涯，畢竟年屆而立了。

3

我從來沒想過要當專業作家，從未認為可以藉寫作謀生──從諸多案例來看，那是可能性極低的選擇；
念大學時，甚至也沒想過會留下。焦慮了許多年，前途茫茫，鬱鬱寡歡。最有可能的未來是，畢業後回馬到中學教華文課，
度過平淡的後半生──台大中文系的古典教育，對我毫無吸引力。也許那些年讀了太多反傳統主義的書。
也許，感受不到老師授課的熱情，而是冰冷無情的距離，以及對時務表現出的迂腐。感覺所學對了解自己存在的情境無甚幫助。
考慮念研究所時，很想離開中文系的軌道，但也許勇氣不夠，走了一圈，又回到舊的道路。

如果那年研究所沒考上，可能就只有回鄉一途了。因此大學畢業後，寄過一批書回老家，多是那幾年從舊書攤蒐來的。
碩士班畢業前，又寄了一批，後來餵了內人娘家的白蟻。想說念完這學位大概也差不多了，也受夠了這江湖烏煙，灰鵝新儒。

其時剛從清大文學所碩士班畢業的友人建議我去考該校甫成立的中文組博士班，
我那時哪知那又是另一處水滸山寨，雨小風大人心雜（詳見敝〈不夠世故〉）。

但博士班一考上，又有姑且留下來看看的心情──又有一顆石頭可以蹲個幾年。

4

念博士班修課時寫了幾篇報告，〈流離的婆羅洲之子和他的母親、父親〉、〈神姬之舞〉、〈中國性與表演性〉等後來都發表了。
它們和所修課程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自念碩士以來，就已養成習慣，泰半課堂報告都盡力寫成小幅度修改後
即可以發表的論文初稿。因為〈從大觀園到咖啡館〉的機緣（事見朱天心為《土與火》寫的標題非常誇張序），
在一場系內小研討會發表後，我把它寄給了朱天文。次年，在陳傳興老師的課上，他轉交一張匆匆寫在書腰之類的硬卡紙上
空白處的便箋。便箋的主人說朱天文把我的論文轉給他看，而當事人建議把這篇論文收進由他主編，即將由麥田出版的
「當代小說家」系列中的朱天文卷，作為附錄。便箋裡談到〈魚骸〉，也向我索閱陳老師向他提到的一篇馬華文學論文，
應該是〈中國性與表演性〉吧。

之前我並不認識鼎鼎大名的王德威教授（我也一直沒學會拜碼頭）。後來王教授更給我在那個系列中留個位子。
我自己倒沒那個自信，自覺分量不夠，「魯」了幾年，其間經歷喪父、生子、中風、地震、學校北遷……。
〈航向中國的慢船〉和論文〈魂在〉都起草於流亡龍潭期間。勉強拼拼湊湊的寫了十數篇，書出版時，
已經是新世紀第一年（2001）了。

倘使那幾年有這兩年的靈感與安定，至少可以寫它個五百頁吧。

研究所的學分修完後，就考慮找工作。那時與交往多年的女友結了婚，總該給人家個現世安穩吧。
其時有兩間學校新設立，一在山一臨海。我都寄了履歷表過去，當時我對海有無邊想像。但東華從沒回覆。
後來聽說有一個台大的大頭為他冷峭美麗的女弟子在那裡預留了個位子，恰好是現代領域呢。

5

我屢屢向朋友（雖然內人也說我其實沒有什麼朋友）稱述：大體而言，台灣學術界其實外文學界比中文學界對我友善些
（在《中外文學》「生格」變得非常龜毛但論文品質沒變得更好之前，我的許多論文都在上頭發表），
而王教授是前輩學人中對我最為客氣最為禮遇的。

多年前他一直希望幫我到更好的地方（譬如某研究院）去工作，他以為那地方錢多事少閒閒冷氣又強我蹲個幾年
大概就可以寫出什麼鉅著來。但他好像對台灣學界的江湖不是那麼了解。

他最積極想幫我的那幾年，其實我非常痛苦：內人一直是外籍依親，依台灣一直延用的民國初年訂下的舊石器時代的移民法，
她不能工作。我們住不起都市。因此應該感謝年輕時在學界素以豔麗著稱的P女士把案子擋下，免得我南北奔波之苦。

倘若待在那一向自認最專業的研究機構，勢必要花許多功夫精進英語，被迫以英文寫論文。
有位論文一向犀利的朋友C，同樣出身中文系，每回看到國內研討會他以英文撰著，問他時他都慣性的自嘲：「寫給老外看的。」
而主辦單位且常故意安排那位特愛修理他的外文系的學術明星教授L來講評。
L總是以英文老師的態度鉅細靡遺的挑他用詞文法上的毛病，針針見血。鈴聲響不止也停不下來，虐以為樂。

那樣的話，寫論文就毫無樂趣可言了。

而且有那麼多學術前輩需要哈腰鞠躬，難保不會經常閃到腰，倘傷脊成駝就划不來了。

當年王教授且以為我的論文集《謊言與真理的技藝》會得什麼大獎，書出版前即寄來賀詞（究竟純粹只是長輩的客套話──
還是他畢竟不了解學界這蘆花遍布的江湖？）孰料反響還不如一顆颱風後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

