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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扎根知日教育認識台灣日治歷史
作者: ☆珍愛甄愛╭★	日期: 2016.03.31　　天氣: 　心情:

扎根知日教育認識台灣日治歷史

莊金國、李鴻典、陳金萬
2007/06/14 第586期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但這段歷史過去是有些被扭曲，因此加強知日教育的扎根，才能有助於台灣人重新認識日本，找回失落的過去，進而真正了解台灣。

前總統李登輝結束訪日行程，雖然行前強調是趟學術文化之旅，沒有政治目的，但赴靖國神社祭拜、獲頒後藤新平獎等，還是吹皺政壇一池春水，引發政治聯想。李前總統此行雖然引爆日本輿論與媒體界「李登輝熱」，但國內親中媒體與藍營政客卻用負面角度來看待，正反評價兩極。無論如何，李登輝熱已引起台灣興起一股「如何重新認識日治時代台灣歷史」的思潮。

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日治時代的歷史？擁有豐富日本經驗的獨派大老、學者們多半認為，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對台灣人民進行五十年的仇日與反日教育，一味吸收來自中國復辟勢力的統一思想，在大中國民族主義作祟下，台日之間交流嚴重失衡，出現斷層，讓地緣接近的台灣與日本之間，形成文化鴻溝，甚至影響到台灣人真正地了解有關於台灣發展的歷史演變。

因此，未來台灣除了更應該強化向下扎根的知日教育，層面則應涵括文化、生活、經濟、政治、學術、文學、歷史等多元面向，才能有助於台灣人重新認識日本，找回失落的過去，進而真正了解台灣。以下是訪問內容：

◎鄭欽仁（台大歷史系名譽教授、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日本開發台灣國民黨當踏板

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五十年進行反日教育的後遺症，現在確實還看得到，例如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經常藉由消費日本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來搏版面，這種仇日情緒，某種程度上也是配合中國的仇日操作，中國為什麼要不斷強化仇日，就是為了利益，他們認為，由於有美日安保條約，一旦台灣有事發生時，日本會出兵援助，所以他們就盡其所能的要打壓日本、牽制日本。

過去日本治台的情況，確實有比較高壓的手段，這或許是因為台灣是他們第一個殖民地，較無經驗；不過日本人雖把台灣當成殖民地，但也是有計畫地進行開發，要讓台灣現代化、開化，例如台北市的都市計畫、全台的水利建設以及南北鐵路貫通。相較之下，接手日本統治台灣的國民黨，只是把台灣當成踏板，他們的目的是要反攻大陸，所以只有一種征服者的優越感，並沒有真心替台灣付出，想法、做法都跟日治時代不同。

類似哈日風的庶民文化與消費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會流行，但這種文化的交流是沒有根的；台日關係發展，在陳總統剛上任時做得也還好，後來是因為慢慢任用羅福全、許世楷等知日人士，加上有黃昭堂等親日人士在背後推波助瀾，台日關係才逐漸加溫。

現在日本新一代的政治家，像是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對於美日關係、台日關係都有比較深刻的了解，這對於台灣來說是好事，台灣應該加強內部的國家認同，然後在外交戰略上進行調整，外交人才不應再用親中派，同時也要從知日教育開始扎根，台日交流才能穩定與正常化。

◎許慶雄（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

台日關係穩定統媒負面報導

從這次李登輝訪日風波的新聞報導看來，統派媒體是有意站在台灣的對立面，來操作台灣和日本關係的負面報導。統媒報導的前提，就是要影響台灣站在中國反日的立場來破壞台灣與日本關係，阻礙台灣的外交發展，包括台灣和美國的關係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在國內也經常可以看到中國觀點的美國報導，破壞台灣與美國關係，呼應馬英九或國民黨的終極統一，目的都是要孤立台灣的外交，打壓綠營的生存空間。

