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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国家前途-------
作者: 鬧鐘(封版再會))	日期: 2010.11.23　　天氣: 　心情:

国家前途-------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

近年大陆公民维权运动慢慢兴起，意义之一就是终于找到了训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去训导政府。训导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维权。不是对抗而是谈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论。通过维权运动的训政与自我训政。

第一，可以推动法治化的技术积累。

第二，可以强化政务系统的“非党化”（王思睿语）趋势。

第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冲突的危险。

第四，可以增强官民两方面的政治承受力。

第五，可以缓释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疏导公众的民主热情。

第六，可以涵养民间领袖、舆论领袖和地方领袖的素质、资源与声望。

第七，可以分化政府内部的情势，争取体制内温和派的同情。

第八，可以为各种海外民主力量和资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归和注入渠道。

第九，可以为党治的退出提供风险最小的路线图，在未来的变局中最大化的降低当政者的阻力。

中国的百年宪政史，孙文被奉为共和之“国父”。在台海两边长期以来都受到政治和舆论上的拥戴。尤其是在大陆，中共一党专制主导下所书写的一百年近代史，也将孙文捧得很高。这一点有非常微妙的意义。1925年孙文如愿所偿的病逝在北京，当年章太炎先生曾遥寄一副挽联。看这幅挽联，很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这个疑问：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很多人因为痛恨中共的专制，产生回到孙文和民国时代的思路，把1946年的民国宪法，或把1928年的国民党政权，当作一百年中国宪政的正统。也把孙文本人当作中国追求共和、民主、宪政的一个道义品牌。尤其是在台湾的民主化完成之后，对孙文及其象征的中华民国的宪政道路，以及这条道路对大陆宪政民主转型的影响，也有水涨船高的评价。

台湾民主化的完成有很复杂的因素，我在这里不作评论。但台湾的复杂性和偶然因素，也许是仅次于日本的。我曾把日本在二战后的宪政化转型，称之为“包办婚姻加外遇”式的转型，这个评论也可以粗糙的用在台湾身上。很多东西其他地方是学不来的。孙文对台湾的意义，和孙文对大陆的意义，也迥然不同。我对孙文曾有一个很多人觉得很苛刻的酷评，就是“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我到今天不改变这个看法。我是研究中国宪政转型的，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不在乎历史上应对孙文最终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允和全面的评价。我关注的不是一个人物曾对历史发挥的影响，换句话说对论功行赏不感兴趣。我也不关注他在未来可能还将要发挥的影响，换句话说我对历史的期货价值也不感兴趣。我最关注的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和品牌，正在对历史产生持续影响的那些因素。当我们的政治现实仍然陷入在一个人、一种传统所带来的某种负面影响里面时，我关注的是如何才能从里面走出来。

迄今为止，孙文所开创的政治传统至少在6个方面，在大陆的共产党专制体制中，仍然是一种负面的和可悲的现实。一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模式，二是以党建军，三是以党训政，四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五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一党专制，六是君师合一，七是个人独裁。孙文思想里面的专制主义倾向，和毛泽东等人的专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毛和共产党被批判和遗弃，孙文却依然受到膜拜。不打破对孙文这个在20世纪中国史上崇尚暴力革命和国家主义的先行者的崇拜，就无法梳理这一百年的宪政史，无法看到孙文留下的传统对中共在大陆建立一党专制体制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奠基和维护、辩解的作用。也无法看法在民主、共和和宪政这几个制度目标之间，我们一百年的政体革命陷入了以及还在继续陷入什么样的误区。

孙文的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前半生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摩顶放踵，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瓦解。这一点是功在千秋的。但后半生他为了追求单纯的民主主义目标，却开始背离早年崇尚的英美式的宪政民主道路，过分推崇武力和领袖的个人独裁，先后与他的四个亲密战友决裂，也与四种宪政转型的道路决裂。其一是与反对一党专制的章太炎决裂，其二与主张议会主义道路的宋教仁决裂，其三与主张法治主义道路的黄兴决裂，最后与主张联邦主义道路的陈炯明决裂。当这四种方向被放弃之后，最终孙文只能开创出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一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意识形态专制模式，以及国民党长达80余年的党国传统。对蒋介石建立在训政名义下的独裁政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为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有史以来最严酷和彻底的极权主义政体，扫清了大部分路障。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这一百年追求宪政与共和的传统发生断裂，走入困境。很多因素是从孙文那里就开始了的。我并非要求孙文本人对这些因素负有严格的责任。孙文的悲剧是整个中国一百年宪政史的悲剧。但看不到这些误区和悲剧因素，甚至还在不断的帮助两岸的统治者对孙文进行神化。却是中国之所以仍然陷在极权主义政治中不能自拔的原因之一。

一、回顾百年宪政的迷误

从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肇始，伴随着持续的革命与变革，这一百年之间立宪运动此起彼伏。从一个灾难深重力求自拔的王朝帝国，到王纲解纽之后僭主林立、训政不断的民族共和国。中国在这一百年间竟成为世界上拥有宪法最多的国家。从清廷的《宪法重大信条19条》，到孙文的《中国民国临时约法》。从袁世凯的《中国民国约法》，到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从蒋介石的《训政时期约法》到1946年的《中国民国宪法》。以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四部宪法。不多不少，一百年间全国性的正式宪法文本共十部，平均十年便磨一剑。此外地方性的宪法，则有1922年的《湖南省宪法》、1931年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其他策划于密室、胎死于腹中的宪法草案如袁世凯“天坛宪草”和段祺瑞的“段记宪草”等等，则不一而足。

