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榮隆.撒可努:重回部落,尋找排灣獵人基因 亞榮隆.撒可努,來自台東太麻里香蘭部落的獵人家族。家鄉的人稱他為「夢想實現的人」。 在台北,他叫戴志強,石牌保一總隊的保安警察。人們認識他,多半是因為4年前他寫了人生的第一本書《山豬、飛鼠、撒可努》,質樸地寫出部落的生活與記憶。 台東高中讀了5年才畢業,從做南迴鐵路的工人,到念警察學校,沒有人相信撒可努會寫作。他曾經抱著筆記和草稿遍訪出版社,卻屢屢受拒。 沒有想到,這人生的第一本書,就為他帶來三座文學獎。他那被出版社認為「太離譜」的中文語法,還被編入國中一年級教科書的教材,同時入選哈佛大學的「中文指定教材」。 問他是不是從小就夢想當作家,卻不得已當了警察的那種類型?他笑說,那不是排灣族人的思考邏輯:「警察是我喜歡的工作,就好像每個星期我在台北『打獵』養家,獵人一定要喜歡自己的工作。我也喜歡寫作,但那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希望分享部落的價值。」 對撒可努而言,部落的生命才是他所有價值的中心。他在部落裡找到「自己」。 撒可努十八歲以前不會說自己的母語,他「過著漢人的生活,與阿美族的祭典」。但身為排灣族獵人首領的父親,卻在不知不覺中傳遞給他排灣族的智慧與思惟。高中畢業後,撒可努流浪到都市,更困惑自己的價值、身分與認同。 「我的父親一直告訴我,我的基因在大自然,我們是『解讀自然的翻譯官』,我的生活範圍應該是一座山、幾座山,而不是像台北人那樣上班下班……。」 十年前,撒可努重回部落,他發現經濟的快速成長,卻使得部落發展失衡。部落裡的孩子有強烈的失落感,在「主流社會」的學校裡學了「知識」,卻沒有應付生活的「智慧」。 他決定用自己的錢、用自己的方式,替部落蓋會所(原住民傳統中專門給未成年男孩子養成教育的地方)、圖書館,重拾部落的價值。 每個週末,撒可努就和太太一起回台東「帶孩子」。他們先恢復自己的祭典,然後是服裝,然後是歌……。第一次部落祭典的主題就是「我是誰」。 他們帶著孩子一起做部落重建的工程,讓孩子們懂得如何為部落付出,從中學習排灣族成年人應該有的傳統智慧。 「學習文化恢復的過程,就像是談戀愛一樣,當我們開始尋找我是誰,這段探索的歷程,是漢人孩子在學校無法比擬的,」撒可努說。 撒可努和太太楊智真約定,十年不生小孩、不買房子、不買車子,他下一步的心願是回部落重建「獵人學校」,教導孩子認識記號、靈鳥及獵場,傳遞獵人家族與山林自然、生命靈魂溝通、對話的本能。 在排灣族的語言裡,最好的獵人被稱為「走風的人」,也就是「替風開路的人」。撒可努用他自己,為台灣的文化,開了一條美麗的路。 阮慶岳:透過緩慢,累積前進力量 四十歲之前,阮慶岳和所有優秀的台灣建築師並無不同:從國外頂級的建築研究所畢業、進入美國世界級的建築事務所SOM工作、回台灣開自己的建築師事務所,然後希望有機會設計一棟能讓全世界驚艷的地標,好在建築史上留名。 六年前,幾乎每一件事都如阮慶岳所願地發生了。他拿到文建會「九九峰國家藝術村」的大案子,工程費高達11億新台幣,光是設計費就有四千萬。 阮慶岳相信,他的機會來了。為了這個代表作,阮慶岳和他的事務所,全力以赴了四年。 二○○○年,新政府上台。一聲令下,文建會的「新官」上任,宣布「九九峰」無限期暫停,阮慶岳的人生也被無端推入谷底。 「怎麼會是我?怎麼會這麼倒楣?」阮慶岳坦承,九九峰暫停的那幾年,十分不能釋懷。事務所業務面臨青黃不接的壓力,他對自己所操作、信仰的一切,通通產生懷疑。他不知道該怎麼往前走,但又不敢停下來。 「台北太快,節奏不夠忙的人,會被認為是個loser,」阮慶岳形容。 直到前年九月,他參加台北藝術村的「交換藝術家」活動到宏都拉斯,給了他三個月安靜的緩慢生活,也讓他琢磨出新的人生意義。 那段日子,他住在小村莊裡,身上只帶了詩經和古希臘哲學史,生命完全安靜下來;由於村子裡沒人會講英文,沒有咖啡店、電視、電話,他幾乎與世隔絕;阮慶岳一早泡完咖啡,就會到外頭讀書、曬太陽、寫毛筆、抄詩經,再打開手提電腦寫小說。 