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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楊緒東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介紹

王育德，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 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 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著者介紹"，《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

譯者譯序

本書的中文翻譯是譯者在1970年代留日期完成的。當時台灣尚未民主化，處於戒嚴狀態，翻譯出版這樣的一本書是絕對的禁忌。基於對王育德先生的景仰以及身為台灣人的使命感，本人義不容辭接下翻譯的工作。1979年8月，中譯本在日本東京由台灣青年社正式出版，由於各種因素的考量，並未登出譯者姓名，曾引來不少讀者的質疑，給王育德先生造成困擾。這次前衛在台灣重印本書，決定將譯者姓名及當時所寫的譯序刊出，讓本書回歸應有的面貎，或可稍慰王育德先生在天之靈。－1998年11月，黃國彥。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譯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0。

當時的1963，台灣只有14萬人，著者自序有段話。

也許令人難以相信，台灣人對台灣的歷史關心的很少，進而研究的更是寥寥無幾。

統治者唯恐台灣人關心自己的歷史，常施加有形或無形的壓力。禁忌並不限於歷史方面，有助於鼓舞台灣人自覺的事物完全不准思考，禁止發表。其間的空白補之以統治者事先預備好的一套思想體系。反對者不是死就是整肅。

台灣屬於台灣人；只有台灣人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翁；合理解決台灣問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我所講的只是極為單純的事實。但是這些話統治者並不中聽。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方便而歪曲歷史，利用權力與財力向全世界誇大宣傳被歪曲的歷史。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相信這種誇大宣傳的人們很有可能反而攻撃我所說的是歪曲歷史。

台灣人在日據時代以前幾乎都處於文盲的狀態，並未留下什麼可觀的文獻和記錄。因此工作一開始就必須面對困難－從有限的資料中描繪出台灣人不見面貌的面貌，辨聞出台灣人不聞呼聲的呼聲。所幸從許多師長那裡獲得懇切的指導和建議，自己也覺得總算大致正確地－雖不中不遠矣－摸索出台灣人的足跡。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日文版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3-14。

開羅宣言，證實是一種沒有國際法，承認的新聞公報。

蔣介石在十八年前口吐「以德報怨」這句名言，將留在大陸的日本敗兵殘卒平安遣送回國，因此在部分日本人之間還受到歡迎，但是大多數人似乎對中共的「解放台灣」更覺得有吸引力。

不論「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都是以「一個中國」為前提，所以台灣的命運歸根結蒂還是掌握在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手中，最後還是會當做「中國的內政問題」解決－這個想法已成為一般的常識。

這個常識又以規定「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1943年11月27日）以及對此加以追認的波次坦宣言（1945年7月26日）為法理上的根據。

開羅宣言的決定事先未與台灣人磋商，因此台灣人不受其拘束－這是台灣人的主張。很有趣的是後來各國的學者、政治家相繼對開羅宣言表示懷疑，好不容易找到的法理上根據也發生了動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風雲詭譎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11。

建立台灣國，絕對是終極的目標。

換言之，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化為烏有，建立台灣人的台灣共和國取而代之，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讓台灣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捨此已無解決一切的方法，而且將來自然會走上這個解決途徑。

台灣人究竟是什麼？他們有無要求獨立的資格？

一定有很多人抱這個疑問。以往人們的腦子裏並無要求獨立的台灣人的心象。最大的原因歸根結底在於台灣人的自我主張太薄弱。何以薄弱？乃因台灣人的言論自由被剝奪。

但設法陳訴心迹的台灣人並非完全沒有。僑居海外的台灣人迄已發行了內容雖然貧乏但數量很多的宣傳品，而島內的台灣人也一有機會就向外籍旅客呼訴。

例如美國的「哈潑斯雜誌」（Harpar’s Magazine）在1963年9月號刊載了記者艾伯特‧阿克塞爾班克（Albert Axelbank）的報導，標題為「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其中有這麼一段：「在台灣所謂『獨立』或『自治』都是忌諱的字眼。但不論屬於國民黨或反對黨派，台籍的領導人士都向我表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希望和中共以及國民政府斷絕關係，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1960年代，我們目睹亞洲超人的獨裁者一個接著一個没落－1960年4月李承晚；1963年11月吳廷琰；1965年9月蘇卡諾；1970年3月西哈努克。超人的獨裁者喊出的口號因人而異，例如「反共」「納沙貢」（NASAKOM）「中立」等等，實際上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高居於民眾頭上專制獨裁，私底下圖謀一族的榮華富貴，使國家民族瀕於危殆。

但是無法忍受壓迫的民眾一旦揭竿而起，獨裁者就很出人意料之外不堪一撃走向没落。

其中只有蔣介石一個人還生存於台灣。各種口號當中像蔣介石所喊的「正統中國」「反攻大陸」等口號那樣把人當傻瓜看待的無出其右。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原因何在？

個中固然有其原因，不過獨裁者終究避免不了滅亡的命運。歷史以及進步的國際輿論不會讓獨裁者一直生存下去。民眾的忍耐也有限度。

因此，人們期望台灣在最近的將來會發生變化固然不錯，這是很有幫助的。什麼地方不同？

這裡進行的是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民族鬪爭。

它是一種殖民地解放運動。

它是四百年台灣史的衝刺目標。

它是使中國問題一擧解決的國際貢獻。

根據何在？這本書就是答覆。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風雲詭譎的台灣"，2000，《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2-14。

Tai-an Tai-oan 或是Taiuan ，是平埔西拉雅族的稱呼。

從使用種種假借字的事實可以知道Tai-oan原非漢語，追溯其來源實係盤踞於台江（往昔安平和台南兩地，海水深入內陸形成海灣叫做台江）西岸亦即台南附近的平埔蕃西拉雅族對外來者的稱呼－他們稱呼外來者Tai-an或Tayan。移民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於西拉雅族之前無法知曉，但可以想像是在「東蕃記」有「台員」之記載以前。

移民聽到這個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正確地說就是〔taiuan〕，副元音相當強，所以荷蘭人才拼成Taioan。不曉得移民是否知道這是對自己的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7。

Formosa，則是葡萄牙對青翠美麗島的通稱。

把台灣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是葡萄牙人，這是無人不曉的。葡萄牙人航行海上，從船上看到青翠欲滴的台灣島，高呼“Ilha Formosa!”(ilha 相當於英語的island)。不過葡萄牙人每次發現令人驚歎的島嶼,都有歡呼“Ilha Formosa!”的習慣。如果知道這樣被命名為福爾摩沙的島嶼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有12個之多，難免覺得有些掃興。雖然如此，其中以台灣最有名，所以用福爾摩沙做台灣的註冊商標並無不妥。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8。

1500年代，台灣處於海盜與外來貿易商的交流處。

當時台灣還有屬於倭寇後代的日本人和在東方貿易舞台新露面孔的荷蘭人，三者在初期保持奇妙的關係，一面合作一面競爭。

顏思齊在翌年秋天前往諸羅（嘉義）一帶捕鹿，滿載而歸，大擺慶宴，但不久就患瘧疾而死。

繼顏思齊之後被推為首領是鄭芝龍（1604~1661年），當時他是九個城堡中的一個城堡的頭目，出生於福建南安，幼時曾在澳門受洗。

天啟三年（1623年）夏天，鄭芝龍護送舅父黃程的船貨赴日，對田川氏十七歲的閨女一見傾心，娶為妻室。翌年舊曆七月十四日生男兒福松，即後來的鄭成功（據江日昇「台灣外記」所載）。鄭芝龍旋即隨顏思齊乘船前往台灣。

他很開朗，對部下發出禁令：一、不可強暴婦女；二、不可殺傷普通良民；三、不可隨便放火；四、不可偷割稻穀。這些禁令暗示當時台灣已有攜帶眷屬的一般移民，並已進行農耕。

鄭芝龍的目標在於建立台灣海峽的制海權，博取通商貿易的鉅利。他利用和田川氏姻親關係與日本通好，並與前來台灣的荷蘭人締結通商協定，也接受明朝的招撫。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9-20。

1603年，25,000名華僑為西班牙人殺戮，有誰知?

