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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1
作者: 每年都要學一種新外語	日期: 2014.04.28　　天氣: 　心情:

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1）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介紹

王育德，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著者介紹"，《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

譯者譯序

本書的中文翻譯是譯者在1970年代留日期完成的。當時台灣尚未民主化，處於戒嚴狀態，翻譯出版這樣的一本書是絕對的禁忌。基於對王育德先生的景仰以及身為台灣人的使命感，本人義不容辭接下翻譯的工作。1979年8月，中譯本在日本東京由台灣青年社正式出版，由於各種因素的考量，並未登出譯者姓名，曾引來不少讀者的質疑，給王育德先生造成困擾。這次前衛在台灣重印本書，決定將譯者姓名及當時所寫的譯序刊出，讓本書回歸應有的面貎，或可稍慰王育德先生在天之靈。－1998年11月，黃國彥。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譯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0。

當時的1963，台灣只有14萬人，著者自序有段話。

也許令人難以相信，台灣人對台灣的歷史關心的很少，進而研究的更是寥寥無幾。

統治者唯恐台灣人關心自己的歷史，常施加有形或無形的壓力。禁忌並不限於歷史方面，有助於鼓舞台灣人自覺的事物完全不准思考，禁止發表。其間的空白補之以統治者事先預備好的一套思想體系。反對者不是死就是整肅。

台灣屬於台灣人；只有台灣人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翁；合理解決台灣問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我所講的只是極為單純的事實。但是這些話統治者並不中聽。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方便而歪曲歷史，利用權力與財力向全世界誇大宣傳被歪曲的歷史。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相信這種誇大宣傳的人們很有可能反而攻撃我所說的是歪曲歷史。

台灣人在日據時代以前幾乎都處於文盲的狀態，並未留下什麼可觀的文獻和記錄。因此工作一開始就必須面對困難－從有限的資料中描繪出台灣人不見面貌的面貌，辨聞出台灣人不聞呼聲的呼聲。所幸從許多師長那裡獲得懇切的指導和建議，自己也覺得總算大致正確地－雖不中不遠矣－摸索出台灣人的足跡。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日文版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3-14。

開羅宣言，證實是一種沒有國際法，承認的新聞公報。

蔣介石在十八年前口吐「以德報怨」這句名言，將留在大陸的日本敗兵殘卒平安遣送回國，因此在部分日本人之間還受到歡迎，但是大多數人似乎對中共的「解放台灣」更覺得有吸引力。

不論「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都是以「一個中國」為前提，所以台灣的命運歸根結蒂還是掌握在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手中，最後還是會當做「中國的內政問題」解決－這個想法已成為一般的常識。

這個常識又以規定「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1943年11月27日）以及對此加以追認的波次坦宣言（1945年7月26日）為法理上的根據。

開羅宣言的決定事先未與台灣人磋商，因此台灣人不受其拘束－這是台灣人的主張。很有趣的是後來各國的學者、政治家相繼對開羅宣言表示懷疑，好不容易找到的法理上根據也發生了動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風雲詭譎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11。

建立台灣國，絕對是終極的目標。

換言之，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化為烏有，建立台灣人的台灣共和國取而代之，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讓台灣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捨此已無解決一切的方法，而且將來自然會走上這個解決途徑。