俗语说物以稀为贵。宪法之多，既反映出中国走向宪政的夙愿是如此饥不择食和命运多蹇，也显示出宪法之道轻若鸿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萨托利称之为的 “装饰性宪法”和“冒牌宪法”。也许正因为我们拥有宪法举世最多，因此迄今为止距离真正的宪政也才最远。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按照学者萨托利的说法，只有当一部宪法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的“保障性宪法”，并能够得到有效施行和维护的时候，施行这样的宪法才能称之为宪政。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价值基础，就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国要追求的宪政，就是自由主义的宪政，或者说就是英美意义上的宪政。但清末以来，大部分革命者和思想家都对这一点缺乏认识。

在清末以来历次追求宪政的运动中，与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及民主主义的宏大叙事相比，自由主义的诉求总是被挤压到最边缘的位置。而宪政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梁启超先后译作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都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忽略了。如孙文就坚持认为中国人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甚至多到了让国人一盘散沙的地步。因此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才是第一位的，民权主义不过是一面统战的旗帜。

王人博先生曾经从宪政史的角度分析过清末“民权”话语的提出。“民权”首先是作为与君权的对应物而得到弘扬，并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意义上成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用以钳制或反对君权的武器。立宪派提出的“民权”概念，侧重于作为个体权利之集合的“民权”，与民主的概念相近，而与自由的含义相去较远。尽管杨度曾说，“立宪政府乃民权之政府”。但“民权”并没有被分解为个体自由，而被立宪派理解和确立为宪政制度的本体性价值。他们对国强民富的民族主义关注，和革命派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看到西方列强乃至日本蕞尔小国的富强正在建立在立宪政治之上，因此将立宪政治当作一副医治国弱民贫、政治腐败的特效药。民权也罢，议院也罢，都是从这个民族主义的目的出发去取舍的。比如开议院的好处，只是为了“合君臣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

因此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只在“先立宪后共和”和“先共和后立宪”的道路选择上，对于“宪政”的价值灵魂即个人自由的神圣性和法律化，立宪派普遍缺乏理解和认同。即便在观念上有理解，但面对民族主义的目标时也不免犹豫。在孙文的眼中，“个人自由”更是如此，在推翻君权的道路上只不过是必不可少的统战武器。但革命成功之后在建立民族国家而求富强的道路上，却开始视其为一种妨碍。二次革命之后，减少个体的自由，而求“群体的自由”，就成为孙文训政思想和一党治国思想的源头。国共两党皆深受其害。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的国家。但现在看起来，却有可能是亚洲最后一个实现宪政的国家。共和传统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但那时的“共和”还没有与民主概念及宪政制度相结合，所谓“共和”仅仅是上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共享权力的某种政治模式。这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具有较强的贵族精神和精英化的自由传统，并非常强调公共美德对于共和制度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古希腊的遗产与废墟，斯塔尔夫人才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

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古老的共和制度开始与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和宪政制度相结合，产生出以美国联邦党人为代表的现代共和主义。这也就是一百年前孙文等同盟会人孜孜以求的“共和”。推翻帝制只是走向现代共和的第一步，是一种非常古典的、初级的共和概念。等到把民主宪政制度的内容放进共和国这个篮子里去，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因此在一个君主制度已被废止的社会中，离开了民主制度和宪政主义的支撑，“共和”一词其实缺乏最起码的内容。孙文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古典的共和主义者。但古典的共和主义，往往就意味着现代的专制主义。只讲古典共和不讲现代共和就是“假共和”。 “假共和带来真革命”，这是清末立宪改革的教训。但反过来，远离了民主与宪政的个人自由的价值根基，“真革命带来假共和”。则是孙文的革命在民国建立之后，给中国留下的最主要的政治遗产。
清末民初的时候，反倒是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都日倾保守的严复，他对宪政民主的理解是最到位的。严复说西方文明一言蔽之，乃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句话就登堂入室，完全可以当作对宪政的完美诠释。根据这个诠释，我们可以借“体用之说”，把一百年来学习西方、追求宪政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展开洋务运动。这是中体西用的第一个阶段。日清甲午战争后开始认识到船坚炮利是用，立宪政治才是体，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尤其漫长，长得像唐德刚先生所比喻的“历史三峡”。从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的两轮立宪尝试，到辛亥之后频繁的府院之争、南北对峙，再到国共两党的对决，和20世纪80年代台海两岸各自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百年这个第二阶段仍然没有到尽头。孙文对这个阶段的意义，我想到一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可以自己体会。就是邓小平评论周恩来的那句话。“没有总理，文革会更残酷，但没有总理，文革也不会拖这么久”。

