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相当重要的的农民起义运动，是对王仙芝起义的延续，是唐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直接打击了唐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冲击了最高统治者，加速了唐朝的灭亡^[1]。

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粗通笔墨，少有诗才，“黄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连句，翁思索未至，巢

随口应曰：‘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巢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但成年后却屡试不第。王仙芝起义前一年，关东发生了大旱，官吏强迫百姓缴租税，服差役，百姓走投无路，聚集黄巢周围，与唐廷官吏进行过多次武装冲突。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起兵。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与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起兵，响应王仙芝。

黄巢军最初东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不克；转攻山东、河南等地，攻占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等八县；进逼汝州（治今河南临汝）。

乾符三年九月，攻克汝州，杀唐将董汉勋，俘汝州刺史王镣，直指东都洛阳。王镣是宰相王铎堂弟，王镣为王仙芝写信给蕲州刺史裴偓，表示愿意接受“招安”。是年年底裴偓诱降王仙芝，愿授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之职，黄巢坚决反对，大骂仙芝“始吾与汝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汝独取官而去，使此五千余众何所归乎？”（《资治通鉴·巻第二百五十二》），随后以杖击伤仙芝头部，头破血流，其众喧哗不已。招安不成，蕲州刺史裴偓逃奔鄂州，不久两军分裂，三千余人从仙芝，仙芝乃大掠蕲州，黄巢引兵二千北上。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郓州（今山东郓城），杀节度使薛崇。三月，又破沂州。仙芝一度攻破鄂州（今湖北武昌），王、黄又再度合兵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方），不久又分兵，仙芝转攻郢州，唐朝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再次诱降，仙芝遣尚君长、楚彦威等人洽降，中途为唐招讨使宋威所劫持，宋威贪功，妄报战胜，尚君长等人移送长安被杀，仙芝大怒，降敌之事再次未遂。朝廷以宋威“杀尚君长非是”，镇压“无功”，解除其兵权，擢升曾元裕为招讨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任荆南节度使。乾符五年初，张仙芝军攻破荆南（今湖北江陵）罗城，由于沙陀兵援军到达，焚掠江陵而去，转至申州。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二月，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兵败被曾元裕部斩杀，余部奔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投靠黄巢，推黄巢为黄王，自称“冲天大将军”，转战黄淮流域，又进军长江下游一带。

乾符五年（878年）三月，黄巢军进攻汴（今河南开封）、宋（治今河南商丘）二州，为东南面行营招讨

使张自勉所阻，转攻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北）、叶（河南叶县）、阳翟（河南禹县）等地，朝廷征调义成兵三千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武牢等地，河南一时势壮。黄巢率军渡江南下，与旧部王重隐相呼应，攻下饶、信等州。同年十二月，进入福州（今属福建），转入广东。乾符六年（879年）九月，攻克广州，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又分兵西取桂州（广西桂林），控制岭南，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朝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黄巢军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被杀者有二十余万。

由于岭表气候湿热，黄巢军多患瘴疫死者，诸将“劝请北归，以图大利”，农民军士气低落，黄巢乃决意北还。是年自桂州编木筏，沿湘江而下，进逼江陵，北向襄阳。唐廷得知黄巢将北上，遣宰相王铎为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屯兵江陵，又任命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统兵十万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此时农民军连下永州（今湖南零陵）和衡州（今湖南衡阳），抵潭州城下，李系惊恐，紧闭城门。黄巢挥兵力战，一日而下潭州，唐军十万人血染湘江。尚让乘胜追击，以五十万军进逼江陵，王铎奔襄阳（今属湖北襄樊），黄巢兵不血刃占据江陵，北趋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和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大破之于荆门（今湖北荆门），俘斩十分之七八，黄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这时刘巨容以“朝廷无信”停止攻势，曹全晸正要渡长江时，朝廷命泰宁都将段彦谟代曹全晸为招讨使，全晸攻势亦止，段彦谟杀宋浩及其二子。诏任命段彦谟为朗州刺史。黄巢转掠江西，饶（治今江西波阳）、信、池（治今安徽贵池）、宣等十五州。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高骈派骁将张璘渡江南下，狙击黄巢，黄巢退守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张璘乘胜进军，五月，黄巢又退守信州（治今江西上饶）。春夏之际，岭南大疫，黄巢军兵力损失惨重，“死者十三四”，张璘穷追不舍，黄巢佯降，又贿张璘大量黄金，恳求他手下留情，高骈上奏朝廷，声称黄巢军“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宰相卢携以朝廷名义，遣散了诸道唐兵。黄巢得知唐诸道兵已北渡淮河，立即与高骈绝交，五月又北上，乘胜攻占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张璘于信州战死，六月，相继攻克池州（治今安徽贵池）、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和宣州等地，七月强渡长江，兵势甚盛。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黄巢军击败曹全晟，渡过淮河，淮北相继告急。高骈慑于其威势，坐守扬州（今江苏扬州），保存实力。各州县望风而降，十月，黄巢攻陷申州（今河南信阳），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徐州（治江今苏徐州）、兖州（治今山东兖州）。十一月，黄巢至汝州，十七日攻下东都洛阳，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接；十多天后从洛阳挥兵西进，仅激战六日，十二月初三，攻下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初四攻下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后抵霸上。初五（881年1月8日），唐僖宗带随从宦官田令孜等仓皇逃奔四川成都，田令孜恐僖宗见责，独归咎卢携，贬卢携为太子宾客。卢携仰药死。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黄巢军进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众迎接黄巢大军进城，“整众而

