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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死亡學
作者: 一個人的時候	日期: 2011.06.25　　天氣: 　心情:

西藏度亡經
以死亡學為門面　揭示生命奧祕

達賴喇嘛曾說，漢文化不見得比西藏文化高明。他雖未明說西藏文化哪些方面比漢文化高明，但是熟悉「死亡學」的人馬上可以替他回答：西藏人對死亡的研究高於漢人。

「西藏度亡經」是公認偉大的人類遺產，但卻由藏文先譯成英文，再譯成中文。深受孔老夫子「未知生焉知死」教訓影響的漢族，儘管佛教傳入中土超過二千年，對人生的終點多持忌諱與「不願深究」的態度，似有必要向藏族看齊。

蓮花生大士撰寫的「西藏度亡經」，又名「中陰得度」，它層次分明地敘述人從這一世生命的最後階段，面臨死亡以及剛死亡時候的詳細情況，以及神識(也可理解為「靈魂」)脫離肉體後，七七四十九天內漂浮、得救(解脫生死輪迴)、或再生的途徑。

　　以死亡學為門面揭示生命奧祕

要了解全書的內容，首需了解「中陰」的定義，因為通篇都在講「中陰身」的來龍去脈。根據徐進夫所譯溫慈英文版的定義，人的神識脫離肉體軀殼後即進入「中陰」階段，直到依法得度或依業力轉世為止。

廣義的「中陰」則包括「日間活著」和「夜間夢中」的意識境界--因此有清醒時的「生處中陰」和做夢時的「夢裡中陰」等詞。

本書導言指出，「中陰得度」雖以死亡之學為其門面，但它所揭示的內容卻是生命的奧祕，「這便是它之所以含有精神價值以及普遍魅力的原因。」

對尋求精神解脫的人，本書是「開啟人類內心深密之處的一把鑰匙，是初入祕密之門的一種指南針」。溫慈本人在第二版序言中表示，本書帶來的訊息是，「死亡的藝術」不僅跟「生活的藝術」或「出生的藝術」同樣重要，且為「活」或「生」藝術的補充和圓成。

　　死亡徵候：壓迫感、溼冷感、烈風吹襲感

根據溫慈的看法，死亡只是「靈魂複合體」脫除肉體，就如受生使這個複合體具現肉身一樣。換句話說，死亡只是進入另一種生命形態的開始，而不是生命的結束。

「西藏度亡經」談到肉體的死亡時，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死亡之前三大徵候的分析：一、全身發生一種壓迫之感，這就是「地大落入水大之中」；二、全身發生一種溼冷之感，而後逐漸變為高燒之感，所謂「水大落入火大之中」是也；第三、全身發生一種被烈風吹襲的感覺，彷彿要碎為微塵一般，這就是「火大落入風大之中」。

上述徵候可從全身看出外在的變化，例如，面部肌肉失卻控制、聽力與視力喪失、神智喪失前的喘息等。

此時，這本「死亡藝術」經典的作用是，由生者向彌留者讀誦：「尊貴的某某(稱呼其名)，你的氣息就要停止了，你就要在中陰境界中體驗明光境相了，其中一切萬物皆如無雲的晴空，而無遮無瑕的智性，則如一種沒有周邊或中心的透明真空。當此之時，你應趕快了知你自己，並安住此一境界之中。我此時也在助你證入其中。」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斷氣或斷氣不久即能證得「中陰明光」而獲得解脫，接下來的四十九天之內，不同業力的「中陰人」會面臨不同的「中陰境界」，本書就頭七第一天、第二天．．．二七、三七直到「投生中陰」境界出現前，都有詳細的描述和指導，甚且指出哪些情況「不妨暫且往生」，哪些情況「無論如何不可往生」。

　　不可為亡者殺生祭祀

「西藏度亡經」奉勸世人，運用本經助亡者「得度」期間，第一、不可為亡者殺生；其次，親友不可在遺體附近飲泣或哀號；第三，家人應盡量多行善事，多積陰德。它強調，「這部甚深大法，只要聽聞或僅見，不假修習禪定或作微密儀軌，即得解脫。」

溫慈在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西藏度亡經」教示世人，面臨死亡時，「不但應該精神鎮定，神智清明，英勇無畏，而且心智上要有適當的訓練和指導，心靈上要能超越，並且，必要時肉體要能忍受痛苦和虛弱。」

也因此，明白「西藏度亡經」宗旨的人，莫不奉勸世人平常就要熟讀、記憶、研習經書內容，以免臨終到來而張惶失措。

徐進夫在「前記」中說，對已離人世、尚未投生的亡靈讀誦這部經典，可使「中陰」境中的亡靈解除種種「中陰險難」的恐怖，乃至證入不生不滅的法身境界，至少也可得到上品的化生或轉生，以免落入餓鬼、地獄、畜生三惡道中。