他決定放下自己不擅長的事務所經營,專注於建築評論與文學創作。他想要給自己五年「緩慢」的時間,重新建構自己對建築的思考與操作體系。他希望能自廢武功,擺脫現代主義追求更新、更大、更快、更好的思惟架構,走出自己在建築上的創新之路。 回台灣後,他決定結束事務所。朋友們都勸他不要衝動,因為「失去了頭銜,就失去了所有」。每個月七萬元的貸款,也讓他一度猶豫。 「但是人不可能等到所有問題解決後,才做下一個決定,總要有個開始,」阮慶岳說。 現在的阮慶岳,是華梵大學建築系的專任講師,建築界受人尊敬的評論家。他在貸款買來的不到二十坪的小屋裡,創作出他的第一本結合散文、攝影、評論的「四色書」。 日子不如過去寬裕,卻讓他感到真正的自由。問他滿意現在的生活嗎?他笑著帶有詩意地說:「未來對我像是愉悅的邀請。」邱馨瑩:在野心與消極中,找到「適當」 邱馨瑩,說話腔調和裝扮都帶有典型的日本中年婦女氣質。很難想像她是三家資訊公司的創辦人,頭銜是總經理兼董事長,旗下管理一百多名員工。 她在日本唸書、工作了十三年,擁有完整的企管和資管學經歷。1994年回國後,她協助太電導入日本電腦大賣場的模式,成為T-Zone重要創始團隊之一;後來又擔任太平洋商情諮詢顧問公司的協理,規劃太平洋集團的資訊化。 三年前,太平洋集團的老闆章啟光投資她創業的第一家公司 — 宏達數位行銷。她的事業從沒有讓人失望,國泰人壽、ViewSonic的內部網路資訊化系統都是出自她公司的「作品」。創業沒多久,她就想擴張事業到中國市場。 很長一段時間,她忙得沒有時間回家。每天深夜在三溫暖「小盹」後,請洗衣店把第二天穿的衣服直接送到辦公室。 直到有一天,她在三溫暖被送到急診室。醫生判定她「過勞」。接下來的好一陣子,她三天兩頭住院,每次都嚴重到需要二十四小時看護。即便如此,她還是把醫院當辦公室,請祕書送成堆的簽呈來。 她不清楚自己的身體到底怎麼了,直到醫生跟她說:「你沒有病,但你再這樣工作下去,你只有兩年的時間可活。」 好強又愛面子的邱馨瑩,覺得自己好像打了一場敗仗: 「我想要脫穎而出,我想要別人認為我很優秀,我要公司愈來愈大,員工愈來愈多,業績愈來愈好……,在某一個巔峰時刻,我真的達到了,卻也迷失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麼,我發現自己也追不上那個目標時,就病倒了。」邱馨瑩的「過勞」從身體感染到心理,她連辦公室都不想踏進一步的時候,她知道自己是該停下來了。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面對我的失敗,只想找一個地方躲起來,單獨和自己相處,」她說。 邱馨瑩在朋友的推薦下,「躲」到了印度中部的村落。那是著名的奧修社區,匯聚了來自全世界的修行者。 每天從早到晚,社區提供各種免費的課程,「老師」們會導引參加者,或是唱歌跳舞,或是進行身心靈、禪修的歷程。 英、日語都流利的邱馨瑩,從旁觀的翻譯,到自己的投入。她第一次真實面對自己的情緒和身體,或哭或笑,或畫圖或跳舞。她感受到那個不是總經理或董事長的自己,也很平靜地面對自己的傷痛。 六個月的修習結束,邱馨瑩重回職場。她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被成長的欲望操控,要當棋手而非棋子。她絕不設定高過自己能力太多的目標。以目前公司的規模,她不接三百萬以上的大案子,強迫自己每天工作不要超過四小時,盡量授權給公司的核心幹部。 「鐘擺往左就成了野心欲望,往右就成了消極拖延,人生永遠在尋找『適當』位置,」邱馨瑩如是說。曾俊才:逆勢回台,打造自己舞台 當所有人都看壞台灣未來,準備積極「放眼大陸」的當下,曾為惠普/安捷倫派駐中國的高階台幹曾俊才,卻在中國駐任四年後,逆勢回台灣創業。他在想什麼? 年近四十的曾俊才從沒想過自己會創業。他說一切都是環境改變下,被「驅動」出來的。 身為外商公司的專業經理人,他的職場生涯一帆風順。