華僑向南洋發展從宋代開始。歷代的政府都認為華僑是「不安守本分之徒」。這也是儒家的中華思想造成的結果。中國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國家，外國都是夷狄之邦。中國人生於中國，能在王道樂土工作，應該感謝，卻棄之移居外國，簡直不知好歹。正因如此，中國政府未曾認真考慮過保護華僑。

例如1603年(萬曆31年)，呂宋島發生兩萬五千名華僑慘遭西班牙人殺戮的事件，福建巡撫奉政府之命向呂宋總督致送抗議書，其中略謂：流寓國外的中國人都是抛棄鄉里貪財圖利的賤民，沒有保護的必要。歐洲各國有一傳教士被殺害就不惜訴諸武力，相形之下在態度上有霄壤之別。那麼致送抗議書目的何在？只是為了維持中國的體面。（據1941年8月初版，成田節男著「增補華僑史」第十一章「支那的華僑政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4-25。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華人移民到國外，自古以來，皆以偷渡為手段，是有guts的一群人。

1622年(天啟2年)，擁有艦隻六艘士兵兩千的荷蘭艦隊，企圖攻佔澳門的葡萄牙基地，鎩羽而歸，照原定計畫北上開往澎湖島，在媽宮澳（馬公）登陸。

澎湖島的移民就在這時遭遇到飛來橫禍。停泊中的六百艘漁船被捕獲，一千五百名男子被奴役構築要塞。在要塞完工之前有一千三百名病死或餓死。荷蘭人每天只給他們半斤米。要塞完成後，生存者中身強力壯的被送往巴達維亞當奴隸。他們在航海期間，有的受不了虐待而喪命，有的因為生病被丟入海中，平安抵達目的地者未及半數。澎湖島民的命運就那樣延伸為後來的台灣人的命運。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6。

1609年（萬曆37年）德川家康派有馬晴信到台灣東岸探險。

最值得注意目的是比顏思齊早十年，也就是1615年（萬曆43年）長崎的地方官村山等安派兵遠征台灣。遠征軍共有士兵四千人分乘十三艘船出發，途中遭遇風暴，結果船毀人亡。如果這次遠征成功，台灣的歷史也許完全改觀。正因有這個「實績」，濱田彌兵衞才會在看到荷蘭人入據台灣儼然以統治者自居時覺得無法忍受。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7。

福建移民來台的特別多，why?發生什麼事?

出生於面積的90%以上屬於山地的福建，在慢性飢荒的威脅下長大，為明清改朝換代兵荒馬亂所迫，渡海前來台灣的移民，當然不會對這種暴殄天物的狀態袖手旁觀。

當時高山族的勢力究竟如何並無記錄可考，不過他們散居於廣闊的海岸平原毫無疑問。隨著移民的增加和開拓的進展，他們同化的同化，不屑於同化的則不斷被趕入「內山」（中央山脈），當然蒙受很大的損失。

台灣人是否能因為知道並非只有高山族遭遇到這種命運，而聊以自慰？美國印第安人在1600年左右，人口有72萬，1891年減少到40萬。巴羅岬（Point Barrow)的愛斯基摩人，在1861年到1891年這30年間，人口減少了60%。（據矢內原忠雄著「帝國主義研究」中所述「關於未開化土著的人口衰減現象」）

未開化土著民族人口的銳減乃至微增，在看慣西部片中印第安人一個接一個被撃斃的場面的人看來，也許會認為屠殺是最大的原因，其實他們本身頹廢的性生活、不衛生的風俗習慣、對飢荒和傳染病的無防備狀態等等，才是內在的主要原因。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9-30。

荷蘭來台為了商業而已，對漢人有戒心。

1624年（天啓4年）9月，荷蘭艦隊在一鯤身登陸後立刻著手構築遮蘭奢城（Zeelandia）。築這個城，貿易上的意義甚於軍事。高山族態度很友善，或者提供糧食水薪，或者協助砍伐築城所需的竹子。這一點和協助建築詹姆斯城的印第安人一脈相通。但已達數千人的漢族移民直覺地預感到不幸將會來臨。而這個預感竟然成為事實。

在此以前，台灣是一個自由的新天地。移民能夠自己承擔危險，在這裡著手開墾，從事漁獵，和高山族交易，和日本人做買賣，博取利益。這是在貧困和戰亂的大陸畢竟無法奢望的，自由自在而有意義的生活。荷蘭人當然知道移民的不滿：

「我們進入台灣的時候，漢人並不歡迎，因此雙方未能建立友誼。漢人鼓動蕃人反對鹿皮、鹿肉、魚類的貿易統制。當地年產鹿皮二十萬張和許多鹿脯、魚乾。每年約有一百艘帆船從大陸開來，除從事捕魚外，並將鹿脯等物帶回大陸」。（「巴達維亞城日記」對於荷蘭人眼中的移民的情況有詳細的記載）。

從這個時候起，荷蘭人對漢族移民的戒心，在三十八年的控制期間內始終沒有鬆懈。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不完全的新天地"，《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33。

西班牙與荷蘭人，在台灣爭的是商業利益。

西班牙人佔據台灣北部，這又是荷蘭人所不能容許的。1629年荷蘭派小艦隊前往攻擊，西班牙人防禦有方，把他們擊退。當時荷蘭人經營台灣南部手忙腳亂，沒有餘力積極攻擊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的力量，連馬尼拉人在內約有兩百人，一方面也因為期間較短，在台灣並沒有留下什麼可觀業績。只在北部留下幾個地名和兩處城址。西班牙人也照老一套獎勵漢族移民來台，開始和高山族交易，傳教佈道，歡迎中國船前來貿易。因此移民日見增加，有的還深入北投方面和高山族一起從事硫磺的開採。據記錄所載，1635年有二十二艘中國船同時停泊於鷄籠港內，盛況空前。

但一般地說，西班牙人熱心的程度比荷蘭人差很多。西班牙人把重點放在據有呂宋，佔領台灣北部只有牽制荷蘭人的作用。1642年西班牙人終於被佔優勢的荷蘭艦隊趕走，前後十六年佔據史也就宣告閉幕。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不完全的新天地"，《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35。

荷蘭努力傳教20年，羅馬字與新港語，是當時教化原住民的交談工具，有其貢獻，引進漢勞，也有其目的。

侃第紐斯、由尼斯巴（Robertus Junius 1629~1643年）、格拉維斯（Daniel Gravius 1647~1651年）等熱心的傳教士擴傳教地區，建教堂和學校，教化高山族子弟。

他們採用新港語做共通語言，創羅馬字，以新約聖經、信條、十誡等等為教材。對荷蘭語的教學也努力以赴，甚至採取很進步的教學法－上課時間內禁止使用荷蘭語以外的語言。

荷蘭人努力傳教的期間約二十年，據說由尼斯一個人施行洗禮的人數就有五千九百人之多，如果把其他三十名傳教士的也計算在內，數字將相當龐大。結果高山族心智大啟，甚至有人表示願意為荷蘭人抛棄生命。郭懷一作亂時，移民幾乎被這些高山族屠殺精光。

接受荷蘭人教化的高山族，在荷蘭人離開台灣後，仍給後代留下以羅馬字拼寫蕃語的手段，因此清朝統治台灣初期特別把他們稱為「教冊」（Kah-chheh），視為知識分子從優對待。

移民和高山族立土地契約時，趁他們不懂漢字蓄意作假欺騙的情形不少。不過契約如果附帶以羅馬字拼寫的蕃語副本，欺騙就行不通。流傳後代的羅字文書中所見的年號多為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乾隆（1736~1795年），比較稀罕的及於嘉慶（1796~1820年）。由此可知羅馬字在當時對於高山族而言等於現世福音。

荷蘭人取得鄭芝龍的合作，把在飢荒和戰亂下戰慄不安的福建、廣東沿岸的流民運往台灣。這是使台灣開拓史加速前進的集體出洋。「巴達維亞城日記」在1631年4月3日項下有下面這一段記載：

「公司以船舶載運中國人170人來台。還有千餘人要求搭船，因為沒有餘地，不能輸送。長官覺得如果中國人有用，還可以考慮再派一、二條船舶。」

不指望搭乘荷蘭船，自己找便船前往台灣的難民一定更多。對這些移民，荷蘭人還用別的方法格外優遇。

荷蘭人對移民中的有力人物授與權限，讓他們建立一種自治組織，把透過地方會議控制蕃社的原則也適用於此。

到了清朝，姚瑩具體描述其內容說：

「地方數十里，墾田數千甲（「甲」這個單位是荷蘭人的遺物，約當一公頃或2,934坪。清朝對這個單位感到無法接受，好幾次想改為大陸的畝頃制，但都失敗。）用佃多者殆者萬人，紛紛烏合，苟無頭人經理，不但無從約束，且工本何出。昔蘭人之法，合數十佃為一結，通力合作。以曉事而貲多者為之小結首。合數十小結中擧一富強有力，公正服眾者為之首，名曰大結首，有事官以問之大結首，大結首以問之小結首，然後有條不紊。」（摘自姚瑩：「東槎紀略」所載「埔裏社紀略」）