台灣人究竟是什麼？他們有無要求獨立的資格？

一定有很多人抱這個疑問。以往人們的腦子裏並無要求獨立的台灣人的心象。最大的原因歸根結底在於台灣人的自我主張太薄弱。何以薄弱？乃因台灣人的言論自由被剝奪。

但設法陳訴心迹的台灣人並非完全沒有。僑居海外的台灣人迄已發行了內容雖然貧乏但數量很多的宣傳品，而島內的台灣人也一有機會就向外籍旅客呼訴。

例如美國的「哈潑斯雜誌」（Harpar’s Magazine）在1963年9月號刊載了記者艾伯特‧阿克塞爾班克（Albert Axelbank）的報導，標題為「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其中有這麼一段：「在台灣所謂『獨立』或『自治』都是忌諱的字眼。但不論屬於國民黨或反對黨派，台籍的領導人士都向我表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希望和中共以及國民政府斷絕關係，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1960年代，我們目睹亞洲超人的獨裁者一個接著一個没落－1960年4月李承晚；1963年11月吳廷琰；1965年9月蘇卡諾；1970年3月西哈努克。超人的獨裁者喊出的口號因人而異，例如「反共」「納沙貢」（NASAKOM）「中立」等等，實際上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高居於民眾頭上專制獨裁，私底下圖謀一族的榮華富貴，使國家民族瀕於危殆。
但是無法忍受壓迫的民眾一旦揭竿而起，獨裁者就很出人意料之外不堪一撃走向没落。
其中只有蔣介石一個人還生存於台灣。各種口號當中像蔣介石所喊的「正統中國」「反攻大陸」等口號那樣把人當傻瓜看待的無出其右。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原因何在？
個中固然有其原因，不過獨裁者終究避免不了滅亡的命運。歷史以及進步的國際輿論不會讓獨裁者一直生存下去。民眾的忍耐也有限度。
因此，人們期望台灣在最近的將來會發生變化固然不錯，這是很有幫助的。什麼地方不同？
這裡進行的是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民族鬪爭。
它是一種殖民地解放運動。
它是四百年台灣史的衝刺目標。
它是使中國問題一擧解決的國際貢獻。
根據何在？這本書就是答覆。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風雲詭譎的台灣"，2000，《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2-14。

Tai-an Tai-oan 或是Taiuan ，是平埔西拉雅族的稱呼。

從使用種種假借字的事實可以知道Tai-oan原非漢語，追溯其來源實係盤踞於台江（往昔安平和台南兩地，海水深入內陸形成海灣叫做台江）西岸亦即台南附近的平埔蕃西拉雅族對外來者的稱呼－他們稱呼外來者Tai-an或Tayan。移民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於西拉雅族之前無法知曉，但可以想像是在「東蕃記」有「台員」之記載以前。

移民聽到這個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正確地說就是〔taiuan〕，副元音相當強，所以荷蘭人才拼成Taioan。不曉得移民是否知道這是對自己的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7。

Formosa，則是葡萄牙對青翠美麗島的通稱。

把台灣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是葡萄牙人，這是無人不曉的。葡萄牙人航行海上，從船上看到青翠欲滴的台灣島，高呼“Ilha Formosa!”(ilha 相當於英語的island)。不過葡萄牙人每次發現令人驚歎的島嶼,都有歡呼“Ilha Formosa!”的習慣。如果知道這樣被命名為福爾摩沙的島嶼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有12個之多，難免覺得有些掃興。雖然如此，其中以台灣最有名，所以用福爾摩沙做台灣的註冊商標並無不妥。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8。

1500年代，台灣處於海盜與外來貿易商的交流處。

當時台灣還有屬於倭寇後代的日本人和在東方貿易舞台新露面孔的荷蘭人，三者在初期保持奇妙的關係，一面合作一面競爭。

顏思齊在翌年秋天前往諸羅（嘉義）一帶捕鹿，滿載而歸，大擺慶宴，但不久就患瘧疾而死。

繼顏思齊之後被推為首領是鄭芝龍（1604~1661年），當時他是九個城堡中的一個城堡的頭目，出生於福建南安，幼時曾在澳門受洗。

天啟三年（1623年）夏天，鄭芝龍護送舅父黃程的船貨赴日，對田川氏十七歲的閨女一見傾心，娶為妻室。翌年舊曆七月十四日生男兒福松，即後來的鄭成功（據江日昇「台灣外記」所載）。鄭芝龍旋即隨顏思齊乘船前往台灣。

他很開朗，對部下發出禁令：一、不可強暴婦女；二、不可殺傷普通良民；三、不可隨便放火；四、不可偷割稻穀。這些禁令暗示當時台灣已有攜帶眷屬的一般移民，並已進行農耕。

鄭芝龍的目標在於建立台灣海峽的制海權，博取通商貿易的鉅利。他利用和田川氏姻親關係與日本通好，並與前來台灣的荷蘭人締結通商協定，也接受明朝的招撫。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9-20。

1603年，25,000名華僑為西班牙人殺戮，有誰知?