國民政府執政時期，表面上施行反日、仇日的黨國教育，目的是為了切斷台灣人對日本統治的想念或情感，害怕台灣人拿日本和國民政府作比較，同時也把受日本教育的知識分子排除在政經核心之外，這些都是為了外來政權獨裁統治的方便性作考量。

事實上，國民黨與日本政府在戰後，還是維持友好關係，甚至軍事合作，這是國民黨為了國家安全和發展所無法迴避的問題。即使在斷交之後，國民黨政府也是一直運用利益交換的方式與日本維持關係，並打壓日本的台獨勢力發展。可知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府仍然以對抗中國為外交重點，這與目前泛藍勢力完全站在中國的立場，來阻礙台灣的對外關係，是完全不同的。

目前是斷交以來，台日關係最好的階段，從日本給予台灣簽證的方便措施即可見一斑。在台灣自我定位為一個獨立國家之前，台日關係很難有突破性的發展；在現有的「一中框架」之下，台灣只能被動的等待，在中國同意下與各國交往的機會，例如簽訂國際自由貿易協定等。因為台灣在國際間所有的積極作為，都會被中國破壞而作中止，世界各國對台灣的一中框架都很無奈，但這是台灣自己的定位問題，對日本而言也是一樣吧。

◎姚嘉文（考試院長）：

入忠烈祠名單仍有價值混亂

有關這次李登輝訪日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亡兄所引起的爭議，我認為應將代表政府或私人的立場分開來看，將公私領域畫分清楚才能免除爭議。首先李登輝已經卸任了，此行出訪並不代表政府，祭拜亡兄也不代表國家，而是以親人的身分向亡者致意，這是人之常情，他人應當理解和尊重。

我也曾經去過五股探視陳儀的墓園是否遭人破壞，結果發現陳儀的墓園完好如初，政府也沒有禁止陳儀的後代前往祭拜，這是對亡者的寬容，也是對私人行為的尊重，政府不該加以干涉，以避免爭議。

從公私領域畫分的角度來看，四月五日的遙祭黃陵、四月三十日拜國姓爺和九月二十八日的祭孔大典，政府也不應該加以干涉；無論黃帝存在的真實與否，鄭成功對台的族群爭議，或孔子的言行有多偉大，這些都不是絕對的單一價值，一旦政府以國家的資源或身分介入操作，就會捲入歷史詮釋和文化價值判斷的爭議漩渦，這些活動應當交由民間社團來負責辦理，比較妥當。

藉由靖國神社風波反思忠烈祠入祠牌位的名單問題，一樣讓人感到價值混亂。例如，陳總統曾經對張學良「有功於國家統一」頒布褒揚令，卻引起了「國家認同」的爭議，如果是表揚他們父子二人「抗拒中共統戰」，可能爭議性會少一些；還有莫那魯道入祠的問題，也曾引起其他原住民的反對。另外，黃信介在三十年前是「叛亂犯」，現在則是「有功於民主」，是否應該入祠，也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現在政府仍然尊循舊制，在春秋兩季率領文武百官，到忠烈祠行禮致敬，這種強制性的政治宣示，在民主社會其實大可不必，以後應當淡化處理或交由民間單位來辦理即可。

◎戴寶村（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政治思考批判缺乏在地觀點

我認為李登輝訪日爭議的現象，可以從台灣歷史和政治文化的發展以及日本和國民黨政府對台灣近代化的影響，這兩個角度來審視。首先是批評者大多不了解台灣長期的歷史發展，在仇日、反日的教育思考下，否定日本對於台灣現代化的貢獻，譬如，馬英九會推祟劉銘傳而否定後藤新平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把劉銘傳當成是救世主，而把後藤新平當作是剝削者，這些都是出於政治性的思考，缺乏一貫的在地觀點。

對台灣來說，其實兩個都是殖民者、剝削者，但是，也都有近代化的建設。立委高金素梅在批判日本的時候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她經常舉霧社事件、高砂義勇軍作為日本殖民的例子，但從未提到劉銘傳「開山撫番」，攻打泰雅族人十八遍的例子，也未曾提過平埔族群被清朝統治迫害的事情（清朝曾經徵調平埔族人去中國大陸平定太平天國之亂）。