要走出这个历史三峡，进入第三个阶段建立宪政国家。“立宪政治为体、船坚炮利为用”的理解就须再进一步，就是严复阐述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孙文的思想以及对孙文的推崇，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求自由比求民主更难。严复在清末坚持认为开议院是末，启民智才是本。所以推崇价值启蒙，反对速开国会，认为欲速则不达。他认为“民权者，民为本而自为君也”。这一对民权的解释与同辈人相比，显然更近于自由主义而非民主主义。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上，李泽厚曾提出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而一百年以来在民主与宪政的关系上，则是民主压倒了自由。这并非是说民主已经有了，而是说在观念上对于民主的崇尚压倒了对于自由的珍惜，因此往往造成实践上的假民主压倒真自由。这也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每一轮的国家危机和民主梦想面前，总是倾向于对于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容忍。即便像储安平那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难免糊涂，何况是孙文一介武夫呢。

二、孙文的道路：从民主走向独裁

在二十世纪中国，一种完全无视传统和个人权益的暴力革命浪潮，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模式，孙文都是始作俑者。孙文是否有着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我不准备进行评论。但我想要指出一个事实，即使出自崇高的个人动机，也可能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而走向独裁与穷兵黩武之路。

“中山”，是孙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为他取的日本名字。所以我只以其生身父母为之定夺的名分称他为孙文。孙文抓准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旗帜，因而推动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这是居功厥伟的。但他之于辛亥革命的功绩有一大半只是象征性的。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以前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从满汉之间，就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辛亥革命，汉族人推翻异族的统治。一是从推翻帝制要求民主的角度去理解辛亥革命。但是还有第三个思路，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出发去理解辛亥革命，这在以前是被省略或者忽略的，就是地方主义。辛亥革命的一个实质是地方主义反抗中央集权。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场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这一运动的主旨有两个，第一是反对中央集权，提出“川人治川”的地方主义口号，第二是反对国有化，朝廷把民间筹资兴办的铁路国有化，四川人就站出来，捍卫私有财产权。反中央集权和反国有化的地方主义运动，辛亥革命在全国得到广泛响应，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而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的一家华人餐馆洗盘子。

孙文的十大革命，依靠的基本上是黑社会暴动。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孙文的“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葛。但他的革命经验，对前两种思路有着象征性的影响力。当时革命军面临分裂，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共进会之“十八星•锥角旗”。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兵临城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可”。于是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声称阁下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了上述表示。革命军内黄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残局的人选便呼之欲出了。

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是风云际会的结果。革命军撕开了战局，却没有一人具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只有靠各省的咨议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权。也就是靠的清末立宪改革的遗产，和地方主义的根基。孙文徒具名望，但并没有一兵一卒，于战事又无尺寸之功，十八省军队岂可服膺一个流亡书生，上演一处择贤而王的禅让大典？事实上当时袁世凯手握重兵，论实力还是论政治威望，在当时被普遍视为快刀斩乱麻，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才能压得住台面，使十八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个具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十八省之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不过是招聘一个去和袁世凯谈判的承办人罢了。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也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给清廷和袁世凯做一场秀，等于是先把“中华民国”的品牌注册登记了，变成空壳的上市公司，然后袁老三买壳上市，过来接盘。

为什么我说孙文是乱臣贼子。因为孙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组织的暴力与恐怖行为，信奉独裁的作用。以敢死队和雇佣军的组织力量，以及一种百折不挠的现代墨家精神，一手拉开20世纪中国“极端年代”的黑幕。说他是乱臣，对孙文有两重意思。以“二次革命”为界，前期的孙文所乱的是满清之帝制。我称他为“乱臣”，是对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古典共和主义者的褒扬。但二次革命之后的孙文，迅速背叛了民主共和的精神，无法从暴力革命的手段中自拔，在革命的崇高名目下回归到了比君王还厉害的独裁政治，成为一个穷兵黩武的党魁和军阀。甚至模糊道义底线，不惜以秘密外交背叛国家利益。这个时候他乱的，就是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这时我称他是“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一、黑金政治

1903 年孙文加入黑社会组织“致公堂”，进入洪门。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5000元，却只给了他1900 元。
孙文的革命全靠金钱支撑，胃口比今天的海外民运要大一百倍。1894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史书上说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其实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兴中会”，并不是一个“.org”，而是一个“.com”。类似于今日中国南部开始重新出现的民间“银会”。“兴中会”会员每人须出“底银”5元，“股银”则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将 “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写明，除尽忠报国以外，“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而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兴中会章程第8条）。不久之后，孙先生便卷款13000元，赶回香港和杨衢云洽谈资产重组去了。
海外华人的捐输，填不满孙文一次次街头暴动的花销。孙文开始为筹款不择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未与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元，于当年4月3日再次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的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 ——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
1901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为此开出了什幺条件，因此事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
在“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在 “护法战争”中，孙文为达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价，当府院之间正在为是否对德宣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通过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接受德国政府贿赂的“黑金”两百万银元（见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报告USDS893.00\2707号，及战后德国档案德国外交官秘密报告）。拿到这笔款子，孙大总统再次振臂一呼，几百名因议会解散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和程璧光（曾在甲午海战中亲向日本送递投降书）的海军第一舰队便簇拥着他，浩浩荡荡南下广州，向主战的段祺瑞宣战。
收受黑金，勾结倚重秘密会社，自孙先生开始始作俑，便成为国民党的光荣传统。从他的关门弟子蒋介石，到今日台湾政界诸公。影响甚至及于百年之后。