華僑向南洋發展從宋代開始。歷代的政府都認為華僑是「不安守本分之徒」。這也是儒家的中華思想造成的結果。中國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國家，外國都是夷狄之邦。中國人生於中國，能在王道樂土工作，應該感謝，卻棄之移居外國，簡直不知好歹。正因如此，中國政府未曾認真考慮過保護華僑。

例如1603年(萬曆31年)，呂宋島發生兩萬五千名華僑慘遭西班牙人殺戮的事件，福建巡撫奉政府之命向呂宋總督致送抗議書，其中略謂：流寓國外的中國人都是抛棄鄉里貪財圖利的賤民，沒有保護的必要。歐洲各國有一傳教士被殺害就不惜訴諸武力，相形之下在態度上有霄壤之別。那麼致送抗議書目的何在？只是為了維持中國的體面。（據1941年8月初版，成田節男著「增補華僑史」第十一章「支那的華僑政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4-25。

接受荷蘭人教化的高山族，在荷蘭人離開台灣後，仍給後代留下以羅馬字拼寫蕃語的手段，因此清朝統治台灣初期特別把他們稱為「教冊」（Kah-chheh），視為知識分子從優對待。

移民和高山族立土地契約時，趁他們不懂漢字蓄意作假欺騙的情形不少。不過契約如果附帶以羅馬字拼寫的蕃語副本，欺騙就行不通。流傳後代的羅字文書中所見的年號多為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乾隆（1736~1795年），比較稀罕的及於嘉慶（1796~1820年）。由此可知羅馬字在當時對於高山族而言等於現世福音。

荷蘭人取得鄭芝龍的合作，把在飢荒和戰亂下戰慄不安的福建、廣東沿岸的流民運往台灣。這是使台灣開拓史加速前進的集體出洋。「巴達維亞城日記」在1631年4月3日項下有下面這一段記載：
「公司以船舶載運中國人170人來台。還有千餘人要求搭船，因為沒有餘地，不能輸送。長官覺得如果中國人有用，還可以考慮再派一、二條船舶。」
不指望搭乘荷蘭船，自己找便船前往台灣的難民一定更多。對這些移民，荷蘭人還用別的方法格外優遇。

荷蘭人對移民中的有力人物授與權限，讓他們建立一種自治組織，把透過地方會議控制蕃社的原則也適用於此。

到了清朝，姚瑩具體描述其內容說：
「地方數十里，墾田數千甲（「甲」這個單位是荷蘭人的遺物，約當一公頃或2,934坪。清朝對這個單位感到無法接受，好幾次想改為大陸的畝頃制，但都失敗。）用佃多者殆者萬人，紛紛烏合，苟無頭人經理，不但無從約束，且工本何出。昔蘭人之法，合數十佃為一結，通力合作。以曉事而貲多者為之小結首。合數十小結中擧一富強有力，公正服眾者為之首，名曰大結首，有事官以問之大結首，大結首以問之小結首，然後有條不紊。」（摘自姚瑩：「東槎紀略」所載「埔裏社紀略」）

大結首－小結首－佃農，這種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階層，形成台灣特有的封建社會，限制了以後的發展。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不完全的新天地"，《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40-43。