大結首－小結首－佃農，這種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階層，形成台灣特有的封建社會，限制了以後的發展。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不完全的新天地"，《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40-43。

印度黃牛來到台灣，水牛來自中國，各有其特性，Pescadores是何處？　

傳教士格拉維斯在1644年到1651年之間，自印度購入一百二十一頭黃牛，從這個時候起台灣才出現牛。其後荷蘭人在南北設兩個牛頭司，致力於牛的繁殖。無法馴服比較兇猛的則放其野生，因此清朝初期野牛繁衍成群，收以千百計。耕牛的使用，給向來只靠一把鋤頭效率很低的農業開創了劃時代的局面。

順便一提，水牛是清朝以後從大陸輸入，基於特性，主要役使於搬運重物。馬似乎和台灣的風土不合。台灣的開拓有許多方面類似美國西部的開拓，但看不到牧童騎著駿馬在廣大的原野奔馳的颯爽英姿。騎著水牛，讓帶蓬牛車前後啣接悠然而行，這是台灣的風景。

荷蘭人對漁民也課稅，每次出海捕魚課徵百分之十。漁民才是開發澎湖以及台灣的先驅。葡萄牙人把澎湖稱為Pescadores，意思就是「漁民之島」根據荷蘭人的記錄，大概一年有一百艘帆船來自澎湖和大陸。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不完全的新天地"，《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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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凡是外來族群到台灣，皆會壓榨台灣人，採取凶狠的統治方法。

1652年（順治9年，永曆6年），郭懷一發動的叛亂，是後來台灣發動的無數大小叛亂的先驅，也是台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大事件。

郭懷一原是鄭芝龍的部下，鄭芝龍受明朝招撫後，他和何斌（後述）留在台灣孤軍奮鬪，分別擁有二、三千人的力量。他們兩人在赤崁南方不遠的二層行溪一帶扎根，何斌開墾北岸，郭懷一開墾南岸。郭懷一被眾人推為甲螺（首領captain），橫行於附近一帶，荷蘭人實施王田制後，他被任命為大結首。

郭懷一對荷蘭人的橫暴夙極憎恨，終於在1652年9月7日，糾集其手下徒眾於家中，用酒激發他們說：

「諸君為紅毛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耳，計不如一戰，戰而勝，台灣我有也。否則亦一死。唯諸君圖之。」（摘自連雅堂「台灣通史」）

在座眾人非常感奮，表示贊同。於是計畫在中秋夜以設宴賞月為藉口，邀請赤崁城的主子－荷蘭人參加，在宴席上把他們殺掉，然後偽裝送客衝入城內。

不料郭懷一的弟弟和普仔（Pouw,是遮蘭奢城附近的移民中的有力人物）兩人心生怯意，偷偷逃到遮蘭奢城告密。第十任長官費爾布克（Nicollai Veburg）半信半疑，先派偵察隊到郭懷一的部落去。郭懷一快了一步，已經發現有人背叛，倉皇之下糾集一萬六千人，攻向布羅比殿奢城。

荷蘭守兵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寡不敵眾，四下逃散，郭懷一輕而易擧地把城攻陷，屠殺了赤崁地方的荷蘭人一千數百人，在城內放火大肆破壞。

翌日，費爾布克派出百二十名荷蘭兵，兩軍在台江西岸對峙一星期之久。好不容動員的兩千名高山族士兵趕來援戰。他們由荷蘭人供應精銳的火器，以獲准公然獵取人頭姿態，奮勇當先。沒有充分準備的移民軍隊，除了少數火槍外，只有鋤頭、犂、竹槍、棍棒，當然無法對敵，一千八百人一下子就被殺死。郭懷一也在這裡戰死，副將Louegua被俘，後來被處以炙刑，屍體拖著遊街，最後還梟首示眾。另外兩個隊長被五馬分屍。

移民軍隊群龍無首，一窩蜂逃到二層行溪畔的根據地，固守南岸。高山族有人知道什麼地方水淺，引導荷蘭軍渡河。移民軍隊四面楚歌，在歐汪（大湖）奮戰七天七夜，只有部分殘軍脫出重圍，但最後也被逼到岡山東面，悉數被殲滅。

在這次叛亂中，殺害的移民包括男子四千人和婦孺五千人（台江西岸戰死者不包含在內），所謂「漢人在台者，遭屠殆盡」（「台灣縣志」），元氣大傷。相反地，荷蘭軍隊沒有一個人戰死（据瓦倫丁（Francuis Valentyn）著「新舊東印度」(台灣銀行發行，「台灣經濟史四集」所載，周憲文之論文所引)以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台灣通志稿　卷九革命驅荷篇」、連雅堂著「台灣通史」等書之記載）。

荷蘭人凶暴的真面目，使在對岸等待機會希望移居的人們躊躇不前。勞動力激減而且難以補充，不但使截至當時發展得相當順利的台灣經濟轉趨式微，而且使荷蘭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傳說國姓爺鄭成功即將進攻台灣的風言風語中惶恐不安。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不完全的新天地"，《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47-49。

鄭成功到台灣，為了反攻大陸，還是要驅使台灣人向大陸宣戰。

鄭氏政權和現在的國民政府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一貫奉正朔和國民政府主張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主旨相同。由此必然採取「反攻大陸」的國策，強迫台灣人犠牲以便奉行這個國策。驅使現在的台灣人向他們一無所知的大陸發動戰爭－鄭氏政權也有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移民為大陸的飢荒和戰亂所迫，好不容易來到台灣。他們看到向南北延伸遼闊肥沃的原野，對明天滿懷希望。「反攻大陸」在他們聽起來，一定覺得跟自己毫不相干。

和國民政府一樣，對於鄭氏政權來說，「反攻大陸」成功的可能性連萬分之一都沒有。他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和土著的台灣人攜手合作，在台灣建設新的國家。里斯曾有下面的立論：

「上天若是海盜朝廷，讓在台灣不蓄辮子的古代中國人的遺孽，得以維持純粹的對外貿易，也許會產生史家最感興趣而且是東亞近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現象。但黨臣留傳的思想和特別是近年移居的明朝遺臣的要求，終於使其無法成事。因為他們這一幫人反對建立背離祖先廟堂－中華帝國來和西班牙、荷蘭、英國人和平共存的野蠻帝國，他們還期望讓舊王朝的遺王至少繼承台灣島的王位，以待光復祖宗的帝國。……」（摘自前引書，吉國藤吉譯「台灣島志」125頁）對執迷不悟的難民心理和難民政權註定的命運言之中肯，富於啟示。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52-53。

荷蘭人投降後，鄭成功率軍隊到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等蕃社示威巡視。鄭成功離開赤崁之地只這一次。由此可見鄭成功對高山族費過心神。這些平埔蕃不久就被同化或被迫移居內陸。從這個過程來看，高山族在荷蘭時代似乎比較幸福。

1662年2月，彈盡援絕的荷蘭人和鄭成功之間簽訂的和約，是很紳士的君子協定，並非勝利者君臨失敗者，而是站在轉讓者和承讓者的立場。除公司的財產以外，荷蘭人獲准帶走所有私有財產和船隻航行到巴達維亞所需的糧食、雜貨、武器彈藥，而且可以奏樂堂堂離開。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55。

荷蘭時代，台灣人口10萬，加上鄭成功的3萬。

現在KMT，1947，250萬的軍民來台，當今的台灣有2,400萬人口，未來兩岸一統，阿九實施Unification，台灣的人口可破上億，大家可以分到一公尺見方的居住空間，就很不錯啦！

荷蘭時代末期，台灣的人口估計約有十萬人。緊跟著鄭成功所率二萬五千個士兵的後面，家眷五千人來到台灣。1664年（康熙三年、永曆十八年），鄭經又率六、七千士兵及家眷來台（據施琅的奏疏）。

光是見於記錄的這兩次就達四萬人左右，一下子增加百分之四十。另外在沿岸各島招聚運往台灣的「閩粵無賴子弟」也不少。增產糧食和擴充兵員是鄭氏政權的至上要求。

台灣是跨溫熱兩帶，橫亙於大洋中的孤島，內部有崇山峻嶺蜿蜒起伏，瀰漫著山林地帶特有的過於潮濕的空氣，各種瘴癘蔓延為虐，一直到近代還是聞名的不潔之地。它和越過一座山脈就是氣候溫和的加利福尼亞的大地完全兩樣。

台灣變成像今天這樣豐饒適居的島嶼，是不屈不撓的開拓者的氣魄征服了「地靈」（險惡的水土）的結果，但不可以忘記，日據時代以後的醫療衛生的發達發揮了直接作用。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56-57。