在台灣惠普與安捷倫尚未分家前,曾俊才因為派駐香港表現優異,成為第一個從台灣派到北京的業務經理,過往業務體系多半是中國當地人才擔任。 他如願以償地前往「夢想之地」 — 中國市場,卻很快地察覺台灣外商經理人的「三明治」命運:上有大陸老闆,下有大陸員工。第一線員工去打天下,打出的天下卻是頂頭上司的功勞。作為過渡性的「管理」角色,曾俊才明顯感覺「失根」的茫然。 「在外商工作的中高階主管,最怕別人問:『你下一步要做什麼?要派到哪裡?』公司對外派主管的聘約,從兩年一簽、一年一簽,到半年一次,你愈來愈不知道自己下一階段在哪裡、要做什麼。但是愈高層、公司提供的package愈好,我在香港的薪水就是台灣數倍,還有小孩念國際學校的全數津貼……,不敢去想、也不想去想……。」 為了結束這種「永無止境的不確定感」,二年前,曾俊才轉到大陸台商擔任副總經理,負責生產管理、工廠營運。 他又深覺台商在中國經營的產品項目多半附加價值低、太過生產導向,經營理念與文化也和自己信仰差異頗大。 去年初,曾俊才終於捨下穩定的福利薪水和誘人的大陸市場,帶著一家大小回台灣。準備和一群惠普的老夥伴一起創業。他們選擇在台灣開發難度較高、附加價值也較高的「數位廣播接收機模組」,他們要實踐心目中理想的「惠普風範」(HP Way)。 離開人人想去的中國市場,沒有遺憾嗎?「有一度覺得不甘心,要離開這麼大的舞台,但是一定要克服,因為想通了,最終這就是別人的舞台,」曾俊才說。 公司成立不到一年,曾俊才開發的產品,已經可以和歐洲頂級供應商直接競爭,客源逐漸穩定中。 最近,他成為中國大陸政府推動數位廣播計劃的上游供應商之一。雖然經常兩地奔波,但這一次,他清楚知道,這個舞台是自己的。王偉忠:堅持所愛,走到豁然開朗 王偉忠,四十七歲。許多人一家三代看著他製作的電視節目「長大」。從早期的「連環砲」,到最近當紅的「2100全民亂講」;從大人看的「台灣人在大陸」,到小孩看的英語教學節目「魔法ABC」,都出自王偉忠之手。 他比別人提早成功,也比別人提早遇到生涯的膠著……。 我算少年得志。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是做電視製作人。大學畢業沒多久,很快成為有名的製作人。我三十歲就有中年危機,覺得製作人已經做到頂,沒什麼好幹的了。我已經做到我人生想做的事了,下一步要幹什麼? 所以我一直想變化自己。那時候很多國際公司到台灣,我看人家都能進跨國公司,為什麼我不能?硬著頭皮就去外商公司當總經理。 我看人家做大媒體,我也試著去TVBS做業務副總、成立台北之音。我有兩年時間不碰電視製作,就是想突破自己。 後來走了一圈又回到原點。我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在大企業體裡面做行政工作,也不是那種會跟銀行談購併的角色。 有人適合做大、有人適合做小、有人適合做好,每個人不太一樣。我是那種喜歡早上起床想我要做什麼好玩東西的人,這是老天爺給我的命,做得最愉快也最順理成章。這些東西會讓我年輕不感操勞。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狀況最好。一個南部長大的孩子,竟然能在台北的電視圈裡工作,好快樂,每天都興奮得不得了,什麼事都願意做,好勤快。 三十歲的時候,開始會計較名利,做事會先想目的,想我會得到什麼。 現在我已經四十五了,經歷這麼多事情,我又知道,把過程做好,結果就會好。我現在也知道,製作人沒有辦法做到頂,你總會發現有人可以做得比你更好。 我在一個名利衝突非常大的環境裡工作。二十幾年來,看到很多演藝人員起起伏伏,那種速度、潮差非常明顯。很多人低潮的時候,會關起門來抱怨任何人。 抱怨難免,但與其在抱怨裡找自尊,不如一直讓自己在這個行業裡,持續不斷的努力與嘗試。 我總是相信,一個行業你好好做、一直做、努力做,成成敗敗、起起伏伏,做到一個地步,你就會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