印度黃牛來到台灣，水牛來自中國，各有其特性，Pescadores是何處？　

傳教士格拉維斯在1644年到1651年之間，自印度購入一百二十一頭黃牛，從這個時候起台灣才出現牛。其後荷蘭人在南北設兩個牛頭司，致力於牛的繁殖。無法馴服比較兇猛的則放其野生，因此清朝初期野牛繁衍成群，收以千百計。耕牛的使用，給向來只靠一把鋤頭效率很低的農業開創了劃時代的局面。

原來台灣黃牛來自印度，迄今住超過三百五十年了；水牛則來自於大陸。

順便一提，水牛是清朝以後從大陸輸入，基於特性，主要役使於搬運重物。馬似乎和台灣的風土不合。台灣的開拓有許多方面類似美國西部的開拓，但看不到牧童騎著駿馬在廣大的原野奔馳的颯爽英姿。騎著水牛，讓帶蓬牛車前後啣接悠然而行，這是台灣的風景。

荷蘭人對漁民也課稅，每次出海捕魚課徵百分之十。漁民才是開發澎湖以及台灣的先驅。葡萄牙人把澎湖稱為Pescadores，意思就是「漁民之島」根據荷蘭人的記錄，大概一年有一百艘帆船來自澎湖和大陸。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不完全的新天地"，《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43-45。

凡是外來族群到台灣，皆會壓榨台灣人，採取凶狠的統治方法。

1652年（順治9年，永曆6年），郭懷一發動的叛亂，是後來台灣發動的無數大小叛亂的先驅，也是台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大事件。

郭懷一原是鄭芝龍的部下，鄭芝龍受明朝招撫後，他和何斌（後述）留在台灣孤軍奮鬪，分別擁有二、三千人的力量。他們兩人在赤崁南方不遠的二層行溪一帶扎根，何斌開墾北岸，郭懷一開墾南岸。郭懷一被眾人推為甲螺（首領captain），橫行於附近一帶，荷蘭人實施王田制後，他被任命為大結首。

郭懷一對荷蘭人的橫暴夙極憎恨，終於在1652年9月7日，糾集其手下徒眾於家中，用酒激發他們說：
「諸君為紅毛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耳，計不如一戰，戰而勝，台灣我有也。否則亦一死。唯諸君圖之。」（摘自連雅堂「台灣通史」）
在座眾人非常感奮，表示贊同。於是計畫在中秋夜以設宴賞月為藉口，邀請赤崁城的主子－荷蘭人參加，在宴席上把他們殺掉，然後偽裝送客衝入城內。

不料郭懷一的弟弟和普仔（Pouw,是遮蘭奢城附近的移民中的有力人物）兩人心生怯意，偷偷逃到遮蘭奢城告密。第十任長官費爾布克（Nicollai Veburg）半信半疑，先派偵察隊到郭懷一的部落去。郭懷一快了一步，已經發現有人背叛，倉皇之下糾集一萬六千人，攻向布羅比殿奢城。

荷蘭守兵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寡不敵眾，四下逃散，郭懷一輕而易擧地把城攻陷，屠殺了赤崁地方的荷蘭人一千數百人，在城內放火大肆破壞。

翌日，費爾布克派出百二十名荷蘭兵，兩軍在台江西岸對峙一星期之久。好不容動員的兩千名高山族士兵趕來援戰。他們由荷蘭人供應精銳的火器，以獲准公然獵取人頭姿態，奮勇當先。沒有充分準備的移民軍隊，除了少數火槍外，只有鋤頭、犂、竹槍、棍棒，當然無法對敵，一千八百人一下子就被殺死。郭懷一也在這裡戰死，副將Louegua被俘，後來被處以炙刑，屍體拖著遊街，最後還梟首示眾。另外兩個隊長被五馬分屍。

移民軍隊群龍無首，一窩蜂逃到二層行溪畔的根據地，固守南岸。高山族有人知道什麼地方水淺，引導荷蘭軍渡河。移民軍隊四面楚歌，在歐汪（大湖）奮戰七天七夜，只有部分殘軍脫出重圍，但最後也被逼到岡山東面，悉數被殲滅。