行，不剽财货”，群众达百万军，入城后，军纪严明，闾里晏然，晓谕市人：“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向贫民散发财物，百姓列席欢迎。广明元年十一月（881年1月16日），即位于含元殿，建立了大齐政权，年号金统。原朝官员，四品以下留用，余者罢之，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孟楷、盖洪为尚书左、右仆射，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不久，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唐室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秦妇吟》言：“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又没收富家财产，号称“淘物”，宫室皆赤脚而行。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唐军一度攻入长安，黄巢军“贼露宿霸上，调知官军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引兵还袭之，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宗楚、弘夫死，军士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死者什八九。”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这一次黄巢恨城民协助官军，于是纵兵屠杀，血流成河，谓之“洗城”。黄巢未派大军追击唐僖宗，让唐军有喘息机会。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四川的唐僖宗反攻，九月，齐军将领朱温在同州（今陜西大荔）与王重荣交战中，投降唐军，被任命为右金吾大将军，赐名全忠。沙陀族李克用又率援军助唐，率兵一万余人南下，齐军大将赵璋战死，华州、兰田相继失守。黄巢于中和三年四月撤出长安，逃入商山，沿途抛弃黄金珠宝，唐军争宝竟不急追。后以齐将孟楷为先锋，攻逼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军守将秦宗权战败投降，六月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遭遇刺史赵犨顽强抵抗，大小数百战，始终未能攻拔其城。齐将孟楷挺进河南途中，中俘

牺牲。黄巢闻知孟楷遇害，大怒，部队屯于溵水，“掘堑五重，百道攻之”，誓为孟楷报仇。为了应付全军粮食，黄巢以人肉为粮糗，数百巨锤，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无论男女老幼，悉数纳入巨舂，称之为“捣磨寨”。（《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黄巢传》、《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卷下》、《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均有记载），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啖食数十万人。唐军在陈州附近的西华（今天河南境内）大败黄思邺，齐军退军故阳里（今淮阳北部）。陈州之围遂解。黄巢引兵向汴州行进，尚让以五千精锐直逼大梁（今河南开封）。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春天，李克用率兵五万，自河中南渡，连败齐军于太康、汴河、王满渡。黄巢只好转战山东。同年三月，朱温大败黄巢于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黄巢的手下李谠、葛从周、杨能、霍存、张归霸、张归厚、张归弁等投降朱温；而黄巢残部向东北逃亡，又遇李克用于封丘（今河南封丘），时遭大雨，黄巢集散兵近千人奔兖州，“克用军昼夜驰，粮尽不能得巢，乃还。”（《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逆臣下》），六月十五日，武宁节度使时溥派李师悦率兵万人，与降将尚让紧追其后。是年六月十七日，“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遇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旧唐书·黄巢传》），清代学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载，“黄巢死于泰山……九顶山南有大冢，俗称黄巢墓。”，另据《新唐书·黄巢传》记载，“巢计蹙，谓林言曰：若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 ，又据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两都父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泰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言之。”，陶榖《五代乱离记》也记载到，“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

黄巢战死后（此一说），黄巢从子黄皓率残部流窜，号“浪荡军”。昭宗天复初年，进攻湖南时，为湘阴土豪邓进思所伏杀。至此唐末农民起义结束。唐僖宗中和四年，秋七月，僖宗在大玄楼举行受俘仪式。武宁节度使时溥献上黄巢首级与黄巢姬妾二三十人。“僖宗问‘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居首的女子回答：‘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六》），临刑前，执法人员可怜这些妇女，让她们喝醉后再执刑，女孩们边哭边喝，不久在醉卧中受死，独居首的女子不哭亦不醉，从容就死。黄巢起义失败后，唐朝又勉强维持了二十三年统治。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宣武节度使朱温受禅，建国号为梁。唐朝灭亡，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黄巢传》载：“贼围陈郡三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俄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下》：“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许、孟、洛，东入徐、衮数十州。人大饥，倚死城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

《资治通鉴·第二二五卷》“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卞、曹、濮、徐、衮等数十州，咸被其毒。”“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

在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

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行径，那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两分法的观点看，不那么以偏概全，不那么一白遮百丑，而取实事求是精神，这位革命领袖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

据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贼。生灵歼于此矣。”

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

“[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中国封建社会能迁延数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这里，农民革皇帝的命，不过是革掉了皇帝以后，他来做皇帝而已。