台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之下，政治地位雖不平等，但卻培養出遵守法治的現代精神，在有限的範圍內組織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農民組合、設議會、搞罷工等等民主活動，在當時都已經發生過了，戰後卻受國民黨政府的高壓制止。當時日本的國民所得有一百九十美元，位居亞洲第一，台灣的國民所得有一百二十美元，位居亞洲第二，並且在教育水準和國民平均壽命上面都比中國要高出許多。

現在雖然是民進黨執政，但不代表台灣在地觀點的歷史詮釋和文化的主體性已經完全建立起來，相對的我們須要藉由一次次的歷史詮釋爭議，重新來審視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是否建立起來，這除了依靠正確的歷史批評原則之外，還需要多一點人站在台灣的立場上來了解台灣歷史。

◎金?筊m（當代雜誌總編輯）：

日朝野迎老帥日重台輕中國

我認為李登輝這次的訪日行程極為成功，之所以引起國內不同聲音的討論，是由於不同族群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所導致的不同反應。新住民在中國的抗日經驗上，對台灣歷史的理解是缺乏認識的，因為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台灣屬於日本，以及台灣和中國的敵對關係，所以容易產生誤解，這就說明了台灣經驗和中國經驗的不同。

李登輝一出生的時候就是日本人，現在則是台灣人，也就不是中國人。他的哥哥則是代表日本出去打仗，有人硬要把他想成是「中國人」，當然會出問題啊！關於李登輝這次訪日，日本朝野都展現了極大的熱忱，上百名媒體記者的陣仗，說明了李登輝備受日人尊敬與重視。

首相安倍雖然沒有親自接見，但是他的兩位重要部屬都有和李登輝會面。從中共第一次抗議李登輝訪日，第二次抗議李登輝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政府都不加以理會，就可以知道日本看重台灣關係過於看重中國關係，先前安倍與胡錦濤高峰會的和諧畫面，到了這個時候可說是完全破功了。

現在台灣人短期入境日本已經不須要簽證了，而中國人去日本還須要接受嚴格的檢查，所以將來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只會越來越好，日本在亞洲的地位也會越來越重要，台灣政府應當運用這樣的機會，加強對日的經貿和文化交流，讓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更加鞏固。

◎顧忠華（澄社執委、政大社會系教授）：

民族主義仇恨應被清理跳脫

台灣在過去長期是一種以意識形態加在歷史上的教育，對於日治時期發生的事，根本就不清楚，以至於歷史難以還原；我認為看待歷史的態度，應該以事實為基礎。有了事實做為探索對象後，才能有價值判斷，台灣近年來似乎都是以民族主義在作立場的判別。

而國民黨承接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衍生出來的就是仇日，在這種教育環境下，書唸得愈好的人，仇日的狀況似乎愈嚴重。

台灣的現代性是有點嫁接，也就是說在國民黨那一套中國民族主義下，文化產生斷層，我們的認知是有缺陷的、是不夠完整的。台灣沒有好好思考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事情，例如日治時期雖有皇民化運動，也有鎮壓，但實際上也有類似「議會請願運動」的思想啟蒙，這在當時是與西方世界同步進行的，李登輝也是在當時被啟蒙的，當然也有對於台灣的硬體建設。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被殖民的歷史，但要走進後殖民時代，逐漸成為進步的國家，總不能還存有互相仇視的觀念，而是應該要互相承認，回到平等、互相尊重的地位。台日未來的關係發展，由於過去是有些被扭曲，因此，正常化是一個很好的方向，清理民族主義的仇恨，加強知日教育的扎根。

◎李永熾（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增進台日交流追溯出台灣史

過去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採反日仇日教育，致使現在絕大多數台灣人對於日本過去與現狀都難以了解，只了解一些名詞，例如明治維新後日本就現代化了，但為何現代化能成功？明治維新對於日本的意義？明治維新的內涵，另外，戰後日本如何恢復獨立，更逐漸轉變為經濟強國，日本為什麼要修憲等，都沒有去深入了解，台灣人對於日本幾乎可說是一無所知。