在這次叛亂中，殺害的移民包括男子四千人和婦孺五千人（台江西岸戰死者不包含在內），所謂「漢人在台者，遭屠殆盡」（「台灣縣志」），元氣大傷。相反地，荷蘭軍隊沒有一個人戰死（据瓦倫丁（Francuis Valentyn）著「新舊東印度」(台灣銀行發行，「台灣經濟史四集」所載，周憲文之論文所引)以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台灣通志稿　卷九革命驅荷篇」、連雅堂著「台灣通史」等書之記載）。

荷蘭人凶暴的真面目，使在對岸等待機會希望移居的人們躊躇不前。勞動力激減而且難以補充，不但使截至當時發展得相當順利的台灣經濟轉趨式微，而且使荷蘭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傳說國姓爺鄭成功即將進攻台灣的風言風語中惶恐不安。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不完全的新天地"，《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47-49。

鄭成功到台灣，為了反攻大陸，還是要驅使台灣人向大陸宣戰。

鄭氏政權和現在的國民政府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一貫奉正朔和國民政府主張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主旨相同。由此必然採取「反攻大陸」的國策，強迫台灣人犠牲以便奉行這個國策。驅使現在的台灣人向他們一無所知的大陸發動戰爭－鄭氏政權也有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移民為大陸的飢荒和戰亂所迫，好不容易來到台灣。他們看到向南北延伸遼闊肥沃的原野，對明天滿懷希望。「反攻大陸」在他們聽起來，一定覺得跟自己毫不相干。

和國民政府一樣，對於鄭氏政權來說，「反攻大陸」成功的可能性連萬分之一都沒有。他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和土著的台灣人攜手合作，在台灣建設新的國家。里斯曾有下面的立論：

「上天若是海盜朝廷，讓在台灣不蓄辮子的古代中國人的遺孽，得以維持純粹的對外貿易，也許會產生史家最感興趣而且是東亞近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現象。但黨臣留傳的思想和特別是近年移居的明朝遺臣的要求，終於使其無法成事。因為他們這一幫人反對建立背離祖先廟堂－中華帝國來和西班牙、荷蘭、英國人和平共存的野蠻帝國，他們還期望讓舊王朝的遺王至少繼承台灣島的王位，以待光復祖宗的帝國。……」（摘自前引書，吉國藤吉譯「台灣島志」125頁）對執迷不悟的難民心理和難民政權註定的命運言之中肯，富於啟示。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52-53。

荷蘭人投降後，鄭成功率軍隊到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等蕃社示威巡視。鄭成功離開赤崁之地只這一次。由此可見鄭成功對高山族費過心神。這些平埔蕃不久就被同化或被迫移居內陸。從這個過程來看，高山族在荷蘭時代似乎比較幸福。

1662年2月，彈盡援絕的荷蘭人和鄭成功之間簽訂的和約，是很紳士的君子協定，並非勝利者君臨失敗者，而是站在轉讓者和承讓者的立場。除公司的財產以外，荷蘭人獲准帶走所有私有財產和船隻航行到巴達維亞所需的糧食、雜貨、武器彈藥，而且可以奏樂堂堂離開。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55。

荷蘭時代，台灣人口10萬，加上鄭成功的3萬。

現在KMT，1947，250萬的軍民來台，當今的台灣有2,400萬人口，未來兩岸一統，阿九實施Unification，台灣的人口可破上億，大家可以分到一公尺見方的居住空間，就很不錯啦！

荷蘭時代末期，台灣的人口估計約有十萬人。緊跟著鄭成功所率二萬五千個士兵的後面，家眷五千人來到台灣。1664年（康熙三年、永曆十八年），鄭經又率六、七千士兵及家眷來台（據施琅的奏疏）。