台灣人始終為統治者服務。

在殖民地推廣教育的目的，不論何時何地，都是為了替統治者服務。大家不能只攻擊日據時代的教育是「奴隸教育」。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教育」和陳永華的儒家教育也是如出一轍。

陳永華的場合，當前的目標是從流寓台灣的明人子弟中培養出行政官吏。一般移民享受到什麼餘惠？清初作亂的移民有很多打著「復明滅清」的旗號，這是否可以算成果之一？既然沒有腦筋在推翻夷狄滿清的統治後提倡獨立自主，也就只好高喊復明。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59。

中共把金門、馬祖留給國民政府，清廷則拼命攻佔鄭氏在沿岸的根據地。這是由於中共採取把台灣當做中國的內政問題這個立場，而清廷則將台灣視為外政問題處理，二者態度不同。如果在台灣海峽劃一道界線，就沒有「解放」台灣的藉口，所以中共才留下象徵紐帶的金門、馬祖，清廷則希望在台灣海峽劃下界線，拼命攻佔沿岸的根據地。

清朝這種態度，很容易瞭解。崛起於東北寒荒，能夠席捲中國大陸已經喜出望外、又何必自找麻煩和傳統上不屬於中國版圖的台灣搭上關係？何況建國不久就發生三藩之亂，政府的基礎尚未鞏固。

清朝好幾次向鄭氏政權提議和談。起初採取以胡服蓄辮為條件的招降方式。蓄辮是滿族固有的風俗，男子剃掉兩側的頭髮，只將中央部份留長，編紮垂於腦後。日本人戲稱為「豬尾巴」，據說甲午戰爭時曾利用來綁俘虜。佔據台灣後，日本人要台灣人剪掉辮子，台灣人認為這是僅次於生命的重要東西，予以拒絕。但鄭氏時代則死也不肯蓄辮。這是證明陋習根深蒂固而又毫無意義的最佳例子。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62。

1683年（康熙22年、永曆37年）秋天，施琅率艦隻二百餘艘，兵三萬餘名踏上進攻台灣的征途。當前的敵人是一萬五千名由劉國軒指揮的鄭軍主力。經過一星期的激戰，鄭軍悉數被殲滅，劉國軒倖以身免，逃回台灣。馮錫范還高喊徹底抗戰，但清軍的內應陸續出現，鄭克塽知道大勢已去，表示無條件投降。

施琅流血就佔領台灣，慰撫歸順的官兵，願意回大陸的準備船隻送他們回去，並貼出布告免除人民今後三年的稅金，力圖收攬人心。

「靖海紀事」描寫當時移民的心理，有下面這一段：「八月統帥入台灣。市肆不驚，耕耘如故。士民壺漿簞食以迎。皆遮道泣數行下，謂我等見公如父母，但恨晚耳。」

「靖海紀事」是對施琅歌功頌德而寫的書，措詞也許有誇大之處，不過移民在鄭氏的苛政下是如何水深火熱，可見其一端。

雖然如此，移民這一次也是被別人扭轉自己的命運，他們當中大概沒有人天真得以為今後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能獲得別人的保障。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國姓爺的明暗兩面"，《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64-65。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的統治最會製造族群對立，到2008年的今天，阿九執政，此等摩擦更甚。

但清朝對移民的壞印象無法消除，移民全部被視為危險分子，如何嚴加管理成為治台的根本方針。清朝立刻公佈「台灣編查流寓例」，對「流寓者」加以種種的限制。單身沒有職業的稱為「逐回過水」，強制遣返大陸的原籍地，對於今後想前往台灣的，設「三禁」嚴加限制。

(1)欲渡航台灣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巡台廈兵備道稽查，依台灣海防同知審驗批准。潛渡者嚴處。

(2)渡台者不准攜帶家眷。業經渡台者，亦不得招致。

(3)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台。

這裡特別要注意的是三禁最後一項對客家的歧視。有人說這是出於施琅的私怨。施琅是福建省晉江縣人，他跟先當海盜後來幫助鄭軍的潮州地方客家作戰，吃了不少苦頭。

不過移民中客家人比福建人更多橫暴之徒，似乎也是事實。平定朱一貴之亂（1721年），而且在後來的經略上大展雄才的藍廷珍的幕僚藍鼎元（福建省漳浦人），描述當時客家移民的生活，其中有這麼一段：

「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台傭雇佃田者，謂之客仔。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莊。客莊居民朋比為黨。睚眦小故，輙嘩起爭，或毆殺人匿滅其屍。健訟，多盜竊，白晝掠人牛鑄鐵印重烙以亂其號。凡牛入客莊，莫敢向問；問則縛牛主為盜，易已牛赴官以實之。官莫能辨，多墮其計，此不可不知也。」（摘自「平台紀略」所載「與吳觀察論政治台灣事宜書」）

客家的「客」意指和主人相對的客人，也就是外鄉人，在大陸就有這個稱呼。不論客家、福建人或廣東人，同屬漢族毫無疑問。只因定居華南的時期晚了一些，就被套上這個稱呼，受到輕視。他們因為人數少，特別團結，有特殊的風俗習慣和語言，而且好鬪，這也助長了別人對他們的戒心和輕視。這等於主張先有鷄或先有蛋，無法下定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血汗的累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68-69。

渡海來台，不怕死的移民很偉大，這些才是台灣人的祖先。

渡台的限制，字面上有如金科玉律，其實還是有許多空隙可鑽，這是中國官場的通病。當官的只要送紅包，就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福建沿岸是所謂沈降海岸，彎彎曲曲，港口很多。台灣西海岸淺灘，便於上岸。偷渡者不絕於途。當時的帆船，大的可載二十五、六人，小的可乘十七、八人。偷渡者如果是男子，就偽裝船夫，蒙混檢查人員的耳目。每艘船有七、八人是這種偽裝的船夫。如果是老弱婦孺，就藏在船底等處的暗艙內。專門安排偷渡就是所謂「客頭」。

船隻由於超重或技術欠佳而遇難的情形，屢見不鮮。航海期間，如因錢財等事和船夫爭吵，就被推落海中毫不留情，黑話叫做「灌水」。隨便找個島，偽稱是台灣，騙偷渡者上岸，黑話叫做「放生」。在離岸尚遠的地方強迫下船，讓偷渡者在泥沙中掙扎，黑話叫做「種芋」。坐視偷渡者被海浪沖走飽灌海水，黑話叫做「飼魚」。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血汗的累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70-71.

台灣雖然比大陸有生活的保障，但「台灣錢淹腳目」（遍地黃金淹過足踝）的傳說根本就是誇大其詞。在急速的開拓發展的背後，究竟流了多少移民的血汗和淚水？

台灣話把鄉下叫做「草地」。台灣西南部平原，由於冬天是乾季的關係，野草長得跟人一樣高，遍地叢生，因為這種自然景象，才產生這個稱呼。草地是鹿的最佳棲息場所。開拓就是開闢草地化為田園。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血汗的累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76。

因為沒有政治理想，朱一貴與林爽文的抗暴，皆因此失敗。

典型的例子就是朱一貴的叛亂。一說朱一貴原為鄭氏部將。他在台南東南方窮鄉僻壤－羅漢門養鴨為生。當時鳯山縣的縣知事出缺，由台灣知府王珍耽於淫樂，只顧苛歛誅求。朱一貴以打倒貪官污吏反清復明為口號，揭竿而起，四方不斷有人呼應，移民的大軍七日而席捲全島。

叛亂擴大得這樣迅速，可以推想移民的反清情緒如何強烈。朱一貴被奉為義王（亦稱中興王）建年號「永和」。移民的要求是正義、法治與和平。

到六十五年後的林爽文之亂為止，按照計算，移民之間已有兩代的交替，其中也夾雜許多新移民。復明的意識當然已經淡薄，林爽文自稱「盟主」，已無專制君主的色彩，建年號「順天」，只凝視著現在的命運。

林爽文是台中地方的移民中的有力人士，為官府所迫而起兵。特徵就是利用從大陸帶進來的天地會這個祕密組織來擴充勢力。在這裡打個岔，國民政府的學者認為天地會是由鄭成功創設，首先就跟史實不符，想捧鄭成功，反而弄巧成拙。

據說，福建九連山少林寺僧在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清廷征討西藏時曾立下大功，後來招致清廷的猜忌，受到壓迫，因此才潛入地下，組織天地會，是為濫觴，有所謂「三六誓」「二一則」之類的迷信儀式和封建規律。

