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代能同時拿文筆、畫筆、麥克風，且都受到大眾喜愛的，首推蔣勳。他從三十年前任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開始，對台灣美學產生影響力，直到現在成為科技人都喜愛的藝術講者。但三年前大活躍的蔣勳，略微沉寂，許多人不知道他當時心臟病發，在鬼門關走一遭。然而，今年四月六日，他在病後首度重啟畫展《春分》，一派開朗。我們感受到他走至秋分的人生，卻有著春分的氣息。

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蔣勳記得好清楚。那天台北很冷，走到林森北路八巷口，他突然臉色發白，卻不自覺。學生見狀立即要送往台大，他還心繫著當晚要請雲門舞團二團去他最喜歡的餐館。幸好，學生不理他；幸好，送到醫院時，有經驗的值班醫師立刻要他不要說話躺下；幸好，剛做完心導管手術的醫師還在。他剛聽到：「醫生還不要走，又來了一個。」就失去意識。這一連串幸運救了他。

動完大動脈手術，「綁」在床上住進加護病房的那四天，是他人生最大的震撼。「我躺在床上，聽到一個人大哭，就知道有人又送出去了。一天好多次……。」每一聲哭都是一次撼動，「我徹底感覺到生命的無助跟無奈，跟這個時刻的絕對孤獨。」「如果我不是綁在床上，我這麼雞婆的人一定會下床，也許去安慰他們，抱抱他們，講幾句話。但那根本是自大，我其實沒辦法做，也不見得有什麼幫助。」

他也心想：「我還會再回來這個肉身嗎？如果再有這個肉身，能不能領悟多一點事情？還是我仍有很多的執著跟放不開？」

出了院，蔣勳並不像許多人那樣，倦了、靜了、悲哀了。反而，有一些小小的新芽，在他身體裡緩緩的長出來、動起來。

一者是幽默的芽

「學生都知道我以前兇到什麼程度。」蔣勳自己講了都莞爾。他從法國學畫歸國後，在淡江大學教書，擠了滿滿一房間的學生。某個女生坐在第一排中間，卻在上課畫眉毛、夾眼睫毛。「我就很生氣說，你給我出去！同學都嚇呆了。」可是現在，蔣勳說，「我會走過去說，我幫你夾好不好？」「以前的嚴厲，其實是不夠自信。」他細細回想，「（病）過了以後會感覺到，生命真的可以有一種幽默去包容。」

二者是大方的芽

以前老師給蔣勳一只老墨，鑲了珍珠。他一直捨不得用，但每次學生來他都會拿出來炫耀一下。病後一天，他突然動念打電話給那學生，把墨送給他。

「幾十年來早上起來我都在讀金剛經，可是我不知道捨不得的意思是什麼。可是如果我那天不是那麼命好被救回來，所有我愛的東西沒有一樣可以帶走。這讀佛經沒有用，要真的在病房、在急診室才懂。」

他曾在大陸徽州買的另一只老墨，原本也同樣捨不得。

「磨起來、畫起來是什麼感覺？我根本不知道。」癒後，開竅了，大膽的用起來。當然，當那只寫著「黃山松煙」的墨，越磨越逼近題字的下緣，他還是緊張，用完就沒了。可是把苦心珍藏真的拿出來用，那心情是活潑的、舒坦的、過癮的。

我們選在春分那天拜訪他，初雨乍晴。他用那墨寫了「春分微雨」四個字，大方送人。過了一週我再去，遇上地震，蔣勳略凝重的又寫下：「今日地震，願天下眾生無事。」書法是種生活習慣，不見得挑什麼大場合，隨筆創作開心不就好了。

三者是開心享受的芽

蔣勳病後被規定要早起、每天要走一萬步。一開始他配戴心跳表、記步器，做功課的意味比較重。他得注意心跳什麼時候變快，還要刻意的讓它跳到每分鐘一百三十下。

沒想到，他因此了解每天何時日出，哪裡上坡，哪裡和緩，哪裡岸邊有個小灣，適合坐一下，聽聽潮聲。春分那天，他準確的說：「今天五點零六分就日出了。」他從關注自己身體，轉而留心過去未注意的外在細節。那些表都不重要了。他每天非常享受在從家裡走到畫室，再原途折返的過程。

「我是在亂玩啦。看看地上的黃槿花啊，最近苦楝開了，我就去看苦楝啊，嘗試去畫一下。」「苦楝的花很小，顏色又那麼淡，木棉花開的時候，那麼鮮豔，它在旁邊大家都看不見了。但是那種像霧一樣的紫色，你不覺得就是莫內（的筆法）嗎？」在畫室，我們在旁聊著，蔣勳安靜的修著一幅畫了好陣子的畫，不自覺的就把苦楝的粉彩，加在人物的光影裡。

其實他住八里已經三十年了，而苦楝也一直在那。但近來才慢慢覺得，生命裡可以抓住的不多，抓到一件，哪怕再小，就很幸福。

人稱美學大師的他，也感悟的說：「藝術不是首要，生活才是。」「如果你留心聽到春天裡的鳥叫，薩提（編按：法國一位與德布西同期的音樂家）就不難懂；如果你看得到春天一片葉子上的光，莫內你也懂了。」

「我覺得越來越好，那種開心哦，」蔣勳眼裡都是笑，還炫耀他的老人優待捷運卡，「我跟朋友說，不要怕進入中年、進入老年，進入真的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