「但所有這些，皆係亡羊補牢之法，不僅事非得已，且到時有沒有人呼喚、讀誦，亦頗成問題！因此，最好的辦法，莫如提前儘早在死前讀誦並加思惟憶念，以免仰賴他人而得有備無患。」

不過，「西藏生死書」(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 （作者：索甲仁波切，鄭振煌譯）指出，「西藏度亡經」是死後境界的旅行指南，「要由上師或善知識對一個人在臨終時或死後宣讀」，是為修行人或熟悉其教法的人而撰寫，「對現代人來說，很難深入其堂奧。」

　　為死做準備其實很務實

儘管如此，達賴喇嘛為塞曼英譯本序言道，「西藏度亡經」是藏族文明「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崇尚精神生活也不失「務實」的西藏人之所以「很有系統的研究、分析死亡過程」，其實是為了這「無可逃避的」事預作「審慎且務實」的準備。

如何迎接死亡？如何以最小的痛楚經歷死亡過程？這過程結束後「下一階段」將如何？對任何人，這些都是極端重要的議題，不事先認清問題，研究答案，達賴喇嘛說，那就「不夠務實」了。

「西藏度亡經」教我們處理（他人）死亡的方法，也教我們（自己）那一刻來臨時，很有技巧地、滿懷慈悲心地死──它的作用，就是解除死者對死亡的恐懼，同時對生者的身心健康也有益。

一部奇特的經典

這部經典無論是書名、內容，還是在西方的影響都十分獨特。《度亡經》是古代印度的一部經典，系8世紀蓮花生時代創作，傳入西藏，被翻譯成藏文，名《中陰聞教得度》，朗達瑪滅佛時被埋藏于地下，成為“伏藏”，后由仁增噶瑪寧巴從色丹河畔的甘布達山掘出。20世紀20年代，藏族喇嘛卡孜·達瓦桑珠和美國學者伊文思·溫茲合作將其翻譯成英文，名《西藏度亡經》，傳入西方，成為在英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最著名的藏傳佛教經典，西方人由此窺見了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之一斑。可以說，《西藏度亡經》的翻譯和傳播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一個典型個案。

中陰在藏文中稱為 Bardo，是指“一個情境的完成”和“另一個情境的開始”兩者之間的“過渡”或“間隔”。Bar的意思是“在……之間”，do的意思是“懸空”或“被丟”。Bardo一詞因《中陰聞教得度》一書的風行而聞名。（索嘉活佛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漢譯本，第123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9年）“《中陰得度》，或作《中陰聞教得度》，顧名思義，就是人在已離開人世之后，尚未投生之前這個名為‘中陰’階段之間聽到有人呼喚他的名字，對他誦讀這部經典，即可使身在‘中陰’境中的亡靈，解除種種‘中陰險難’的恐怖，乃至証入不生不滅的法身境界或得報身佛果，以了生死輪回之苦，至少亦可得到上品的化生或轉生，以免落入餓鬼、畜生、地獄等三惡道中。”（徐進夫：《西藏度亡經》前記）“《中陰得度》是為死者或瀕臨死亡的人而寫的書。它與《埃及度亡經》相似，都是用以指引死者處在中陰身的狀態時--亦即在介于死亡與再生的49天期間──如何自處的典籍”（榮格：《<西藏度亡經>的心理學》）。

《西藏度亡經》的英文譯者是達瓦桑珠，美國學者伊文斯·溫茲是該書的編輯出版者。《西藏度亡經》的英文版面世后，在西方引起轟動，多次再版，從而奠定了伊文斯·溫茲在西方學術界的地位。甚至造成錯覺，許多人誤認為溫茲是《西藏度亡經》的譯者或作者。溫茲本人並沒有貪天之功為己功，他說：“我只不過是《西藏度亡經》的編者而已。本書之所以能夠與大家見面，主要的功德自然應該歸于它的譯者、已故格西喇嘛達瓦桑珠，他是當今西藏兼通西藏密學和西方科學的大家。”（溫茲，第一版序，1927年）

《中陰得度》的英文版即《西藏度亡經》成書于20世紀初，它是藏族喇嘛與美國學者密切合作的結晶。1911年，溫茲從大吉嶺不丹巴斯蒂寺的紅帽卡吉巴派的一位青年喇嘛那里得到了《中陰得度》手稿，據這個喇嘛稱，這是他家世代相傳的寶物。1919年，受溫茲的委托，喇嘛卡孜·達瓦桑珠在位于錫金甘托克的敕立波提亞寄宿學校的校長任內開始將其翻譯成英文。達瓦桑珠和溫茲是《中陰得度》西漸的先驅者。

