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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佛學與儒學8
作者: 小魚	日期: 2014.07.29　　天氣: 　心情:

第四節宋元佛教的倫理化傾向
宋元佛教的儒學化，突出地表現與佛教的倫理化。這種倫理化傾向在一定意義上說，乃是隋唐佛教心性化、人性化的進一步延伸，因為，既然佛教也把著眼點放到人身上，自然要進一步去探討作為人與人相互關係的倫理道德。
在古代中國，人倫道德之最大者，莫過於“忠"、“孝"。“忠"是處理君臣關係，“孝"是處理父子關係。二者之中，“孝"尤是整個封建倫理綱常的基石，因為，“事父為孝子者，事君必為忠臣"，基於這一點，宋元佛教的倫理化，緊緊黨地扣住“孝"字。
趙宋一代，站在佛教立場上大講“孝道"的思想家首推契嵩。契嵩講“孝"之最有影響的著作，是《原教》、《孝論))。以下我們就從《孝論》、《原教》及契嵩有關著述入手，看看契嵩是如何把佛教儒學化、倫理化的。
首先，契嵩把“孝"抬到百行之端、諸善之首的至高無上地位，進而又把佛教的孝道大大地世俗化。在《孝論》中，契嵩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孝論 ﹒原孝章"第三，引自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一冊，第280頁)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孝論>)引自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一冊，第280頁)
也就是說，孝之為道，是天經地義的，它在各種道理當中，是至高至大的;世上的各種教派，都提倡並遵從孝道，而佛教更是特別提倡、且遵從它。這種說法自然立刻使人的聯想到儒學和傳統的佛教。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國古代各種思想潮流(包括儒釋道三教在內)，向來最重孝道者，首推儒家。儒家學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的，直至後來作為儒家整個思想體系核心的“三綱五常"也是“孝道"的延伸和發展。與之相比，佛教雖然也偶然語及“孝"，但它絕非傳統佛教之核心，更不是佛教諸多義理的基礎。而且，傳統佛教所說的“孝道"，通常的都是指所包含廣泛的“大孝"，正如南朝僧人劉勰所說的:“佛家之孝，所包蓋遠。理由乎心，無繫乎髮。"(<<滅惑論>);<<弘明集》卷八)亦即佛家所說的孝，與世俗所說的孝是不盡相同的。世俗所言之孝，多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以及跪拜贍養等，而佛家所說之孝，則是指弘道濟世、救眾利生，因此，“一人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沙門不敬王者論";<<弘明集》卷五)。歷史上許多僧人還用老子的“上德不德"來論證，佛家雖剃髮棄親，並非不孝，而是“大孝"，因為佛教向來是“不以色養為孝" 的。傳統佛教的這些思想至宋代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例如，契嵩所說的“孝"與傳統佛教所說的“孝"便迴異其趣。他不但大談“色養之孝"，如“得減其衣缽之資，而養其父母"，而且把父母看成是天下三“大本"之一;“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孝論﹒孝本章"第二。引自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一冊，第280 頁〉本來，形生之人、物，在傳統佛教中是不足為道的，它們都是假象、幻影，何能成為與“道"、“教"相提並論之一“大本" 呢?但是，在中國這塊重視現實人生的國土上，傳統佛教那種以現實人生為苦海、視世俗生活為棄屐的思想和說教，無論如何是難以長期存在的，僧人們從現生活中終於領悟到，單純的談“大孝"已不足以適應國人之需要，因此也就有了契嵩一類的高僧出來倡導與世俗需要較接近的“孝道"了。
其次，契嵩肯把佛教倫理化的另一個表現，是把佛教的五戒十善與儒家的仁義忠孝統一起來，認為佛教的五戒十善，有益於世俗的仁義忠孝。
契嵩認為，佛教“舉其大者"可分為五乘，一曰人乘，二曰天乘，三曰聲聞乘，四者緣覺乘，五者菩薩乘。後之三乘，乃超然之出世者也，世人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者，則與世情“膠甚"，亦即與世俗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人乘、天乘中所謂的五戒十善，則與儒教所說的五常仁義，“異學號而一體"。(<<原教》。引自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一冊，第253頁)例如: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語，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呈其親，不亦孝乎?(<<孝論》。
如果說把佛教五戒與儒家五常聯繫起來，契嵩並不是第一個人，那麼，把五戒作為“孝"的一個前提條件則是契嵩所首倡。這也是契嵩把佛教思想倫理化的一個重要特點。他不是一般地談論五戒與五常的關係，而是把五戒與儒家之仁義忠孝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強調五戒十善有益於儒家之仁義忠孝。例如在《原教》中，他說:如果一個人具備了五戒十善，“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引自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一冊，第255頁)。也就是說，只要做到五戒十善，那麼，世俗之仁義忠孝則一應俱全。
第三，契嵩之所以提倡佛教的儒學化、倫理化，是由於他認為，佛教與儒家一樣，其重要目標之一，是勸人為善。在<<廣原教》中，契嵩說:古人有聖人焉，曰佛，曰懦，曰百家，心則一，其跡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引自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一冊，第278頁)
此謂儒佛各教、諸子百家雖然教名有異，所說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為了勸人為善。由於為教各異，所以，教人為善的方法各不相同，或深，或淺，或近，或遠。但不管是哪一種方法，都是為了使人去惡從善，因此說“心則一"。
從契嵩的“孝論"不難看出，宋代的佛教在倫理化方面已走得相當遠。這裡人們又碰到一個問題，即隋唐之後的佛教為什麼會被逐漸地倫理化?對此，以往學界多從佛教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得不向傳統文化靠隴，對傳統文化作出讓步的角度去解釋，實際上，造成這種現象還有其更深層的原因，亦即佛教自隋唐之後的逐步被中國化、儒學化，已經使得這時期的佛教在思想內容方面程度不同地、自覺不自覺地轉向以現實的“人"為對象、為中心，而不像傳統佛教那樣始終環繞著作為抽象本體的佛性，因此，作為現實的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倫理道德問題，自然成為佛教必須加以探討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隋唐之後中國佛教的倫理化，並不單純是佛教不得己的一種讓步，而是當時佛教自身思想發展的一種內在需要和邏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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