天地會是中國的封建社會所產生純中國式的政治結社，其後盤踞在中國的黑社會很久。孫文革命時也不得不和這個組織攜手，上海鼎鼎大名的青幫、紅幫即係其衣鉢。不僅如此，在背後支持國民政府的藍衣社、CC團等特務組織，本質上也屬於這種組織。

後期以經濟上的意義為主的叛亂，無法像朱一貴、林爽文之亂那樣，規模及於全島。這是因為當時整個島還沒有發展到經濟上的利害完全一致的階段。不過，叛亂的主謀者多為地方的經濟領袖或知識階段。

朱一貴和林爽文的叛亂，一度有控制大局之觀，後來為什麼都慘遭失敗？研究這個問題，是台灣人不能忽視的重要工作。這裡因為篇幅有限、無法詳論，必須指出的就是，當時移民缺乏明確而且一致的政治理想。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血汗的累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82-84。

漢人來台互相爭奪地盤，清朝無能放任的態度，是主要原因？順勢利用各族群的衝突，借以鞏固統治台灣的政治地位。

最典型的例子見於宜蘭地方的開拓過程。1796年(嘉慶元年)，漳州幫吳沙得到官府的特別許可，招募漳州、泉州、客家的流民進行開拓，由於吳沙本身屬漳州幫，應募的流民中，漳州幫有千餘人，泉州幫兩百餘人，客家人只有數十人。

土地的分配，自然而然地漳州幫有優先權，泉州幫分到少許，客家人根本分不到。泉州幫和客家人很不滿，向官府控告，但官府插不上嘴。

1800年，泉州幫和客家人之間發生衝突，泉州幫死傷甚眾，有意放棄土地逃往外鄉。漳州幫加以挽留，每人另外分給四分三厘（十分等於一甲）的土地，表示慰問。

1806年（嘉慶十一年），漳州幫和泉州幫在台北方面發生衝突，泉州幫打敗，很多人逃到宜蘭地方，當時的泉州幫予以庇護，向漳州幫報一箭之仇。

當時客家人和阿里賽社蕃，夙對漳州幫的橫暴懷恨在心，也幫助泉州幫，但是無法打敗漳州幫，結果好不容易得到的土地又被收回。

台灣有一句俗話：「蔡抵蔡，神主摃摃破。陳抵陳，擧刀仔相殘。」意思是說「姓蔡的跟蔡的碰上頭，連祖宗牌位都砸爛。姓陳的跟姓陳的碰上頭，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是對更趨嚴重的分類械鬪的情況－同姓宗親之間如果利害不一致也會流血殘殺－所做的諷刺。

清吏沒有鎮壓分類械鬪的力量，只能警戒分類械鬪發展為反政府的叛亂。實際上，分類械鬪發展成叛亂的例子很多。因為收受賄賂的清廷官吏偏袒其中一方。

一旦變成叛亂，清廷官吏就公開招募「義民」進行掃蕩。叛軍如果是福建人，義民就是客家人，叛軍如果是漳州幫，義民就是泉州幫或客家人，叛軍如果是三種移民混合而成，義民就是高山族。義民的本質，說是假借效勞政府的名義圖謀私利的敵對者，也不為過。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血汗的累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85-87。

黑水溝，指的是何處？瞭解1800年代的台灣移民史，有敘述曰……

台灣海峽不是只比多佛海峽寬一些而已。澎湖島和廈門之間比較寬廣的部分，海流形成漩渦，翻騰汹湧，叫做「烏水溝」。這是因為來自北方的寒流和來自南方的暖流在狹窄的海峽相遇，產生帶狀凹陷的潮流，成為船隻難行之處，到近年為止，還有軍艦常此遇難。從前的航海者只能祈求媽祖保佑。

而且還有聞名的颱風來襲。關於颱風的語源，說法不一，筆者贊成「台灣縣志」中以「風篩」為颱風的說法，即所謂：「激風（颶）孕雨四面環至，旋舞於空中也。」台灣人稱颱風為hong-thai，即hong即風，thai即篩，和「台灣縣志」的說法吻合。總之，台灣海峽如非徹底抱定決心是無法橫渡的。

即使九死一生橫渡成功，也還有可怕的風土病在前面等候。風土病的代表是瘧疾（俗稱寒熱病）。征台之役、法國艦隊佔據澎湖（1884~1885年）、日本禁衛師掃蕩島內，在這幾次作戰中，日軍和法軍的損失幾乎都是由於瘧疾而造成的死亡，由此可知其可怕的程度。移民篤信醫藥之神保生大帝（亦稱大道公、吳真人）比航海之神媽祖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這個緣故。

語言方面，由於福建籍移民佔絕對多數，客家移民為了生活上的方便，不得不通曉福建話。福建話大體上已經獲得通用語言的地位。福建籍移民又因漳州幫、泉州幫雜居各地，語音發生混淆，逐漸形成新的通用語言，即所謂「不漳不泉」的台灣話。和福建地方複雜錯綜的方言分佈比較之下，才會發現彼此的岐異嚴重到什麼程度。世間的學者認為「不漳不泉」是廈門在台灣流通的結果，其實台灣話和廈門話在輕聲、重念、詞匯方面顯然不同。

螟蛉子的流行是台灣特有的風俗之一。如眾週知，尊重男性血親的宗法制度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但移民由於女人不夠，無法隨心所欲結婚成家，然而又不能沒有後嗣，就產生收養陌生人為養子的習慣。螟蛉子通常是花錢買八、九歲到十五、六歲的少年來養育，甚至也有逕收年紀差無幾的男子為養子，讓他叫自己「老爸」的例子，但很少見。中國人認為這個習俗是「異姓亂宗」，很瞧不起。

女人不夠，當然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男尊女卑」在中國只是表面上如此，在台灣，女人尤其有很大的發言權。女人在自己的名義下擁有財產，對丈夫遺產的分配插嘴干涉。竹越與三郎也有如下的說明：「猶如英國男女間的關係，到殖民地自然一樣，呈現女尊男卑的現象，中國本土家庭的倫常，到男多女少的台灣殖民地，不得不產生若干變化。」（摘自1905年9月發行，竹越與三郎著「台灣統治志」502頁）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血汗的累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94-96。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只是一場戲。

作為獨立宣言，格調不能算高。「恭奉正朔，遙作屏藩」這句話，令人懷疑其獨立的精神。這也難怪。民主國的建立，是由留在台灣想混水摸魚撈油水的清廷官吏，和想要死守既得權益的丘逢甲等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串演的一齣戲。唐景崧只是可憐的傀儡。

提出共和政體構想的是擔任外務大臣的副將陳季同（福州人）。他在赴台上任之前，擔任過駐法大使館參事。他想到可以應用在歐洲吸收的新知識。對這個構想如獲至寶，強行付諸實施的是有「東寧才子」之稱的丘逢甲。

既然不對北京的滿清皇帝大逆不敬而僭稱帝王，就只好稱為總統；既然在台灣立國缺少不了移民有力人士的協助，就必須成立議會之類的機關加以籠絡。而緊急場合的政治人才還是要依靠清廷官吏，抗戰也絕對需要正規軍隊的協助。

總之，抗戰如能持續相當時間，一定會像遼東半島的場合一樣引起國際干涉，這是一致的期望。對日本向南方擴張心存嫉妬的法國和德國的動向相當微妙，因此他們的期望並非毫無根據。

唐景崧進退兩難，立場很令人同情。二月十四日，日軍比志島支隊佔領澎湖島時，唐景崧知道台灣已經保不住，把家眷疏散到大陸。在割讓台灣的風聲滿天亂飛，風聲進一步成為現實的過程中，台灣局勢陷於動搖混亂，唐景崧對此勤快上奏，仰候指示。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只剩下台灣人"，《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1-102。

唐景崧逃出台灣，未來的阿九會不會逃到美國？

當天傍晚，唐景崧在數十名侍衛的保護下化裝逃出台北，躲藏在淡水的德國商人家裡，六月六日搭乘德國輪船逃往廈門。跟唐景崧一前一後，民主國的要人也都放棄台灣，逃之夭夭。

根據報告，當時相當不錯的克虜伯（Krupp）鋼製小型野戰炮一門只賣二、三美元，最新式的溫徹斯特（Winchester）來福槍一枝一塊錢美金都沒有人買，這個例子說明無政府狀態下的搶劫擄掠嚴重到什麼程度。