光是見於記錄的這兩次就達四萬人左右，一下子增加百分之四十。另外在沿岸各島招聚運往台灣的「閩粵無賴子弟」也不少。增產糧食和擴充兵員是鄭氏政權的至上要求。

台灣是跨溫熱兩帶，橫亙於大洋中的孤島，內部有崇山峻嶺蜿蜒起伏，瀰漫著山林地帶特有的過於潮濕的空氣，各種瘴癘蔓延為虐，一直到近代還是聞名的不潔之地。它和越過一座山脈就是氣候溫和的加利福尼亞的大地完全兩樣。

台灣變成像今天這樣豐饒適居的島嶼，是不屈不撓的開拓者的氣魄征服了「地靈」（險惡的水土）的結果，但不可以忘記，日據時代以後的醫療衛生的發達發揮了直接作用。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56-57。

台灣人始終為統治者服務。

在殖民地推廣教育的目的，不論何時何地，都是為了替統治者服務。大家不能只攻擊日據時代的教育是「奴隸教育」。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教育」和陳永華的儒家教育也是如出一轍。

陳永華的場合，當前的目標是從流寓台灣的明人子弟中培養出行政官吏。一般移民享受到什麼餘惠？清初作亂的移民有很多打著「復明滅清」的旗號，這是否可以算成果之一？既然沒有腦筋在推翻夷狄滿清的統治後提倡獨立自主，也就只好高喊復明。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59。

中共把金門、馬祖留給國民政府，清廷則拼命攻佔鄭氏在沿岸的根據地。這是由於中共採取把台灣當做中國的內政問題這個立場，而清廷則將台灣視為外政問題處理，二者態度不同。如果在台灣海峽劃一道界線，就沒有「解放」台灣的藉口，所以中共才留下象徵紐帶的金門、馬祖，清廷則希望在台灣海峽劃下界線，拼命攻佔沿岸的根據地。

清朝這種態度，很容易瞭解。崛起於東北寒荒，能夠席捲中國大陸已經喜出望外、又何必自找麻煩和傳統上不屬於中國版圖的台灣搭上關係？何況建國不久就發生三藩之亂，政府的基礎尚未鞏固。

清朝好幾次向鄭氏政權提議和談。起初採取以胡服蓄辮為條件的招降方式。蓄辮是滿族固有的風俗，男子剃掉兩側的頭髮，只將中央部份留長，編紮垂於腦後。日本人戲稱為「豬尾巴」，據說甲午戰爭時曾利用來綁俘虜。佔據台灣後，日本人要台灣人剪掉辮子，台灣人認為這是僅次於生命的重要東西，予以拒絕。但鄭氏時代則死也不肯蓄辮。這是證明陋習根深蒂固而又毫無意義的最佳例子。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62。

1683年（康熙22年、永曆37年）秋天，施琅率艦隻二百餘艘，兵三萬餘名踏上進攻台灣的征途。當前的敵人是一萬五千名由劉國軒指揮的鄭軍主力。經過一星期的激戰，鄭軍悉數被殲滅，劉國軒倖以身免，逃回台灣。馮錫范還高喊徹底抗戰，但清軍的內應陸續出現，鄭克塽知道大勢已去，表示無條件投降。

施琅流血就佔領台灣，慰撫歸順的官兵，願意回大陸的準備船隻送他們回去，並貼出布告免除人民今後三年的稅金，力圖收攬人心。

「靖海紀事」描寫當時移民的心理，有下面這一段：「八月統帥入台灣。市肆不驚，耕耘如故。士民壺漿簞食以迎。皆遮道泣數行下，謂我等見公如父母，但恨晚耳。」

「靖海紀事」是對施琅歌功頌德而寫的書，措詞也許有誇大之處，不過移民在鄭氏的苛政下是如何水深火熱，可見其一端。

雖然如此，移民這一次也是被別人扭轉自己的命運，他們當中大概沒有人天真得以為今後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能獲得別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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