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就是一把通往高樓的鑰匙 [:))]
歷史學家房龍(Ｈ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在「人類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 )序文中，曾自述他的一段童年往事：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天跟隨舅舅進入聖羅倫斯教堂的樓梯間，裡面漆黑幽暗。舅舅點亮臘燭引路上樓，辛辛苦苦不知爬過多少級樓梯，突然大放光明，陽光自窗外透射進來，街上的塵囂悠悠傳來，竟顯得格外悅耳。繼續往上爬，又是一片黑暗，樓梯更加陡峭﹔正在氣喘吁吁之際，又見窗外亮光。如此周而復始，最後兩人到達塔樓的頂端，陽光普照，豁然開朗。小房龍俯瞰街景如積木玩具，極目遠眺四方，鹿特丹的大千世界盡收眼底。那種喜悅，讓他心靈顫動，觸發他一生學習與創作的動機。
小房龍的經驗，讓人想起邊塞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鵲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種登樓遠眺的嚮往，是人類知識的主要根源，也是成就大學問的基本動力。
讀不懂，就一讀再讀 [:))]
想要登樓遠眺，當然也要有好的方法。你可能會碰到又厚又硬的大書( 英文叫tough tome)，讀了幾頁，實在難以下嚥。我過去在就讀法律系時，總會在寒暑假的時候，先把下學期要讀的書買來，依照書的厚薄以及難易的程度，排定功課表做為讀書計畫。每天照表念書，但因為是自己念，有些書讀起來便十分吃力，再加上正值長假期間，也沒有老師同學可以問，使我有一段時間，因為進度停滯不前而深感挫折。最後我只得硬讀下去，整個讀完，再回過頭來重讀一遍。重讀一遍的過程較之初讀順暢許多，因為先前在第三章難以理解的部分，可能只是順帶提到，真正完整的介紹是放在第六章，在已經明白第六章的內容之後，再回過頭來看第三章便不覺困難。這個方法和亞德勒教授的看法不謀而合。亞德勒教授(Mortimer J. Adler)主編過幾套大部頭書，包括一套五十四卷的「西方的鉅著」(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52)。他教人讀大部頭硬書的方法很簡單:堅持下去，從頭到尾把它讀完。由於內容繁複，一部大書的章節安排不一定都能由淺入深，由易轉難。堅持讀完第一遍，再回頭讀第二遍的時候，許多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 [:))] [:))] [:))] [:))]無關對錯，見解不同 [:))] [:))] [:))] [:))] [:))]
博覽群籍的時候，常會發現同一件事，不同的作者會有不同的觀點，同一個作者，不同的時間，也常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我們讀文史考證訓詁之類的書，便可以見到，許多人的注在看法、見解上皆不盡相同。胡適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回到北大教書之後，有一段時間曾經不斷鼓吹杜威的實證主義：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換句話說就是，盡信書不如無書。
法律書常有甲說、乙說、丙說，眾說紛紜。我們先看一則小故事。話說孔子到東方遊歷，有一天看到兩個小童在爭辯。孔子駐足傾聽。
小明：「早晨剛出來的太陽離我們近，愈到中午離我們愈遠。」
小華：「不對。中午的太陽近，早上的比較遠。」
小明：「早晨的太陽有車蓋那麼大，中午的太陽像盤子一樣小。東西近的時候看起來大，當然是早晨的太陽比較近。」
小華：「錯了。早晨的太陽涼涼的，愈到中午愈熱。東西近的時候熱，遠的時候涼，所以是中午的太陽比較近。」
兩小童齊聲問孔子，誰對誰錯？孔子竟也答不上來。惹得小孩大笑：「您老不是天下最有學問的人嗎？」﹝晉‧張華：博物志﹞
如果小明和小華是法官，對於同一個案子，會不會有相同的判決？如果不同，如何分辨誰是誰非？
有人一定還記得鄧元貞案。鄧先生於一九四○年在福建與陳姓女子結婚；隻身來台後，於一九六○年在台中與吳姓女士結婚，膝下有子女三人。元配後來從大陸跑到台灣訴請撤銷鄧元貞與吳女士的婚姻關係。當時的民法第九八五條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第九九二條規定：「結婚違反第九八五條之規定者，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在前婚姻關係消滅後，不得請求撤銷」。這裡所說的「利害關係人」，當然包括元配在內，而且這項撤銷權，不設除斥期間，元配隨時可以行使撤銷權。這些規定的用意，在於維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理由十分正當。最高法院於是依法判決元配勝訴。鄧先生和吳女士近三十年的婚姻關係，一夕之間消失，膝下兒女也變成非婚生子女。這種情境，真是情何以堪！