在恐怖之下戰慄不安的台北市民，唯一的活路就是早日請求日軍進城。這是很大的諷刺。辜顯榮（1866~1937年）這個台灣人於是粉墨登場。辜顯榮是鹿港人，數年前到台北從事大陸貿易，當時三十歲。他受茶商陳朝駿、醫生黃玉階等大稻埕紳商之託，單身赴基隆，向狐疑逡巡的日軍說明台北的情況，親自引導日軍進入台北城內。據說他在日軍司令部被懷疑是間諜，受到各種威脅，但因應答態度泰然自若，才得到信任。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只剩下台灣人"，《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4-105。

本土義軍的勇猛，無法打敗有主權國家的軍隊。

徐驤、吳湯興、簡精華，林崑岡等各自獨立的部隊，以粗劣的小型火器向精銳的日軍展開遊擊戰，使日軍屢陷險境，雖然這種作戰很不划算－平均殺一個日本人要死二十個台灣人－而且毫無希望。據說整個台灣遺棄在戰場上的屍體有八千具之多。

劉永福的兵力以四千名黑旗軍為主，正規軍和義勇共約三萬人，但補給極差。劉永福在台南地方絞盡腦汁籌措，苦不堪言。例如徵收各種稅金，對想要逃往大陸的有錢階級課征放行金，逃難船則徵收出港稅。六月起發行一元、五元、十元的銀票，七月三十一日起發行三十錢、五十錢、一百錢的郵票。這時發行的郵票擧世聞名，售價奇昂，外國人聽到台灣民主國，除了郵票以外一無所知。

東拼西湊勉強籌措，却未能得到理想的成果，大部分的部下意氣沮喪，相繼逃亡。十月初，劉永福透過英國人向日本提議停火，並表示要以清軍的身分站在對等的立場，進行談判。但日軍回答說：如果以土匪的立場投降，可以饒一條命。台南的紳商唯恐重蹈台北的覆轍，向劉永福表示：「閣下已盡全力，宜適可而止」，慫恿他離開台灣。十月十九日，劉永福化裝從安平搭乘英國船逃往廈門。台灣民主國就這樣崩潰瓦解。

扮演和辜顯榮一樣的角色，在十月二十二日使日軍第二師不流血進入台南城是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他後來因為這個功勞獲頒雙光旭日五等勳章，長久受到台南市民的感謝。

要言之，台灣人的抵抗是出於自我防衛原始本能以及帶有中華色彩的對日反感。下面這首詩充分表達當時台灣人的心情。

唐去民無主

旗揚虎有威

明知烏合眾

抗戰未全非

（摘自1957年1月發行，「台北文物」第五卷第二、三期所載，劉篁村：「台北詩話小談」）

它和台灣民主國謀略性的必須嚴加區別。在初期，二者抵抗偶然合為一體出現，因此才令人產生錯覺，以為這是民主國組織發動的抗戰。但是，面對強大的日軍，而且知道外國不會干涉的時候，謀略家和大租戶爭先恐後逃出台灣。他們可以把大陸當作最後避難場所。相反地，台灣人繼續抵抗到彈盡援絕，而且還會繼續抵抗下去。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鬼，這是他們唯一的立場。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只剩下台灣人"，《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5-108。

新生代知識份子的抗暴行為，有理念、有抱負，但是沒有廣大台灣人民力量的配合，還是不能成功。

台中霧峰的大地主林獻堂，當時三十四歲，正值壯年。他沒有受過日本教育，但漢學素養很深厚。1907年（同治40年）春天，他第一次到日本旅行，在奈良的旅館和梁啟超見面，就台灣應該走的路向其請教。他們兩個人語言不通，以筆交談，梁啟超告訴他：

「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台灣同胞，切勿輕擧妄動，而供無謂之犠牲。最好倣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人。」（摘自1960年12月發行，羅萬俥等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林獻堂深為感謝，請梁啟超以後找機會前往台灣，和他道別。（梁啟超於1911年春天來台，在林獻堂家作客，留下許多時事詩。）

蔡培火（1890年生，台南市人，現任國民政府政務委員）原是公學校教員，因為替林獻堂和板垣退助翻譯被免職。林獻堂出學費讓他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 1918年（大正7年）8月，林獻堂為逃避島內的彈壓，前往東京，由蔡培火居中介紹認識許多留學生，爾後長期捐出大筆的運動資金，加以鼓勵。

留學「本國」的青年站在最前面搞殖民地解放運動，這可以說很具諷刺性的一個公式，台灣不期而然地按照這個公式。在島內連中等教育都無法充分接受，更談不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台灣青年，從大正初年就開始零零星星地到日本留學，1920年其數已達四百人。這一年日語的普及率是一千個台灣人中有28.6人會日語。

1918年（大正7年）冬天，林獻堂在神田中華第一樓召集蔡培火、蔡式穀（1885年生，新竹市人）、林呈祿（1887年生，新竹州人）等留學生主要分子二十餘名，以「對台灣應如何努力」為主題，舉行討論會。結果有同化肯定論、同化否定論、大亞細亞主義、回歸中國論，意見不一，充分顯示了台灣人的苦悶。經過激烈的辯論後，與會人士一致同意以發起運動廢除總督專制的根本－六三法為當前的目標。

從林獻堂帶頭簽名向1921年1月召集的第四十四屆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以來，到1934年（昭和9年）的第六十五屆議會為止，幾乎每一屆議會都有數百名到兩千名的台灣有力人士聯名提出請願，廣泛而且鍥而不捨地繼續展開運動。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近代化的漩渦中"，《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28-131。

聽說蔣渭水，特別得到阿九的厚愛。

蔣渭水是宜蘭人，台北醫專畢業後，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行醫，當時三十二歲。醫生參與政治，後藤新平本人就是如此，如果他認為台灣人萬萬不會有這一招，心存輕視，那就是他估計錯誤。

蔣渭水揭櫫的文化協會的目標，氣魄恢宏，足以向全世界誇耀。台灣人擔任中日親善的媒介，為亞洲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現在仍是台灣人的理想。因為世界上台灣人最瞭解中國人和日本人。

但要實現這個理想，首先必須認清自己既非中國人亦非日本人，而是第三個民族的立場，加以主張並獲得承認。如果以中國人自居，利用所謂中日親善作為抵抗日本的權宜之計，總有一天會被拆穿西洋鏡，受到彈壓。如果以日本人自居，高喊中日親善，為虎作倀幫助日本人侵略中國，同樣會被中國人看破手腳，為中國人所不齒。

然而蔣渭水以及當時許多台灣的政治運動家，在觀念上抱著中國人的意識，不容諱言。他們對過去的台灣歷史認識淺薄，正面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他們對中國的實際情形不甚了了，對隨便加以美化的「祖國」，寄以鄉愁。一部分台灣人有機會到中國親身接觸，耳聞目睹，却有一個通病就是只看好的一面，把它擴大解釋說給別人聽，而且因為屬於新知識，具有影響力。他們以中日親善的媒介自許，這種胸襟雖然可貴，但總是對中國有所偏袒，不容爭辯。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近代化的漩渦中"，《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32-134。

台灣民主化的運動，在日治時代所受到的打壓，得到日本政府相當的寬容。

對台灣議會促成同盟的非法彈壓，可以說是總督府唯恐文化協會推動的文化運動會產生「陽性反應」，轉化為政治運動，而先下手為強採取的攻擊。但和預期相反，結果却使所有台灣人奮起，而且在日本國內有識之士間掀起同情的浪潮。受到公開審判的十八名幹部是：

蔣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林幼春林呈祿石煥長陳逢源王敏川

蔡式穀吳清波林伯廷蔡年亨林篤勳鄭崧筠韓石泉吳海水

石錫勳蔡先於

這當中，韓石泉、蔡先於、王敏川、吳清波、吳海水被判無罪，其餘的最高處以四個月的徒刑。他們出獄後受到民眾的歡迎，有如凱旋將軍。恰當其時，圍繞著日本和中國的政治情勢動盪不定，它也反映於台灣，人們開始高喊「搞實際運動」的口號。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近代化的漩渦中"，《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37。

(picture source: examiner.com)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在台灣亦有共產黨組織，為了是反抗KMT暴政。

台灣共產黨的創始人是謝雪紅（謝阿女）。她是1900年（明治33年）出生於彰化的貧苦家庭。十三歲父母雙亡，十五歲被賣為妾，也當過製糖公司女工，1917年（大正6年）隨情夫東渡神戶，一面工作一面學日語和北京話。1920年返台，隨即加入文化協會，從事婦女運動。1925年為了逃避彈壓，和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的作者）赴上海，進入瞿秋白、鄭中夏等人盤踞的上海大學，五卅運動時活躍於最前列。因此引起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注目，雙雙被推薦到莫斯科的東方工人共產主義大學留學。原先屬於中國留學生班，後因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改編到日本留留生班，跟當時前來接受指令德田球一（戰後的日共書記長）認識。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近代化的漩渦中"，《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41。