倒是呂正惠教授有一次跟我說：
「我參加過很多學位論文口考，發現年輕人引用你的意見比引用我的多得多，有一陣子我真的很生氣！」

說著瞪大了眼睛猛抽菸。

6

地震後我們給勵志作家整到必須無照駕駛南北跑。彼時沒有第六高速公路，山路蜿蜒曲折如蛇如鱔，有時開車開到幾乎睡著了，
竟不知身在何處。那時也曾動念離去，和甫從美國回來的KK君一道去申請新加坡國大，王教授還為我寫了強而有力的推薦信呢。

但我知道自己並不喜歡新加坡，只怕也難以在那物盡其用的世界生存。
雖然我大馬的家人都羨慕新加坡的高薪，喜歡它遠遠把馬幣甩在後頭的幣值，而常問我為什麼不到新加坡去而寧願留台。

約莫是地震後回埔里的第二年，大馬甫成立的N學院的院長H突然來訪，問我要不要回去當該院中文系的主任。
H態度誠懇，但那時我已約略知道大馬華社的若干江湖惡習：當年參與大馬青年社時認識的一位念歷史系的學長T，
滿懷理想返馬，一心想建立一個機構來收集、整理華人的史料。
努力多年略有規模之後卻被「老闆」（機構的出資者）以非常粗暴、羞辱的方式逼走。在華社，一向有錢就是大爺。

近年N學院動盪不安，連德高望重的K都被高層以骯髒手段逼走，講師也紛紛離去，學生人數驟減。
妻說，「還好當年你沒有傻傻的去那裡，否則不知道要看誰的臉色過日子。」

當然，有時我會想，回去的話對寫小說而言說不定會比較好，貼近那裡的現實，隨時可以做一些訪查──
細節不確定時，可以就近問問耆老。但這都是比較理想化的狀況。
如果基本生活都顧不了（在大馬教書的朋友工作量都非常驚人），就什麼都甭談了。

7

不待在學院裡，不知道裡頭的鬥爭如此赤裸慘烈。

在這鄉村小大學十多年，至少經歷了三四波大鬥爭。

五色羽。香江鱷。威猛先生連環秀。

很難理解為什麼會這樣。

也很難理解為什麼有人竟敢以「我們需要自己的地盤」為由，背道而馳的堅持設立博士班。

明知招不到生，學校還把資源硬綁在那上頭。以為那還是顆石頭，不知早已風化為一灘絕望的爛泥。

而同事間課餘鮮少往來，大家都是土虱，相忘於江湖。

二十年的教改實驗，造成大學普及化，學生畢業後普遍失業。低能的官員想到的「頭痛醫腳撐、腳痛醫頭髮」的對策是：
大學直接向職訓轉型。於是我們必須為學生未來的就業負責。教改人士說，「沒有不可教的學生。教不好是老師的責任。」
石頭也該教出個孫悟空來，朽木嘛，該「陶塑」成土地公。爛泥可以養鱔魚。

學校也常公開要求（奉教育部的指示），老師必須「定期到業界受訓」。開一堆智障級的講座強迫進修。於是教書就更其無趣了。

大學M型化後，肥者連影印費都用不完，窮者老師要去當業務（別說學校沒有這麼要求我們）。
哪天如被指派去植樹割草通水溝、接水管修電路開水肥車清化糞池，似乎也不是太過超乎想像的事。

說退休還太早。因此也未必沒有「如果中個樂透的話，就可以從這討厭的情境跳開」那樣非常小市民的妄想。

8

二十多年來，在寫作上找到自己的路了嗎？也許也還沒有，不過是對整體處境更為了解一些。
對中原沒有幻想，不認同民國，不認同台灣，討厭「國家」這樣的概念。
而「在台灣寫作馬華文學」無非是因為它最脆弱、最貧瘠、最無助，而我們多少還可以做一點事。

但論者多半會把我們比擬為二戰前馬來半島──新加坡那些自中國流亡南下、寫祖國題材的「南來作家」；
或比諸1949以後從大陸流亡來台的民國流亡者。以台灣的文學場域之大（相較於馬華文學），其實也不至於容不下
（如果心胸不是蚱蜢蟋蟀般小的話）。況且，不論是無國籍華文文學，還是台灣熱帶文學，
都可以為這崛起的中國陰影裡的民國尾巴的文學，提供一個不同的解釋向度。

然而工業化、資本主義這走向「進步」那無底深淵的單向車，在暖化、核災的陰影裡，
我們渺小的寫作至多不過是海灘上小小的沙之城堡。在大浪、大雨來前勉強維持它挺立的姿態，如此而已。

9

年歲每跨入另一個十時，都會有諸多感觸。來台時未滿二十，無盡彷徨。近三十時在埔里教書，摸著石頭，邊教邊學。
四十歲前後那些年精疲力竭，很沒勁，勉強編集了散文集《焚燒》，心情是沮喪的。而一轉眼五十就在眼前了。

對寫作，仍然沒有太大的野心──倘若有，也多半做不到了。轉瞬間老之將至，理當知命。

腳下這塊石頭或許比較大，一蹲竟然快二十年了。雖然因暖化的緣故，石頭表面已經濕到長滿青苔了。
往好處想，有青苔可能就有蝦子。有蝦子說不定就會有想吃蝦子的魚呢。

●2013/12/2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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