鄧元貞不服氣。他把希望寄託在司法院大法官身上。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三日他正式聲請解釋；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法官作成解釋，宣告鄧、吳婚姻關係不能撤銷。大法官說，民法第九九二條固然是維持一夫一妻婚姻關係所必要，並未違反憲法，但是「國家遭逢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件，與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對於此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婚姻關係，仍得適用上開第九百九十二條之規定予以撤銷，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及人倫關係，反足妨害社會秩序」，因此不能加以撤銷。（司法院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
就法律邏輯而言，最高法院的判決並沒有錯。民法規定不得重婚，否則利害關係人可以訴請撤銷。鄧元貞重婚了，元配訴請撤銷，最高法院依法判決，何錯之有？但是大法官的解釋，顯然跳脫了實定法三段邏輯的窠臼，另闢蹊徑，以實現心中的公平正義。法律的目的，不就是實現公平正義嗎？
事實上，判決歧異的現象，古今中外皆然。面對這種現象，有人認為當然，有人卻深惡痛絕。在西洋法制史上，十八世紀末葉的普魯士王朝，曾經進行一項實驗。一七九四年菲特烈大帝頒布有名的普魯士民法典（Allgemeines Preussisches Landrecht），條文超過一萬六千條，比拿破崙法典的二千二百八十一條多了七倍。「民法典」鉅細靡遺的規範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法官只能機械的適用法條，嚴禁解釋法律，否則法官也要接受嚴厲的處罰。
但是，一萬六千多條的法律，顯然也無法預知大千世界的各種現象。菲特烈大帝的實驗，很快就證明失敗了。法官終究要解釋法律，判決分歧的現象還是不可避免。
蘇東坡說的好，「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何姆茲（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1935）也說：「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所謂經驗，就是一般所說的價值判斷。同樣的法律，同樣的事實，用三段邏輯加以推演，常常可以得到兩個以上的結論；而且這兩個結論還相互衝突，南轅北轍。但判決主文只能選擇其一，這種選擇的過程，已經超越邏輯推演的層次，而進入價值判斷的範圍。
由於生活經驗不同，法官對事對物的看法也會不同。法院的判決，常常是以邏輯的外衣，反映法官的人生經驗，表現對事物的價值觀。邏輯並非主導判決的因素，自然也不是法律生命之所繫。這便是司法的本質，也是訴訟當事人必須面對的現實。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法學教育不能只是訓練學生的法律技巧；它還必須培養學生的價值觀。如果一個法律人沒有正義感，無論他的法律技巧如何出類拔萃，如何期待他能實現公平正義呢？這大概也是當今法學教育必須努力補強的地方。
空出時間，作真正需要做的事
忙迫的生活中，如何有空讀書？林語堂先生當年寫「生活的藝術」，積極傳揚恬淡閒適的生活方式，曾經引起過慣匆忙生活的美國人很大的興趣，書一出版，便洛陽紙貴，膾炙人口。林語堂說：「懂得把需要做的事情做好，更懂得不去做不需要做的事情，這便是人生的智慧。」（Besides the noble art of getting things done, there is the noble art of leaving things undone. The wisdom of life consists in the elimination of nonessentials. ）
兩千多年前，老子就指出：「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老子道德經第十一章）我們拿陶土來做杯子，杯子有用的部分，不是它外面那一層實體，而是中間空的部分，因為它可以裝水。我們今天聚在這裡分享讀書之樂，房子對我們有用的部分，也不在於四周牆壁或屋頂，而是中間這空的部分。時間必須先空出來，才能加以有效利用。因此，懂得把時間空出來的人，才是真正懂得利用時間的人。
在各位匆忙的生活當中，假定能夠想想林語堂的話，想想《道德經》這些充滿智慧的語言，讓我們的生活空間大一些，讓我們人生的空間寬廣一些，我想應該也是值得我們在讀書與工作需要兼得的時候，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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