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

“舂磨砦”的发明权，不是黄巢，应该属于朱粲，名称略不同，叫“捣磨寨”。黄巢围陈州，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快要敲响。一个知道死神即将来临的赌徒，还有什么筹码不敢推到赌桌中央呢？于是，将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这位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即使以唯物史观判断，也很难再冠以“革命”二字来美化他了。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你不能将敌人消灭，对手也会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算。但是，像黄巢以人肉为粮糗的恶行，绝非一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

这位革命领袖从长安退出来以后，“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驱，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联兵。”结果，他没想到，碰到了陈州这个硬钉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陈州刺史赵]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赵犨“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资治通鉴》唐纪卷七十一)这里所说的“怒”，表明这位革命领袖精神状态，已经接近疯狂。

读中国史，农民造皇帝的反，确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争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领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于农民阶层者，真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劳动者，是并不多的。通常，都产生自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狂一族，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而黄巢，更属于这类痞子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子，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子。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管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润，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强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强的反抗。所以，私盐贩子干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

暴虐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做的话，连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性流露的缘故。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乱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体国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张开大嘴食人了，还有什么“革命”意义好讲？难道因为他反对封建统治，披上一件红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兽那样以人为食的举世大恶，忽略不顾吗？

即使退一万步，领袖也是人，作为一个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那么，加之于这位私盐贩子黄巢头上的光环，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黄巢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相当重要的的农民起义运动，是对王仙芝起义的延续，是唐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直接打击了唐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冲击了封建最高统治者，导致唐末国力大衰，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黄巢起义的原因与王仙芝起义相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剧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

而引起的。黄巢起义中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智慧和局限性，“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下，在封建军队的屠刀面前，我们伟大的农民阶级敢于突破封建统治者所布下的思想控制的牢笼，拿起武器，与强大的敌人相对抗，这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体现，同时这种反抗也不是怒气上冲的心血来潮，并非是完全盲目的，它也是富于智慧的，从这次农民起义的持续时间上就可见一斑，一场盲目无战略的农民起义能够持续8年吗？更何况，这一次农民起义竟然能席卷大半个唐帝国的疆域，为什么它能在看似铁板一块的大唐帝国内搅起如此波澜？那是因为它很好的掌握了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的特点，一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所论及的那样，“黄巢渡过长江四次，黄河两次。这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发现唐朝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各处地方官员只顾本区的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他网罗。”，当然对唐末的藩镇割据的历史条件的成功运用也因算作农民阶级的智慧之一，因为历史条件一直存在在那里，是谁都可以利用的，但如果没有智慧和勇气谁又敢去利用呢？

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和智慧的背后，不可避免也暴露了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巨大的局限性，整个黄巢起义虽属浩大，实际上却只能算一次流动性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根据地，即使已经攻入唐朝的统治中心长安，建立了一个看起来体制完整的农民起义政权，但在实际上，却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从事过经济、文教建设，只进行过军队的建设和粮草的征收而已，是的，你可以说，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夺取政权，尽快打败敌人，才是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没有那个时间来进行经济、文教建设，但是黄巢起义中，占领长安后，起义军却没有进行进攻敌人这个主要任务，放任封建统治者在四川地区恢复力量，最终被其打败。同时，黄巢起义也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计划，致使农民起义更像是一场伟大的抢劫运动和无组织性的军事运动，军队所过之地，只顾著吃粮，百姓净尽、赤地千里，使天下百姓最终对这次寄予厚望的推翻封建残暴统治的农民起义失去信心。另外，起义过程中，起义军的观念狭隘，嗜好滥杀无辜和攻克长安之后的不思进取和留恋富贵，以及起义军内部的争斗，不吝说也是这种局限性的体现。

作为一场比较成功和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即使是其中有巨大的错误和不妥，对于它的正确性和革命性，我们的史籍本应该本着历史的客观性给予它一个较公正的记载与评价。但是，翻阅被标榜为准确历史的二十四史和一些封建文人的个人记录却几乎一致的给予了相当恶劣的评价，完完全全地抹杀其先进性和正确性，将起义军妖魔化，将他们描述为食人肉，饮人血的恶魔。是的，在起义过程中起义军是做过不少滥杀无辜的事，但请问一支这样的起义军又如何能沉重打击的封建统治，并且把唐统治者驱赶出长安，使其狼狈地逃亡四川？如果是像历史记载的那样，答案自然是不能的，但是起义军却做到了。这就说明历史的记载至少来说是不完全准确的，那些被记载说是被起义军所屠杀的百姓中，一定有一部分是被唐军所杀，然后被强加在起义军的头上，反正起义军已然失败，在封建统治的时代，将不会有人替他们翻案，即使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是不能辩驳的，“历史将由胜利者写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恐怕才会是真相吧？但那些封建统治这恐怕不会想到，有一天，当封建统治完全瓦解的时候，历史就将会吐露深藏的真相。“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传说中逃脱的黄巢当了和尚，在等待着唐朝吐出它的最后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