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是追求「智慧」。這裏說的「智慧」有別於「聰明」與「天才」，所謂「智慧」，乃是由那光輝圓滿的靈性所流露出來的一種領悟力；有了這領悟力，則萬事萬物在它之前，了了分明，無所遁形，所以，它能領悟一切真理而無所遺漏。靈性和領悟力與真理可以說是三位一體的東西。譬如鏡子一樣，一面平坦光滑而無塵垢的鏡子，我們可比作「靈性」；鏡子有「照」的功能，我們可比作「領悟力」；所照見的物像，可比作「真理」。所以，一個靈性未經啟發的人，我們不認為他有智慧，正如我們不認為遍佈灰塵的鏡子有「照」的功能。啟發一分的靈性，才可以有一分的智慧，才懂得一分的道理；啟發十分的靈性，才會有十分的智慧，才懂得十分的道理。所以我們說某某人不懂道理或不講理，與說某某人無智慧，或說某某人無靈性，意思是一樣的。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人生最寶貴的是靈性或真理。
然而，我們為什麼要強調智慧而不強調靈性或真理呢？理由是：智慧乃是一種能力與作用，在三者之中，它居於樞紐的地位。有了靈性，若不加運用、訓練，依然不會有智慧，依然不能了悟真理；正如鏡面雖無塵垢，若不用以照物，依然不能發揮它的用途，不能顯現各種物像。
智慧乃是以全體的靈性為根本，所以它與「聰明」和「天才」有所不同，因為「聰明」二字乃係耳聰目明之謂，偏指感官的發達。雖然所謂「聰明」有時意謂「較高的智商」，畢竟不如智慧之圓滿與深沉，因為，有時聰明反被聰明誤。所以我們不會形容佛、菩薩為「聰明的人」，而形容他們為「具有大智慧的人」。至於「天才」，往往指某方面的天賦而言，如天才音樂家、天才數學家。固然，聖哲多具天才，但天才並不等於聖哲，因為聖哲的智慧具有全面性與統一性。
根據儒家的經典，我們可知儒家也把智慧列為第一優先。如《中庸》講三達德，亦智為第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意為明白本有的光輝的德性，亦即啟發靈性。
擱置聖哲的言論不談，當我們靜心而思，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領悟到智慧的重要性。試問有了智慧以後，我們還怕沒有辦法、沒有希望嗎？有了智慧，則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則人生一切問題都會豁然開朗，雖不一定能一時獲得解決，卻總有解決之日。宇宙人生的問題不外乎以下三種形式：「……是什麼？」「為什麼……？」「如何才能……？」比如說：「權力是什麼？」「為什麼人會熱衷權力？」「如何才能獲得權力？」「快樂是什麼？」「為什麼有人會不快樂？」「如何才能獲得快樂？」無邊無盡的問題都逃不出這些形式。一旦有了智慧，問題都可得到解答，然後進一步解決。
關於名利富貴……乃至男女愛情對人都是利弊參半，都有副作用與危險性。這些東西被人所享受，但是擁有越多，則越容易招災惹禍。如何能擁有這一切而不致於招災惹禍，就看擁有者有無智慧。有了智慧，則他的言行做法都能合理合情，妥貼穩當，則世間種種身外之物在他手中都能獲得最佳運用，而不致為他引生煩惱。而且，在取捨之間，他能有明智的決定，在必須捨棄之時，他也不會黯然神傷，神魂顛倒，這是因為智慧發揮了作用。
當我們靜心觀察，我們可以知道，舉凡古今聖哲，大都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當他們居高位、掌大權、享受厚祿之時，他們都能善用其聲望、權力和地位，擔天下之重任，發揮一己之長以利濟生民；若不幸而時不我與，小人道長，他們也都能「遁世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易經》語），悠游林下，了其餘生。道理安在？一言以蔽之，曰智慧而已矣。諸位也許會問，為什麼智慧能使人看得開、放得下呢？原因是：智慧根源於靈性（亦即無我），靈性一經啟發，則小我觀念日漸淡薄，其心廣大開闊，能「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莊子語），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語），其境界是「圓滿」、「光明」、「空靈」、「輕鬆」、「自在」。其精神能力達於最高，所以能化解許多無謂的煩惱。此時他不必再重視物質、聲名、地位、權力，他所需要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物質條件而已。莊子說：「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的確，我們的軀體有限，容量有限，只要精神修養提高，智慧顯現，我們原無需太多的物質，當然，更不需要虛名來安慰自己，權力來陶醉自己。一個君子，或是一個聖賢，如果他也追求財富、權位、聲名的話，那麼他一定是要借財富、權位、聲名以完成他的偉大理想，護國利民，而不是用這些東西來填補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