二、恐怖主义与独裁

20世纪的中国，以革命的名义开恐怖主义之先河，也是从孙文而始的，之后在毛泽东手上达到巅峰。共产党怎么可能不喜欢孙文呢。孙博士并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的穷兵黩武，为革命目标杀人如麻，可以直追雅各宾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他一手策划所谓“十大起义”，无不充满了刺杀和公共场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为例，孙文亲手写下的企划案中说：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这和毛泽东一样，学的水浒传的全套方法。
1918 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文发生冲突。孙氏登上军舰，下令炮轰位于市区的督署。那个舰长不是国民党员，坚持说怕伤及无辜，不肯开炮。孙文勃然大怒，竟然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
革命早期的孙文，尚倾心于美国制度，呼吁共和、民主，也主张地方主义和联邦制。同盟会员中也大多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颇具民主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后，一方面因为屡受挫败，孙文日渐感到一种平等的党员关系，对他的乾纲独断钳制太多。另一面苏俄的列宁主义崛起，对孙文的刺激也非常大。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 “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按指印、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种从黑社会学来的独夫作风，不要说具有民主主义背景的同盟会元勋们，就连每一个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党人也实难接受。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弃之而去。蒋介石等少壮派武人则趁机加入。
后来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人悉数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当时执意反对，条件之一就是除非孙文废除“按指印、立誓盟，宣誓效忠”这一套帮会作风。从此，国民党在孙文手中而不是像常说的那样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其实是孙文一脉相承的信徒），渐渐变成一个独裁政党。孙文也逐步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列宁式的领袖。

三、出卖国家主权

孙文的秘密外交，每一回领取日本、德国、法国的津贴，到底有些什么出卖主权的协定，虽有一些谣传，都不能一一坐实。但是在“二十一条”事件中，孙文的无耻无义，确是铁证如山的。拿任何革命借口来都不能自辩。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当时是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遂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顾维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双重秘书长）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的奥援和干涉。不料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海外留学生却群情激昂，把消息传回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一度失去革命动力的孙文一看机会来了，竟然枉顾民族利益，认贼作父，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条”，主动承诺出让与日本，条件就是日本出钱出力支持他及其党人推翻袁世凯。
早在1914年，孙文便通过其密友，日本政客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线。他于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极尽恭维之能事，并在信中慷慨允诺，一旦返华主政，当让与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军事及经济特权。
孙文当时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对他的空头支票并不感兴趣。但是孙文密函中主动提出要让与日本之主权，却是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的蓝本。等到1915年因“二十一条”引发全国反日浪潮时，孙文旧事重提，于当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造，重申前函的建议，怕人家不答应，还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码，出让之中国权益更加具体，让日本人实在不忍拒绝。
（以上情事见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四、内战与分裂

20世纪中国的内战绵绵和南北分裂，说到底始作俑者还是孙文先生。
孙文因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一事，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党内对孙文借机挑起战端便意见纷芸，大多数人都不愿内战，以致二次革命半途而废。孙文逃到日本后痛定思痛，终于领悟到独裁是如此重要，并日渐倚重蒋介石这种敢作敢为的革命青年。“二十一条”激起反日浪潮后，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领袖黄兴等人，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并呼吁为袁撑腰与日本交涉，全国民族一致对外，一面争取国际奥援，一面准备对日作战。但孙文却在这样的民族存亡之秋，暗中与日本政府勾结，出卖主权，收受黑金，企图以此为契机，重回中南海。他回中南海去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这对历史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竭尽一生的努力，结果是使中国离民主宪政越来越远。
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了“府院之争”。张勋事后，段氏再造共和，在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两百万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自立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各位注意，自从辛亥革命袁世凯出面收拾残局，到此为止，全国基本上维持了统一。包括这之后的所谓军阀割据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也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北伐统一全国，开中国军阀混战之先河。这是自清朝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
孙氏一面拿外国政府的津贴和黑金，一面以此财力组建“雇佣军”（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一次次反复的挑起内战，制造分裂，迷信武力。请问：这样的一个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究竟有何功德可言？中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军阀内战，日本又岂会长驱直入，救亡又怎能压倒启蒙，共党又怎么可能趁机坐大？事实上，孙文的本事，终其一生连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而穷兵黩武，使广东子第民不聊生。与此同时，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在经济、治安上都建树颇多，如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试验制度。以及阎锡山于1917年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的“山西村制”，曾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得寸进尺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十年间，中国北方各省局势稳定、各项民生事业得到渐进发展，地方议会的建设也日渐繁荣。
举两个例子，一是20年代初，有一场鼠疫自东北边境开始，迅速波及华北各省。北洋政府的卫生部门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医疗水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制止住了鼠疫蔓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第二是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各地的司法部门，都遵从大理院（当时的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在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的时候，全国的司法通过北京大理院的判例制度仍然维持着统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制度成就。但这一切都必须把孙文盘踞的广东除开。从上个世纪 10年代末到20年代，被称为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但这个这个黄金十年也并不包括孙文控制下的南方军阀治域的。这是对孙文的革命道路的莫大讽刺。
1920 年，孙文又搞到一笔款子，再回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主张武力北伐。广东督军陈炯明（老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的暴动队长）表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两人发生矛盾。加上陈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孙的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 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公开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之后陈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双方正式决裂。陈炯明致吴敬恒书中曾说：“南宁劳军之日，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悚。”
早年的孙文制定“革命方略”时（1906年），把革命建国事业的措施程序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第三期则为宪法之治。之后随着孙文的独裁倾向压倒民主倾向，对当中这个作为过渡时期的“约法之治”，进行了多次修改。到1924年孙文发表“建国大纲” 时，建设的程序也分作三个时期，但第二期的约法变成了“训政”。而且只字不提关于训政时期的“约法”问题，也没有训政时期的年限规定。孙文已不是那个甘愿抛头颅、下油锅也要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在野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品。他在几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属绝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他在实践中对暴力革命和君为臣纲的信仰，超过了他在观念中对自由民主的珍惜。
后来共产党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政体发挥到极致。毛泽东在1956年借用孙文的思想，声称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训政”。