譯者喇嘛卡孜·達瓦桑珠，1868年6月17日出生于西藏一個藏族農奴主家庭。1887年12月－1893年10月，住在不丹的巴薩道（Buxaduar），任英國政府的翻譯，后來曾任西藏噶廈政府的譯員。曾為法國藏學女杰亞歷山大·大衛·妮爾擔任英文翻譯。1906年受錫金國王委派，任甘托克學校校長。1920年后被任命為加爾各答大學的藏文譯師。由于不適應當地炎熱的氣候，1922年3月22日病逝，享年55歲。當時，達瓦桑珠是《中陰得度》英文翻譯的最佳人選，正如溫茲所說：“由于他本人是一位頗通西方學術的學者，故而不慶其煩地使我能夠以歐洲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復述東方的觀念。”（溫茲，第一版序）“譯者在喇嘛教方面所受的深切訓練，他對蓮花生大師‘大圓滿派’高等瑜伽教義的虔信，他對他在不丹的上師所教導的密學所得的實際認識，以及他對英、藏兩種文字的駕馭裕如--所有這些，無不使我認為，在這個世紀之中，即使再有一位學者出現，本書實際譯者對他都應有所感激；因為他已在這里將一直封鎖著的西藏文獻和北傳佛教的寶庫為西方人開放了一部分。”（《度亡經》，241頁）

編者瓦爾特·伊文斯·溫茲，1878年出生于新澤西州的特倫頓。早年對其父圖書館中關于招魂術方面的書感興趣，在少年時代，就閱讀了著名的通神論者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揭開伊西斯的面紗》和《秘密教義》，受到通神論的影響。他是藏族喇嘛達瓦桑珠的入室弟子。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溫茲來到加利福尼亞。1901年，他在當地加入了通靈學會美國分會。后來到牛津耶穌學院學習凱爾特民俗學。在那里，他加入了名稱取自他母親家族的一個家庭，因而改名為瓦爾特·伊文斯·溫茲。在完成《凱爾特鄉村的神仙信仰》的論文后，他開始環球旅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正在希臘，大部分戰爭時間是在埃及度過的。從埃及出發，他先到斯里蘭卡，后來到了印度。在印度，他造訪了設在阿達亞的通靈學會總部，見到安妮·貝珊。在印度北部，他向各位印度教上師，特別是斯瓦密·薩特亞南達學習。1919年，他到了位于喜馬拉雅山南麓錫金的大吉嶺。他從不久前剛從西藏回來的一名英國官員處得到了一些藏文書，並帶著一封地方警察主管寫的介紹信，將這些書帶到了在甘托克的錫金大君的兒童學校的英文教師處，在此結識了教師卡孜·達瓦桑珠。此后兩個月，溫茲每天早晨學校上課之前都要去找達瓦桑珠。1935年，在卡孜達瓦桑珠去世后，伊文斯·溫茲回到大吉嶺，僱了3名錫金藏族繼續為他翻譯其他書。這些書后來以《西藏大解脫書》為名出版。他一直是一位通靈者，后來寫過各種各樣和通靈有關的出版物。他一生中的最后23年在聖迭戈的克斯通飯店度過。在加利福尼亞的恩西尼塔的斯瓦密·約加南達的自助會，他度過了最后數月。溫茲一生根據喇嘛的譯文所編寫的關于藏傳佛教著作共有4部，除《西藏度亡經》外，還有《西藏大瑜伽師米拉日巴》（1928年），《西藏瑜伽與秘密教義》（1935年），二者均以卡孜·達瓦桑珠的譯本為藍本；《西藏大解脫書》（1954年），以3名錫金人提供的譯本為藍本（《香格里拉的囚徒》第二章）。

《中陰得度》傳入西方后，其中所反映的藏人的全新的死亡觀念和對待死亡的樂觀態度受到了懼怕死亡的西方人的極大的關注。自1927年其英文版《西藏度亡經》問世以來，在西方世界相繼出現了10多種“轉世譯本”。

　西方人的死亡“聖經”

