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大概是中國最著名的主和派吧，相對於岳飛是最偉大的主戰派而言。岳飛的偉大，必須建立在秦檜的恥辱上，因此成立這樣的公式：主戰=愛國=英雄 / 主和=賣國=漢奸。

忠奸之辨，是非之分，不是看實際的國家利益，而是看你噴的東西豪邁不豪邁。

岳飛是英雄，肯定是，但他力主攻伐是不是真的有利於大宋呢？當時宋朝的國力真的能支持他長期作戰嗎？據史書所載，當時南宋的全國生產總值百分之七十都用於打仗，連皇宮用度都捉襟見肘了。況且岳家軍擅長步兵戰，攻略城池或許能占點便宜；一旦打到北方廣大平原，金國騎兵的優勢就會非常明顯，甭說「直搗黃龍府」，能在河南撐多久都大有問題。

我倒不是說岳飛不好，而是感嘆當時的社會無法容許不同意見。到底打仗有利還是和談有益？這很可以是個議題，很可以好好討論一番。岳飛羅列出繼續戰鬥的好處，秦檜闡述和解的利益，雙方在朝堂上充分辯論交換意見，最後皇上定奪。可惜當時沒有理性的討論平台，你主和，你他媽就是漢奸，還辯個屁？跟漢奸還有甚麼好說的。

於是乎，有識者都知道該與金國議和了，該見好就收了，但沒人敢這麼提，連皇上都敢想不敢提，因為就算貴為皇上也背不起漢奸這個罵名。宋高宗只好咬緊牙關擠出銀子來，讓岳飛打水漂。最後撐不下去了，只好以個莫須有罪名把岳飛弄死。

其實宋高宗不想打仗，大可把岳飛罷官，叫他回家種田去，完全不必這樣惡搞；何況宋代自太祖以降就有不殺士大夫的傳統，終有宋一代，士大夫判死罪的寥寥二三人。為何岳飛必須死？實在是因為整個社會失去理性溝通的氣氛，想議和卻無法明說，唯有殺岳飛。

於是乎，英雄冤死，媾和者遺臭萬年，雙輸。紹興和議後，宋金維持二十年和平，南宋多活了137年；事後看來，當時的主和派是很有遠見的。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明末，也有個英雄，袁崇煥。

袁崇煥被千刀萬剮，死得比岳飛還慘。但明末的風氣比南宋還可怕，主和的秦檜尚能榮華富貴，袁崇煥卻要碎屍萬段；不是因為主戰招禍，恰相反是因為主和。「擅主和議」就是袁公的死罪之一。老百姓把對滿州韃子的滿腔怒火都發洩在他身上，爭相購買袁崇煥的肉，恨之入骨。（好在現代文明國家不這樣，去敵人那邊參加閱兵回來不用凌遲，頂多撤銷一些待遇，整肅你的家人親屬而已。好多了。）

人民群眾是很恐怖的，恐怖且愚蠢，他們的愛國心極其廉價。常識告訴我們，當你比敵人強大時，該趁勝追擊；當你衰弱的時候，該委曲求全。但群眾的發作往往相反，國家富強反而寬容大度，養虎為患；國家弱小時才喊打喊殺，捋虎鬚。

明朝末年內憂外患，整個國家風雨飄搖，後金率其精銳每每突入中原，兵臨城下，勢不可當。如果明思宗夠聰明，大臣們夠理性，當然應該與敵人虛與委蛇，緩兵求和才對，然後遷都到南京作長久抗戰之計。然而沒有人敢這麼講，大臣不敢，皇上也不敢，誰都不想落一個漢奸的罵名。議和？遷都？那是秦檜之徒，明朝的士大夫把忠孝節義講得震天價響，怎能臨危苟且呢！結果弄到全國還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沒淪陷，皇帝就先上吊了。這不是君王死社稷，而是君王先社稷而死，徒留笑柄。

假使明思宗南渡苟活，南明不會兩三下就買單，非常有機會像南宋那樣隔江分治，撐一百多年。中華民國南渡只剩一小島，撐到今天也六十幾年了。也許對某些人來說，國家興亡比不上他的氣節重要。

這是事後諸葛。在那種時代，你主和，你就他媽的漢奸，殺千刀的！在那種時代，誰才是愛國的忠義之士？不就是義和團嗎。

義和團多麼愛國，多麼忠義，殺進東交民巷，扶清滅洋，蝦咪攏不驚。慈禧老佛爺甚至向十一國宣戰！這才是愛國的表現。相反的，委曲求全想方設法與洋人交朋友，這就是典型的漢奸，例如那些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奸臣們。

甲午之戰，1894年，隔年簽訂馬關條約。當時李鴻章已經72歲了，大可以告老還鄉頤養天年。老不死的他居然承擔簽約重任，到日本割地賠款，國內罵聲隆隆，這頂漢奸賣國賊的大帽子非他不可戴了。要不是冒出個日本浪人打他一槍，李文忠公回國恐怕要一死以謝天下。

怎麼可以跟敵人交朋友？怎麼可以與敵人坐下來簽約？管你簽的是馬關條約還是服貿協定，通敵的就是王八蛋，路人皆可誅之！

秦檜、袁崇煥、李鴻章，這三人都是在「敵強我弱」，打下去死路一條的情勢下，試圖與對方維持和平，本來都是很正常的判斷，然而看在愚蠢群眾的眼中，這就是喪權辱國，矮化主權的行徑，「不是東西、丟人現眼、自貶身價」。甚麼是國家尊嚴？北朝鮮最有國家尊嚴，他誰都不鳥，坐井觀天，天大地大我最大，美國日本算老幾，在所謂「愛國者」的心目中，這才是正港的捍衛國家尊嚴。

最好在人家的閱兵大典上，高喊：「共匪最混蛋，以前我們抗戰的時候你們都在扯後腿，一分抗日九分作怪，現在只會歪曲史實！」這麼幹，回國你就成了夾道歡迎的大英雄，叫小賀的歹丸郎。

至於外交甚麼的，值個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