三、辛亥革命的宪政教训

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者谭嗣同，曾说中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们将谭嗣同和毛泽东所言的“秦政”，作为从变法到革命运动厕身其间的“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判断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到底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取决于革命后的政治与“秦政”之间的对比。毛泽东在 50年代作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既然帝制已经在辛亥年间被一劳永逸的废止，这个“秦始皇” 的表述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将“秦始皇”这一辛亥年间的“路径依赖”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一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不是儒家的道统）。在两者之间，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尤其是后来反复的继续革命，几乎所有的力量都义无反顾的指向作为政体的君主制，但对于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却稍有批判。甚至在某种程度，此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威权反而成为对抗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恰恰因为一场从专制主义土壤里萌发的暴力革命，对政治威权有着迫在眉睫的大量的需求，辛亥革命在对于“专制主义道统”的破坏上反而不如戊戌变法。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孙文本人背叛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路，在革命后走向独裁的根本原因。
1911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位士绅远来南京参观民国新气象，他见到孙文时行叩拜之礼，被孙阻止。孙说：“民国的总统在位一天，就是百姓的公仆。”士绅问道：“若是总统离职之后呢？”孙文答曰：“总统离职后就回到百姓中间，成为普通人。”发问者听到这里，长叹一声，说：“我今天终于见到民主了。”
这位乡绅有难得的清醒。不是总统这个头衔对君主的取代，而是孙文所允诺的这种总统的“退出机制”让他感到民主有望。但我们遗憾的看见，从孙文就任大总统开始，整整一百年间，担任过中国最高领袖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实现了华盛顿式的解甲归田。没有一个人像孙文所说的那样，基于正常的程序而“最后回到了百姓中间”。包括孙文自己后半生的继续革命和向专制主义转向之后的穷兵黩武，亦是对于“回到百姓中间”的不服。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武昌首义后到南北和谈，如果说革命军对于民主共和政体的殊死坚持，是君主制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这种坚持当中，除开思想上对于民主政体未来前途的绝对自信，和对于两千年帝制和近代以来国嬴民弱的深恶痛绝外，对革命团体既得利益的殊死维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帝制不能被推翻，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因为驱除鞑虏的口号是与建立民国相联系，而非依赖于“天命已不在清室”这样的中国传统的革命理论。事实上，在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下短暂的停战局面。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 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议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这一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月8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袁世凯等于失去了民国大总统的初夜权，而这是革命党包括孙文在内一度承诺过的。于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

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了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他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占了再说。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以当时中国的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绝没有无获胜的局面。但对袁世凯而言，胜负之数也未明。在一个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总统唾手可得的前景下，以后半生的荣辱得失为君主制的去留而战，也不大符合袁的一贯习气。所以对君主立宪的坚持，也就是袁世凯的一个谈判砝码。和谈前他便明确指示和谈代表唐绍仪，“我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博取天下之同情”。
当时社会舆论的态度也很明确，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为圆妙。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统根深蒂固之际，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独此一家的品牌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文，其实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这个欲望也是可以理解的。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 “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严复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真不知道他这句话怎么忍心说得出来。严复因此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当时的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干预。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月3日颁布《宪法信条》》19个条款， ——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妥协。

如果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立宪政体的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磨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传统，就将成为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和需求。争夺尽管在所难免，但将下降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争夺，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争夺。这将瓦解中国当代极权主义形成的最本质的一个根源：政教合一。但君主制的被废使国家的权威系统及其合法性根源被“斩首”，结果砍掉一颗头（清室），立刻就长出三颗头（北京袁氏、南京孙氏和武昌黎氏）。

