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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13～窮哉法治～
作者: 阿甘	日期: 2009.12.23　　天氣: 　心情:

下面提出問題來了：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個「道」是領導的導。剛才我們提出來，說孔子講的為政，不是談政治，以現在觀念勉強說來，他講的是政治哲學，或說是政治的原理。他說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制來領導，再用法制來管理，「齊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但是用法制來管理人民，這樣一來「民免」，一般人會逃避，鑽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罰，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齊之以禮」，以禮教化。這就談到禮義精神了，大家能自動自發，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的心情，這樣做到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過，中國的政治，向來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為什麼孔子在談到為政，要作自我報告呢？孔子是七十二歲死的。他用簡單幾句話，報告了自己一生的經歷，艱苦奮鬥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憐，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半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對家庭他要挑起這擔子來，他的責任很重。他說十五歲的時候，立志作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練，到了三十歲而「立」。立就是不動，作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這個人生非走這個路子不可。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範圍。到了「六十而耳順」這裏問題又來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麼問題不順，耳腔發炎嗎？這句很難解釋，可能在當時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個句讀。如果照舊，「耳順」的道理就是說，自十五歲開始作人處世，學問修養，到了六十歲，好話壞話儘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感，不生氣，你罵我，我也聽得進去，心裏平靜。注意！心裏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改成好人，要這樣平靜，這個學問是很難的。然後再加十年，才「從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不踰矩」。我們上街去看看，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來吃，「從心所欲」嘛！行嗎？要「不踰矩」。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範圍。「從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過這個範圍，所以「不踰矩」，同時這句話也通於形而上的道理。
講到這裏，我們要研究孔子為什麼把幾十年所經歷作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要放在為政篇裏。這經驗太重要了，本來為政就是需要人生的經驗。
在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沒有辦法實驗的，就是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東西，包羅萬象，變動不居。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專制、君主、民主、集體，究竟哪樣好？誰能下得了這個結論？尤其現代的中國，幾十年來，西方的什麼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國這個舞臺上來玩過，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來的，結果如何呢？所以為政的人要瞭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為政」這一篇，就是暗示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作人做事的艱難，並不簡單，要效法他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瞭解它，才把這一段編到「為政」中來。
從上面幾段，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管是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什麼東西呢？簡單的四個字──「人情世故」。
講到人情世故，中國人現在往往把這個名詞用反了，這是很壞的事。如果說「這傢伙太世故了！」便是罵人。尤其是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幾年前在中央日報我就看到這樣的文章，說中國人什麼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這裏一般年輕人的反應，認為這個外國人的文章寫得非常透徹，我說你們不要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留學兩三年，就能懂中國文化，那你們都是幹什麼的？幾十年的飯是白吃了。中國文化一直在講人情，所謂「人情」，不是過年過節的時候，提著一隻火腿，前街送到後巷，左鄰送到右舍，在外面送來送去的轉了個把月，說不定又轉回來物歸原主了。這只是情禮的象徵，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等學問都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瞭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現在反用了以後，所謂這傢伙太「世故」，就是「滑頭」的別名；「人情」則變成拍馬屁的代用詞了。就這樣把中國文化完全搞錯了，尤其外國人寫的更不對。
為政以「德」為本，再以學來培育「詩」的溫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備了為政的條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個軍人，把中外古今的軍思想理論都翻了，但是連槍怎麼放都不會，二等兵上等兵是怎麼回事也不曉得，這等人充其量只能當個参謀，絕對不能帶兵上戰場的。所以論語行文的氣勢，輕輕一轉，把孔子的簡略自傳編進來了。也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講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最簡單扼要的，不外中國的四個字──「安居樂業」。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論，都沒超過這四個字的範圍；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樂業。