中國黨來台灣，台灣人的心理反應，很複雜。　

一般民眾對他們的憂慮和苦悶漠不關心，沈醉於單純的歡欣中，台灣人當初歡天喜地，情況熱烈的程度使日本人慨歎皇民化運動只是一場夢幻，使中國人產生怯意。台灣人本身也不很瞭解這種複雜的深層心理。現在試加反省，大概是下面這種心理：

「第一是單純的喜悅－不論是勝是敗，總之戰爭已經結束。第二層的喜悅是五十年來的統治者被打倒，隸屬關係宣告解除。第三層的喜悅是中國打敗日本把自己解放出來。第四層的喜悅是今後大概能在中國的政治圈子內行使平等的政治權利。」（摘自1962年4月，「世界」所載，王育德：「某個台灣獨立論者的主張」）

實際上，戰爭一結束，食糧和民生必需品就像斷線風箏一樣，不斷漲價，社會秩序就像箍圈鬆散的木桶一樣，分崩離析，使台灣人手足無措，沒有想到會變成這樣。

等他們接觸到搶坐帆船－這是台灣人已經很久沒看到的－前來台灣的中國人所穿的奇裝異服，所說的一句也聽不懂的話，所表現的脫離常軌的行為，又在基隆碼頭看到中國兵衣衫襤褸的窮相和散漫軍紀，不得不啼笑皆非，一開始就對將來感到不安。

但是台灣人對中國人非常寬大，達到卑躬屈膝程度。因為台灣人知道自己的罪行－不但對台灣人的解放沒有發揮任何主動的作用，而且表面上等於幫助日本侵中國－抱著強烈的自卑感。利用這個弱點，中國人以征服者自居，君臨台灣，旁若無人。

中國人在不一年半的短短期間，把台灣搞得烏煙瘴氣。林挺生（現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在他公司內部發行的小報上，對台北的情形這樣描寫：

「……市內都是天天失業的人群，以及無法脫離貧窮的泥沼，過著牛馬一般的生活，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會餓死的苦力，外加上塵土、垃圾箱、臭水溝和亂七八糟的房子。街上充斥著東張西望找機會賺錢的神經質官員、銀行家、商人。………要是不多此一擧傳入各種文物，生活雖然原始，却較和平，像人樣而且寧靜。……勝利的榮冠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已經光復。在戰爭上獲勝，但不可被通貨膨脹打敗。」（摘自前引「台灣青年」第六期所載，LCM：「朱門酒臭，路有凍死骨」）

看到日本人和台灣人攜手合作孜孜不倦建立起來的人口三十萬的現代都市台北一天比一天荒廢下去，身為台灣人誰能不痛心？

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憤懣於是日趨強烈。而應該成為雙方的潤滑劑，從大陸回來的台灣人（據說重慶聚集了四十餘人），除李萬居等極少數人外，都競向主子爭寵，叱責台灣人，幾乎都和中國人一樣沈迷於爭權奪利，所以被台灣人稱為「半山」（半個「阿山」。「阿山」是鄙視來自唐山＝大陸的中國人的憎稱。）受到詛咒。

事到如今，台灣人才懷念起日據時代。台灣人鄙視日本人，駡他們是「狗」。「狗」雖然會叫，也會看門。中國人是「豬」。只會吃，一無可取。

有很多台灣人對準備離開台灣的日本人偷偷表示：「你們真好。敗了還有祖國。但台灣人沒有祖國。」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55-157。

中國黨，對台灣人的熱情不屑一顧，反而認為這些台灣人是敵人，殺台灣人，毫不手軟。

陳儀兵力不夠，由於事出突然而狼狽不堪，開頭不得不偽裝和台灣人妥協的姿態，因此台灣人內部很快就出現認為能夠輕鬆取勝的氣氛。處理委員會陷入和平解決的幻想，壓倒武力抗爭派，擺出替台灣人和陳儀居間調停的姿勢。

但陳儀已經向蔣介石報告情況，要求迅速派軍增援，蔣介石立刻下令鎮壓。

在特務暗中活動流言蜚語滿天飛，人心惶惶的情況下，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通過宣傳組組長王添灯起草的「三十二條要求」。「三十二條要求」的要點，由兩大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有關政治形態的主張－在台灣實施高度自治；選台灣人當省長、各處處長、司法官；軍隊以台灣人為主體編組等等。第二部分是對保障言論、出版、結社、罷工等基本人權謳歌。

陳儀拖了兩天後，在三月八日斷然拒絕「三十二條要求」。因為他在三月六日下午接到密電，知道本來預定開往華北前線的兩個師已經火速調來台灣，算好到達的時間。

果然，三月八日晚上到九日，援軍陸續登陸，看到台灣人就瘋狂展開殺戮。陳儀在這個時候就下令全島戒嚴，命令處理委員會等所有民間團體解散，開始大擧逮捕有關人士。

所以國民政府的善後措施，就是有計劃地對日據時代培植的台灣領導階層加以打擊。被逮捕慘遭殺害的有名人士，光是知道的就有數十名，例如：

王添灯（1901年生，台北市人，台灣茶商公會會長、台灣市參議員）

林茂生（1887年生，台南市人，東京帝大畢業，國民參政員、台大文學院長、民報社長）

陳　炘（1894年生，大甲人，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台灣信託、大公企業理事長）

吳鴻棋（1901年生，中壢人，上海協和大學、日本大學畢業，台北高等法院法官）

王育霖（1919年生，台南市人，東京帝大畢業，新竹地檢處檢察官、建國中學教員、民報法律顧問）

林旭屏（東京帝大畢業，前總督府專賣局課長）

林連宗（1906年生，彰化人，中央大學畢業，國大代表、律師）

施江南（1902年生，鹿港人，京都大學畢業，前台北醫專教授、開業行醫）

吳金練（1913年生，台北市人，東京文化學院畢業，前「台灣新民報」記者、「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

阮朝日（1900年生，東港人，福島高商畢業，前「台灣新民報」監察人、「新生報」總經理）

楊元丁（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

湯德章（台南市人，中央大學畢業，律師、台南市人權保障委員會主任）

其中有一部分人被毁屍。另外還逮捕各的名望之士、知識分子數百名加以拷打，強迫他們繳龐大的贖身款後才予釋放。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59-161。

曾經有過建議，將台灣變成聯合國託管的事，您知道嗎?

日據時代起家，有長期鬪爭經歷的謝雪紅，和戰後中共派遺的工作人員（蔡孝乾即其中之一，1950年10月潛伏中被補）一起著手重建台灣共產黨。二二八當時，以青年學生為主體，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和國民政府軍隊作戰。敵人援軍抵達，戰況陷於不利後，同志四散奔逃，她解散部隊，跟林木順等幾個意氣投合同志逃到香港。大概是判斷台灣面積狹小交通發達，不可能像大陸那樣打游擊。

同年11月，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跟中共保持聯絡，同時指揮在台灣的地下活動。另一方面，戰爭期間對日本採取不合作態度廖文毅（1910年生，西螺人，俄亥俄大學工學博士），由於發行「前鋒」雜誌猛烈批判陳儀，被視為問題人物，逃往上海。二二八大叛亂發生後，他也被通緝，覺得處境危險，遂移居香港。

在香港，謝雪紅和廖文毅成立聯合戰線－台灣再解放聯盟，1948年9月1日，以七百萬台灣人的名義，向聯合國提出第一號請願書，建議應將台灣暫交聯合國託管，然後由人民投票決定台灣的獨立。

但中共迅速勝利，給謝雪紅和廖文毅之間帶來分裂。共產主義者謝雪紅對中共「解放台灣」寄以希望，是很自然的。1949年春天，她應中共的邀請北上，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身分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民族主義者廖文毅，為了重建瀕於瓦解的台灣再解放聯盟，在1950年2月東渡日本，聯合當時已經提倡獨立吳振甫（1914年生，在橫濱行醫）等少數台灣人，組織台灣民主獨立黨，膺選為主席。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63-164。

(picture source: nps.gov)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現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又再會談，台灣人民能參與嗎？新228會不會再發生？

二二八叛亂發生後，美國駐華大使史都華特，立刻根據美國駐台領事館的詳細報告，向蔣介石遞交「關於台灣情勢的備忘錄」（「中國白皮書」的部分），對國民政府的暴政強烈抗議。七月抵達南京的魏德邁特使一行，也在忙碌的日程中騰出時間視察台灣。美國方面這種匆匆忙忙的行動，使台灣人抱著一線希望。