贡斯当在路易十六被杀，拿破仑成为独裁者之后，曾说：“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但辛亥之后长达一百年，中国的政治始终在心照不宣的世袭制与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之间挣扎，沦为漫长的“比君主制还不如的”（贡斯当）的僭主政治。当道统的象征被毁，新的统治者就必须既是凯撒、又是上帝。“枪杆子下面出政权”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君主制下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中，新的统治者只需要枪杆子即可。但在几千年的政治合法性火炬被吹灭了以后，新的自由选举和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合法性又没有建立起来。新统治者光有枪杆子就远远不够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到1928年之间军阀政治的失败。新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仪式和政治伦常，这是孙文从提出五权宪法到主张“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自从儒家兴起后，“君师合一”的政治传统就在中国史上消失了近两千年。但从孙文到毛泽东，中国的独裁者终于重新回到了“君师合一”的传统。

从这种视角看袁世凯复辟，复辟不过是袁对合法性危机万般无奈的回应。袁世凯发现自己手中的强权“失去了传统的依据，又无法提出现代的依据”（费正清），最终不得不回归“君主制”的本土资源，才能对付现代政治的“府院之争”。袁世凯之死，才是真正的君主制之死。从此中国这一百年间不断涌现出各种僭主，作为事实上的“天子继承人”。一个起源就是由孙文效仿苏联模式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党国合一的现代意识形态和党治国家，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由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发挥到极点。

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问道，“民国以来，皇帝制度已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君统’是不是也一去不返了呢？”。他的回答是直到今天，“至少从形式上看，废除中书省、打乱行政系统之类的君权仍然存在。相信君权的绝对性，也许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生一种暗示作用，使人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这就是孙文神话的根本原因。

从袁世凯的复辟礼炮到孙文党治领袖的血手印，给共产主义愈演愈烈的暴力革命主张和对意识形态的的霸占留下余地，撕开了一个注定会越来越大的口子。

内阁制与总统制

孙文归国抵达上海的次日，即12月26日，便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会上年轻的宋教仁提议采用内阁制，受到坚持总统制的孙文极力反对。讨论持续到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关于这次争论，孙文的亲信胡汉民和宋教仁的传记我及其朋友们的记载各执一词，各有不同。
所谓内阁制，便是主张董事长与CEO要分开，宋教仁主张的是政党内阁，以政党政治在议会进行政治博弈。宋的主张等于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彻底废除君主政治，对于共和政体下的“大总统”，也要尊其贵而虚其位。而孙文在这时便反映出其只反君主制的“政统”、不反专制主义“道统”的倾向。他在评价内阁制与总统制时，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有人站出来说，这样的人只有先生一个。此言一出，众皆翕然。宋教仁在压力下最终屈从。民国临时政府在孙文就任大总统之后，采用了比皇帝权力更大的总统制。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眼里，要这样一个总统，显然还不如要一个接受《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约束的宣统皇帝。

余英时所谓“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的君权思想，由此已可见一斑。那个以后要求党员宣誓画押、绝对服从并为达目的并不择手段的列宁式领袖的影子，已经可以略略看见。

但是，就在孙文以“非常时期” 需要非常威权的理由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之后仅仅3个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文便在南京仓促的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了个 180度的大转弯，采纳了宋教仁当初的内阁制设想，意图牵制袁世凯的权力。想起当时最高干部会议上的“面红耳赤”，已经恍如隔世。孙文自己任大总统，决不接受责任内阁制，认为对自己不需要“复设防制之法度”。一换别人当大总统，就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从这个意义上看，袁世凯接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让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的主张至少获得了一个实践的机会，使民初的宪政建设和政党政治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在孙文的总统制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所以袁世凯上台就遇上府院之争。尽管临时约法把责任内阁制绑在了袁世凯身上，但当时的民众也和孙文对自己的期许是一样的，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希望总统事实上就是一个“天子的继承人”。所以唐绍仪的第一届内阁垮台时，国内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连同盟会都对唐绍仪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文，骨子里面的专制主义和集权思想都如出一辙，就是相信武力、相信乾纲独断，相信意见纷纭是祸乱之本。袁世凯在1912年曾对新闻舆论和政党林立表示不满，认为其“怀挟阴私、飞短流长”，会使共和时代遭遇灾祸。而孙文在1912年让位时提出定都南京的主张，企图牵制袁世凯。但遭到章太炎、宋教仁和大部分议员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么做无异于放弃满、蒙。最后参议院投票表决结果是奠都北京。这个结果让孙文大为光火，不愿接受。后来在黄兴的努力下，迫使参议会再次投票，按孙文的意思定都南京。

在辛亥年，通过革命赢得了一个机会，即把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君主制的被废等于断送了这个机会。接下来中国一百年来的努力，就是企图把一个接一个事实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这个努力在大陆直至今天还看不到结果。当年宋教仁被刺原本可以成为这一努力的又一个起点，当时政府与刺宋案有关的证据被新闻媒体曝光，在相对独立的司法局面下，主审此案的法官居然坚持公开传唤国务院总理到庭作证。以前一直站在孙文一边的黄兴，也主张在现有框架中寻求法律手段的解决。因此最终和孙文决裂。孙文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在国内外失去普遍同情，最后几乎使革命党的力量毁于一旦。袁世凯的社会声望则达到顶点。孙文再次感受到乾纲独断的重要性，要反袁世凯的独裁，自己首先就必须独裁。二次革命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孙文决意放弃宪政框架。在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中国化之前，辛亥革命除了完成一个古典共和制的外壳外，最大后果，就是在孙文的手中完成了“秦始皇”的现代化转型。