自《西藏度亡經》傳入西方后，西方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佛學家都對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其中，伊文斯·溫茲、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德國喇嘛戈文達和約翰·伍德諾夫爵士，對該書的翻譯、評論和闡釋在西方影響較大。榮格說：《中陰得度》"觀念雄偉，問題不凡"。“此書的教導切合人性，對靈魂的奧妙更有深刻的省察”。“自從《中陰得度》出版（1927年）以來，它一直是我常年不變的隨身伴侶，不但我的許多富于啟示性的觀念和發現要歸功于它，還有許多根本的認識或見地也要歸功于它。”“這本書所帶來的信息是，‘死亡的藝術’不僅跟‘生活的藝術’或‘出生的藝術’同樣重要，且為‘活的藝術’或‘生的藝術’的補充和圓成。”（伊文思·溫茲，第二版序）榮格寫道：它“提供的是向人類而不是眾神或原始野蠻人講述的一種明白易懂、僅能用理智理解的哲學。這種哲學包含著批判性的佛教心理學的精華。我們可以說，此書的雄偉岸然是無與倫比的”。“它們是如此的詳細和徹底地適應在死亡的人的條件下的明顯的變化，以至每一位嚴謹的讀者都必定要自問，這些聰明的老喇嘛究竟是否能夠看見第四維空間，是否能夠揭開最偉大的生命的秘密的面紗”。“本書的訓誡功能，也正是想幫助死者獲得解脫”。“我相信學者只要睜開眼睛，閱讀此書，並且不心懷成見的話，他一定可以大有收獲”。“《中陰得度》原本是密教的典籍，即使到了今天，不管有多少種注解出現，它的性質依然未變。何以故？因為此書只有對帶有精神理解能力的人，才願開放”。

伊文斯·溫茲說：“本書譯者，已故格西喇嘛達瓦桑珠，指導編者從事西藏研究工作的其他飽學喇嘛，以及本書編者本人所抱的一個熱望是：希望西方能在此等密教教理，及其本身的基督教化的許多原則幫助之下，重新編組並實地練習‘死亡的藝術’以及‘生活的藝術’”。（溫茲，第二版序）“本書將一切偉大信息中的最大信息，帶給如今轉生于這個地球之上的人類家庭的每一分子。它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種直到現在唯有東方人民通曉的‘死生之學’。”（溫茲，第三版序）“不但要使東西方人民之間獲得一種更佳的了解，同時還要糾正人們，尤其是整個西方人士，對于人類的根本問題－－生死－－缺乏正知，不加聞問的態度”（溫茲，普及版序）。

伍卓夫說：“本書的正文有三個特點：第一、它是一本討論死亡藝術的書；因為死亡跟生活一樣，也是一種藝術，雖然，此二者往往皆非易事。孟加拉人有一句俗語說：‘若人不知如何死，禮拜苦行有何益？’第二、它是一本宗教上的臨終治療手冊，一種以死亡儀式祛魔、教示、安慰以及砥礪即將去過另一種生活之人。第三、它描述亡靈面臨中陰時期的經驗，並在這段期間對他有所開導，因此，它也是一本‘旅行者的彼岸世界指南’”（伍卓夫：《西藏度亡經》前言，漢文版，第13－14頁）。

當代西方學者對《西藏度亡經》的評價也很高。彼得·比夏普在《權力之夢－－藏傳佛教與西方的想象》一書中寫道：《西藏度亡經》是20世紀到達西方的最重要的東方神聖文獻之一。它向西方人開辟了一種全新的意識景象。它樹立了一種模范的標準，以此來衡量其他論述死亡藝術的古代文獻。科林·威爾遜寫道，受人尊崇的《埃及度亡經》與這部西藏文獻比較，只是“一盤粗糙的大雜燴”。我們都聽說它是作為一幅“意識地圖”、作為一部“神聖技術的手冊”、或作為一部“更高的現實層面的手冊”被查詢的。就像最佳的旅行向導，它限定路線並指出沿途的注意事項。馬萊尼稱它為“彼岸世界的一部旅行指南”。《西藏度亡經》向我們饋贈的是死亡迷宮的一幅地圖和指導我們如何通過我們的道路的一條路線。他說，這部西藏文獻的到來，也與西方關于喜馬拉雅山區的原始猩猩類動物雪人的一種迷惑相一致。這兩種想象，即中陰和雪人，表明了當時在西方關于西藏的幻想中的極端傾向。西藏文化和宗教很快就在西方人的眼中失去了其矛盾心理，並且成為所有已經在“墮落的”、工業化的西方消失了的一種日益增長的標準模式。

洛佩茲說：“《西藏度亡經》的出版，是與西方人對精神的權威和向導的一種渴望相一致的。《西藏度亡經》確實像一部手冊、一部旅游指南，但是是由“全知的賢哲”撰寫的。像一切游記一樣，敘述的風格增強了它的真實主張。它是用直接經驗的語言和一個故事的形式撰寫的。《西藏度亡經》被稱為關于死亡科學的一部教科書。它也是關于永恆、長生不老的科學的一部教科書。科學和古代智慧的幻想都匯集在這部文獻上。現代醫學科學長期向死亡宣戰，正如死亡確實也長期提供了大多數宗教的中心神話”（《香格里拉的囚徒－－藏傳佛教與西方》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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