同時我們在鄕下也到處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現代一般人看來，是非常陳舊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如果能夠真正達到這八個字的境界，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來說，無論是什麼政治理想都達到了。而這些老古董，就是透徹了人情世故所產生的政治哲學思想。

～車上的一課～
接下來，根據我們全篇連貫起來的觀念，似乎有了問題了，因為下面接著是說：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如此一節，我們不要看宋儒這樣的一圈，就把它圈斷了；這是後人圈的，是不對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結果就變成了教條。其實它是連貫的，也就是前面「為政以德」的引伸發揮，把中國文化裏面的孝道精神，擴充到待人處世上面，中國自古以來，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據這一點培養出來的。
現在我們先對文字作一瞭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學生，而是介於學生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他是魯國的大夫。當時的「大夫」，當然不是現代的醫生，而是一個相當高的官位。
勉強比，有如現在的內閣官員之流，通稱作「大夫」。「大夫」是官階，不是官職。中國這些官階職務，歷代都有變動的。我們要瞭解中國歷代政治形態的變遷，必須讀「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獻、通考。裏面不僅包括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官職的演變、一切的演變，乃至現代研究三民主義思想，　國父為什麼採用了五權分立制度，都與「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絕對的關係。這是講到孟懿子的職位，順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這樣一位人物，以當時孔子的立場來講，這一段問答，到底是孔子做魯國司寇以前，或以後說的，就很難考證了。孔子當時在國際──諸候間──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來問他什麼是孝，孔子只告訴他「不要違背」。如果根據這句話來看，孔子講話非常滑頭。不要違背什麼呢？沒有下文。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答話，接下來，又是一幕短劇式的談話。我們看論語，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說一樣，不必用那麼嚴肅的態度去看。
「樊遲御」──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名叫樊須，字子遲，小於孔子三十六歲，是年輕的一輩。「御」是駕車。孟懿子剛剛來拜訪孔子，並請教什麼是孝道這個問題，孔子說「不要違背」，就只有這麼一句話。等一會兒孔子出門了，因為請不起司機，都是學生來服務。現在由年輕的樊遲來駕車子，不像現在的汽車，孔子那時坐的是馬車，駕馬車有一套專門技術，很不容易的。那麼孔子坐進車廂了，樊遲坐在前面的駕駛臺上，開動了車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車廂中和學生談起話來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隨時隨地都在對學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寫孔子在車上特別告訴樊遲一件事：「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孟孫是孟懿子的號，因為他是當朝有相當地位的人，而且在當時政界來講，還算好的一個人，所以孔子對他相當尊敬，便只稱他的號。
孔子說，他問我什麼叫作孝，我答覆他「無違」，不要違背。「樊違曰：何謂也。」從這一句話，我們看到那個畫面上，學生正在前面駕車，靜靜的，沒有開腔，而老師好像在自言自語的告訴他，剛才答覆孟懿子問孝的經過，樊遲一聽，回過頭來說，老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跟我們現在的疑問一樣。「無違」，不要違背，這是什麼意思。
於是孔子說，沒有什麼，很簡單。「生，事之以禮。」這個「事」字是古人以下對上而說的。孔子說，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孝敬他──「事之以禮」。怎麼叫以「禮」事之呢？很難說了，這個禮不是說見到父母行個禮就叫孝。禮是包括生活上的照應、愛護。（這一切道理，將來我們還有專門講「禮」的機會，在這裏暫不詳述。）又說：「死，葬之以禮。」所以禮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看到這個禮字，絕不能作狹義的禮貌解釋。去世以後則「祭之以禮」。我們研究這一段，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又把這一段問答記到論語裏，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對為政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把這些問題先放在一邊，再看下一段，然後綜合起來作研究。
下面跟著記載的，是孟武伯問孝。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何許人也？就是剛才所講的孟懿子的兒子，他是「世家公子」。
這又牽涉到什麼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現代兩樣，尤其在春秋時代，與印度、歐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謂「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孫孫都有這個官作，不過是長子繼承這個官位，即所謂的封建時代。但是與歐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誰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國這樣傳下來的家庭叫「世家」，長子有繼承權，第二以及第三、四、五個孩子都是另外在一邊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是正統的世家公子。父親剛剛問了孝道，（當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過編書的人──孔子的學生們，硬要把它編在一起。）兒子孟武伯也來問孝，孔子的答覆，和答覆他父親的是兩樣的。
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句話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麼深刻，你要去體會這種心境。
孔子這個答覆有多妙！這句話，我們這樣說，這個問題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體會出來。這種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裏錢又不夠，小孩病了，坐在辦公室裏，又著急，又出汗，又不敢走開，可是心裏記掛著。這種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憂」。孔子對孟武伯就是說，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本文取自老古出版社「論語別裁」一書。
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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