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

所谓“共和”建立在个人对国家、地方对中央的层层授权和让渡之上。地方自治是宪政体制的题中之义。因此真正与“宪政”格格不入的本土资源，并不是君主制政体，而是春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但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家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能超越“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样的政体之别来看问题的只有章太炎。他在民国之初就公开宣称：“民主立宪、君主立宪，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民主非无秕政。”

孙文在与袁世凯见过面后一段时间，曾真心诚意推崇袁氏，主张同盟会为袁世凯的强势政府让路。他和黄兴都宣布退出政治舞台，转而经营实业。并对宋教仁的政党活动多有批评。这一思想与孙文当年坚持总统制的初衷是一致的。即信奉领袖人物的乾纲独断。这种根深蒂固的集权思想从他组织秘密会社开始，直到晚年建立列宁主义式的独裁党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到1923年的国民党党章，取消了领袖的选举制，直接任命孙文为党的领袖，并规定其享有“对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何决议的否决权”。孙文再也不必担心他的意志会像当年定都南京的提议那样被代议机构否决了。经过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革命领袖的“天子继承人”的身份，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结果中国的宪政化，在革命之后不断倒退。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制约程度，到此为止，反而远远落在清室1906年立宪诏书的水准之下。

在春秋大一统的集权思路之下，地方势力在历史上被称为“割据”。而辛亥年间所面临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持续了较长时期的地方自治局面，如果能够在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中，找到新的存在和整合的理由（如联邦体制和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就可能最终有助于打破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主义。在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之后，再一次推动两千年中央集权体制的灰飞烟灭。做到这一点，才能说终于不再行“两千年之秦制”了。

但在这一方面，袁世凯和孙文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袁成为“天子的继承人”后，和内阁之间发生冲突。袁世凯最终取得胜利解散内阁、甚至以后解散国会，并在天坛宪法草案中把内阁制改回为总统制，这些举动在当时都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支持和默许。接下来袁世凯一改当年推进地方自治的态度，开始循着中央集权的传统思路进行地方改制。而孙文在二次革命之后，在南方与陈炯明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也是孙文的中央集权思想和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的英美式道路之间的尖锐矛盾。

尽管孙文早年受英美思想影响较大。但孙文的“两千年之秦制” 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是深入骨髓的。他对英美民主宪政的理解远远不及宋教仁、章太炎乃至陈炯明等人。如前述，在秘密会社的革命运动中，那种专制主义和乾纲独断的组织手段成为革命运动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专制手段与民主目的之间的那条鸿沟，在革命屡受挫折之后，孙文已经彻底意识到了。于是他改弦更张，从英美式的立宪主义蓝图走向苏俄式的独裁党治，决心凭自己的先知先觉对大众进行无期限的“训政”。从孙文、袁世凯到以后滚滚诸公，辛亥之后一百年间，超越了秦制思路的政治家，一是坚持政党政治和内阁制的宋教仁，二是坚持省内民主改革和联省自治道路的陈炯明。除此之外，几乎再无他人了。

政党政治与党治国家

革命胜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同盟会应该何去何从？革命者的下一个身份又是什么？孙文、黄兴等人对此没有认识。孙文一度对袁世凯充满信心，甘愿让路。决心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建设，从事修筑全国铁路的工作。但他对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出自于国家昌盛的民族主义目标。并非意识到经济和民间社会的成长之于民主政治的关系。而他的另一个想法，则是主动从事一个较不重要的工作，好把政治舞台让给袁项城一个人去表演。这一点可能在道义上为后人称道。但孙文不是在作一个道德决策，而是在作一个政治决策。这个抉择是与他对不受制衡的强权的崇尚相一致的。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一支现实政治力量的领导人，一个在野党的党魁。不在宪政框架设立之后去推动和稳固其发展，不在政府之外形成最重要的批评与监督的力量，不去从事政党政治的建设。反而舍本逐末，去搞铁路建设。这恰恰是孙文在辛亥之后一个巨大的错误。也反映出他留美多年，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却实在过分肤浅。以革命党人半壁江山的实力，倘若同盟会在孙文领导下成为第一大反对党，积极推动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致力于消解君权的道统。那么民初的议会政治和宪政实践的高峰就不会随着宋教仁的遇刺而终止。更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轻易放弃宪政框架，从此陷入习惯性的革命癫痫。孙文有这样的实力，却自愿放弃将袁世凯拉入宪政体制的努力。不但如此，反而还对宋教仁的努力多加指责。批评他没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袁核心的三个代表上来。

另一方面，对同盟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孙文和宋教仁的看法又一次恰好相反。宋教仁主张同盟会应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成为公开的谋求组阁的政党，在宪法的框架内从事议会竞选活动。事实上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也是由宋教仁一手主持的。宋教仁的目的就是要把同盟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体现出他对于宪政框架的尊重和信心。但孙文却坚决反对改组，他希望同盟会依然在他手中，成为一个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革命团体。换句话说，他希望同盟会超越在宪政体制之上。孙文对袁世凯也不是全无戒心的，但区别在于，宋教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去防止袁世凯的蜕变，这是一种立宪主义的道路。孙文的方法则是在自己手中保留暴力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主动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这种思想正是中国历史上反复治乱的根源，是反宪政主义的暴力革命道路。所以在宋教仁一旦遇刺，孙文便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此走上以“革命”的独裁去对付“反革命”的独裁之路。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费正清评论说， “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便一直受着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没有孙文当初的选择，就没有共产党变本加厉的崛起。