但國民政府已經下定決心，把台灣當做最後的避難場所，想在台灣建立更嚴酷統治體制。1949年1月1日，魏道明被免職，由蔣介石的得力幫手陳誠取而代之，出任省主席。與此同時，蔣經國被任命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蔣緯國裝甲師也一前一後登陸台灣。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65。

想民主化，台灣的吳國禎，不被KMT信任。

國民政府第一步的工作是大規模的鐵血鎮壓。外敵中共沒有海軍和運輸艦，暫時可以放心，當前的敵人是潛伏在島內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1949年到1951年，蔣經國特務逮捕殺害了數千名台灣青年。他們的做法是：為了逮捕一個反抗者，寧可殺掉一百個可疑分子。因為手上有某一本書就被槍斃，只因參加大學合唱團就被打死。一個人被捕，他的朋友就全部受到牽連逮捕。有的從學校教室中被帶走，有的在深夜睡覺的時候被捕。他們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一個個被處死，運氣好送往火燒島。

繼二二八之後的這種恐怖政治，使台灣人對國民政府憎惡益甚，但國民政府對此毫不在意，製造恐怖下的安定，得到成功。

國民政府看到恐怖政治大致獲得預期的效果，就抖出新招數－同時採用懷柔的手段。這是因為難民屬於少數派，他們知道在台灣不可和所有台灣人敵對，而且為了挽回美國的歡心，爭取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宣傳國民政府的民主化。

在蔣經國和彭孟緝（二二八當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獲賞識升任警備總司令）手下特務繼續暗中逮捕台灣活動分子並加以處刑的情況下，前上海市長吳國楨（1903 年生，湖北人，清華大學、普林士頓大學畢業）被起用為台灣省主席，試探美國的心意。吳國楨瞭解國民政府的處境和美國的意向，毅然起用若干台灣人，第一次和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攜手。

他起用楊肇嘉（1892年生，台中縣人，早稻田大學畢業，前「新民報」董事）當民政廳長，吳三連（1899年生，台南縣人，東京商科大學畢業，前「新民報」東京分社負責人）當台北市長。楊肇嘉和吳三連周圍當然也都用台灣人。

國民政府首腦開始覺得這種政策繼續下去很危險，就加強上級機關行政院以及國民黨和特務的權限，使省政府形同虛設。吳國楨在厭惡之下，摜紗帽不幹，亡命到美國，揭發攻擊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66-167。

跟蔣介石一前一後大批流亡到台灣中國難民，包括從來繁衍的和零星撤退的在內，據說有兩百萬人。戰爭結束時在台灣的日本軍民約有五十萬人。對比之下，「民族大移動」的規模可以想像。

另一方面，在國民政府反攻大陸需要人力資源的愚昧政策下，台灣人每年的人口自然增加率竟高達百分之三點五。到1962年初，台灣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一千二百萬。戰後十八年之間，人口激增將近兩倍的地區，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

就是普通的國家，人口增加的壓力也會使其發展停止或變形。台灣的情形是：兩百萬中國人寄生於一千萬人之上，利用「反攻大陸」的幌子，向台灣人進行剝削和迫害。荒廢、衰微、悲慘的結局已經顯然可見，根本談不上發展。

兩百萬中國難民大致分為三個集團，彼此包藏著內部矛盾。

第一個集團是以蔣介石一族為中心，構成國民政府權力核心的數十門閥。行政院不論改組多少次，班底都一樣，其他權力機構、金融機構的最高人事根本就是私相授受。這個現象等於當年四大門閥（蔣介石宋美齡夫妻、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壟斷南京政府所有職位的狀態之縮影，不過現在蔣家父子的控制力強大很多。他們不約而同將子女和財產送往美國，為第二次亡命舖好路。

這個集團最大的內部矛盾是「太子」蔣經國和副總統陳誠之間權力鬪爭

。陳誠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就被視為蔣介石的接班人。

蔣經國留學蘇俄，在蘇俄渡過思想形成期。他是共產黨員，對自己的父親和後母宋美齡一直抱著憎惡感。正當父親被中共打敗，眾叛親離，陷於失意的深淵之際，蔣經國跟他和解，利用骨肉之情，依仗父親的權勢，擴充自己的勢力，對陳誠代表的老一派給予打擊。

陳誠心眼多，身體不好，但背後有對「暴發戶」蔣經國抱反感的黨、政、軍的力量撐腰。決定國民政府前途的重大因素之一即在於此。

第二個集團是中央政府及其附屬機關的官吏、民意代表、省政府的高官、國民黨幹部、軍隊、警察、特務的中堅、和政客勾結的商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他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雖然有很多的牢騷不滿，但因為有國民政府，他們才能在權力機構中佔一席之地，所以原則上不得不採取合作的態度。他們沒有第二次亡命的力量，所以很怕台灣人起事。

第三個集團以下級軍人為主體，加上韓戰的中軍俘虜（1953年）以及大陳島附近的所有居民（1955年）、金門島部分居民(1958年)、留在泰緬的國民政府軍隊（1961年）、香港難民（1962年）等強制撤退者，佔所有中國難民的半數以上。在最底下呻吟的是，以年老、殘廢、有疾病等理由被迫離開軍營，將近二十萬的退除役士兵。

這個集團裡糊塗被帶到台灣，生活上不能受到起碼的照料。他們幾乎都沒有家，長年過著貧苦孤獨的生活，所以有很多人變得精神不正常。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67-169。

耕者有其田政策，是控制台灣地主的手段。

國民政府自賣自誇說：「『耕者有其田』──土地為農民所有，收穫由農民享受。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也是政府既定的土地政策。」那麼為什麼在大陸無法實施，逃到台灣之後才實施？理由很簡單：土地是台灣人的，國民政府本身無關痛癢。（中國人也有同樣的看法。參閱1961年11月，香港自力出版社發行，孫家騏著「蔣經國竊國內幕」16頁。）

二二八大叛亂的第二年，魏道明為了對付持續的米荒，實施「收購大中戶餘糧」制度，命令擁有土地十甲以上的大中地主（據1932年統計，佔全部耕地面積的 35.8%，按戶數計算佔2.7%，九千餘戶。）將多餘的佃租米廉價賣給政府。地主們大為不滿，但國民政府以下獄的手段對付。

緊接著在1949年4月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把向來高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佃租，一律壓低為百分之37.5。結果地價暴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地主再度蒙受打擊。

林獻堂不反對「三七五減租」，但對「收購大中戶餘糧」極為憤慨，1949年秋天，他以治病為藉口渡日，其後一直拒絕國民政府的慫恿，不回台灣，1956年客死東京。

1951年6月，國民政府實施「公地放領」。接收自日本人的農地181,490甲當中，74,531甲保留為公地，其餘售給佃農。價格是年產量的二點五倍，分十年平均攤還，水田實繳稻穀，旱田按甘薯產量折合現金繳納。「公地放領」是對台灣地主所做的一種示烕。

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條例」終於公佈實施，同年內完成。包括佃耕地和自耕地在內，地主每人只准保留三甲（旱田則為六甲），其餘以「三七五減租」當時年產量二點五倍的價格強行收購。付款方式是「實物土地債券」（用票券換領稻穀，分十年二十次償還）百分之七十，準公營的水泥、造紙、農林、工礦四大公司的公司債（面額十元，瞬間貶值）百分之三十。土地售給佃農時，規定年利四釐，分十年二十次，以實物償付。

1962年當時，台灣的農民約有八十一萬戶，五百四十萬到五百五十萬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強。約達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輸出額中，農產品和加工品佔百分之八十，足見農民是維持台灣經濟的棟樑。

台灣的耕地面積，比日據時代減少，約為八十萬甲，這二十年來並無顯著的增加。可是農戶却年年增加，1947年到1959年之間激增了22.84%。

因此，每戶的耕地面積不斷縮小，零細農戶（一甲以下），在１1936年為46%，1956年增加到63%，現在將近70%。每一戶平均人口，在1949年為6.1人，1957年增加到8.39人。（參閱1959年9月，台灣銀行發行，「台灣之稻作農業經濟」以及1954年10月，農復會發行，「台灣之土地改革」。）

農民的生活當然越來越苦。有一位學者表示：由於這個影響，農村至少出現了一百萬的潛在失業者。他們無法吃自己辛苦流汗所種的稻米，以甘薯為常食或摻雜著吃。不分男女老幼，到附近的城鎮打零工。不然就把女兒賣到台北或高雄的風化區。農民困苦的情形，省議員早就指出，但國民政府充耳不聞。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