对同盟会的前途，章太炎等人的看法更加激进。辛亥之后章就大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此主张与宋教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道路虽然有异，但革命党的继续存在将给宪政体制带来潜在危害，这样的警惕和担心则是一致的。党内元老给孙文致函，要求其“为民国前途计”，正式宣布解散同盟会。在说明其理由时，这位元老特意提到了“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同盟会当时事实上控制着民国军队，这正是党治超越于宪政之上的征兆。也是上述孙文手中保留的一张王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军队国家化。一支脱离于政党势力之外的军队，是政党政治得以展开的一个前提。这也是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主张议会政治的道路。意思是放弃对军队和秘密会社手段的控制，转而在宪政框架内展开合法的角逐。放弃暴力，接受非暴力的政治规则。宋教仁有这样的勇气，他才是这一百年间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模范，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宪政之父”。
章太炎在其主张不被接受后，转而组建统一党，公开声称与同盟会对立。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而自己组党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

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蔚为大观。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然后重新组成两个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事实上“两党论”在民初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这种局面被孙文痛心疾首的视之为革命队伍的“分裂”。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孙文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他注定是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再度兴起只有一种机会，就是宪政体制的失败和暴力革命的继续。

四、训政之路：公民维权运动

今天中国宪政转型的框架，将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政治合法性的转变。二是代议制的重构。三是个人自由作为新道统的确立。在西方，自由主义与自然法传统构成了宪政主义的道统。为政治立下了审视的标准。如何在中国的思想资源及意识形态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关于价值信奉的新道统。这是宪政转型最艰难的部分。我称之为追求宪政的第四个阶段。即在政治上建立保障自由价值的宪政制度为用，而在人心中确立对自由价值的珍惜和对宪政制度的热爱为体。也即涵养托克维尔所推崇的“民情”。没有这一自由价值的新道统，就不可能有哈贝马斯所称的“宪政爱国主义”。四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政体制中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现代宪政主义不同于古典宪政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制衡手段的司法化趋势。

但是，对这些方面的期待，不是对中南海的期待，更不是像孙文那样，一生都在期待和制造暴力革命的机会。孙文提出的“训政”说，曾被共产主义拦腰截断，成为大陆人民一个迄今永不结束的梦魇。他们的训政，就是政府训导人民，共产党训导群众。但统治者一无训导的资格，也没有训导的诚意。有一种观点针对中共借口人民民主素质低、民主条件不成熟，反过来认为根本不需要“训政”，实行民主也不需要什么“素质”。我倒并不赞成这种见识。其实宪政、法治与民主都需要一种积累和训练，公共政治空间更需要一个孕育的平台和方式。并不是一投票或一上街就立等可取。因此如何“训政”，仍然是中国大陆行宪政之前的一个题目。或者说中国的宪政民主既然绕了一百年这么一大圈。不能白白的绕。总要在民主化到来时有一些训政的成就，才不算冤枉。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失败不仅在于一党专制强横至今。而在于中国用了一百年的时候，也没能找到一种真正的训政之途。

而近年大陆公民维权运动慢慢兴起，意义之一就是终于找到了训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去训导政府。训导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维权。不是对抗而是谈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论。通过维权运动的训政与自我训政，第一可以推动法治化的技术积累，第二可以强化政务系统的“非党化”（王思睿语）趋势。第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冲突的危险，第四可以增强官民两方面的政治承受力，第五可以缓释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疏导公众的民主热情，第六可以涵养民间领袖、舆论领袖和地方领袖的素质、资源与声望，第七可以分化政府内部的情势，争取体制内温和派的同情，第八可以为各种海外民主力量和资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归和注入渠道。第九可以为党治的退出提供风险最小的路线图，在未来的变局中最大化的降低当政者的阻力。

新的训政之路，就是人们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去培育民间社会，和一个公共政治空间。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中，有勇气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自行其是。我有一个农民朋友叫刘正有，他的房子被政府强行拆迁了。他为自己和几千名和他一样的失地农民为自己的土地权利维权。直到今天，已经抗争了十二年。他是1949年后第一个把国务院告上被告席的中国农民。十几年来，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一家人随时都被警察骚扰，而他状告的官员却在不断的升迁。他走的是宋教仁的道路，不是孙文的道路。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一定要像训导我们的儿子一样，去训导我们的政府。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这些受损害的老百姓不去关心它的未来，谁来关心呢。

如果当年的同盟会中，少一个孙文，多一百个刘正有。可能我今天就在这里谈论诗歌了。如果从今天起，中国少一个孙文，多一百个刘正有，中国就不会再出毛泽东。中国一百年宪政转型的教训是，人们无数次的轻易认为渐进的改良已不可能。但每一次这样的判断都迎来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迎来一个独裁者。每一回轻易因为毛泽东正是孙文的延续，不可能是刘正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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