尤其在國民黨的教育下，延續中國仇日情緒，只記得南京大屠殺，對於日本可以成為台灣借鏡的地方都一概拒絕，但實際上，南京大屠殺的程度，在中國與國民黨的片面消息下，事實上是怎麼樣，也不得而知。

日本統治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至少還允許台灣文化的存在，但國民黨政府的態度就大為不同了，例如在語言上，日治時期也有過「台灣話文運動」，日本人也沒禁止，但國民黨一來就開始摧毀台灣母語教育，只能講北京話，相信很多人都有因為講母語被罰「掛牌子」的經驗。

台日之間的交流確實很重要，因為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假如無法了解這段歷史，那麼台灣的歷史，我們也很難真正了解，加上國民黨統治的五十年，都是用欺騙的教育，台灣人對於台灣史了解不到一半。

我以前在台大教日本史的時候，在仇日教育盛行時，根本沒有人要來聽課，八○年代、九○年代，尤其在李登輝主政末期，開始對台日交流奠基，來上課的學生爆增，大家對於日本想有比較多的了解，但學校還是沒有積極推動，只開設日文課等是不夠的，應該加強文化、歷史、文學、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教育，不要只著重於歐美教育，也應該有知日教育。

◎葉石濤（作家）：台日關係友好抗中最佳籌碼

日本人普遍討厭中國人，又有恐中症，深怕與中國為敵，正面衝撞遭報復歷史冤仇，或者刺激中共縱放其人民偷渡入境，帶來各種不良習性及病菌，擾亂了日本社會的秩序。因此我認為日本跟美國的立場一樣，表面迎合一中，無意認同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避免改變現狀。台灣若能保持模糊的國家地位，美、日、中三大列強大抵能接受以拖待變的現在情勢。

李前總統這次去日本參訪，完成了個人的兩大心願，但對台灣來說，是一得一失。他走了一趟奧之細道，有助於台日文化交流。松尾芭蕉在日本有俳句詩聖的崇高地位，生前走過奧之細道，李登輝步隨其後由衷發出仰慕的禮讚，充分顯示台灣卸任總統深具人文涵養，必然廣受國際敬重及肯定。至於以私人親情進入日本靖國神社祭祀其胞兄，則有所不宜，畢竟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讓許多國家捲入炮火中，人民死傷不計其數，再怎麼說，都無法擺脫戰爭兇手的歷史責任。

我想，謝長廷如果當選總統，延續台灣本土政權，在促進台日交流方面，做法跟李登輝、陳水扁兩位前、現任總統會有所不同。李曾當過日本人，有留日進修的背景，阿扁與日本淵源淡薄，謝雖有留日經驗，感染日本人習氣較少，應能把握知日與親日的分寸。在國際複雜又冷酷的現實環境，台灣要在列強環伺中求生存，總統的一言一行，必須謹慎而忍辱負重，既要維護國家尊嚴得體，又不能貿進而被指責製造國際的麻煩。

台灣繼續與日本保持友好關係，才有對抗中國的籌碼。目前中國學在台灣顯然比日本學還興盛，就像台灣赴中比赴日創業、工作的人還多，這種偏頗狀短期間難以改變，正是台灣所面臨的失衡狀態，考驗為政者的因應智慧與擔當能力。

◎錦連（詩人）：對台灣有信心交流切忌媚日

台灣在太平洋的戰略位置，可說是日本不可或缺的一大屏障。也就是說台灣一被中國併吞，納入其版圖，隨時會威脅到日本的安全。美國與日本結盟聯防，使中國不敢輕易對台灣動武，但中國盲流人潮高達三億多，中共當局為防範他們到各城鎮流竄，造成社會動亂，就宣揚民族主義，引導這一股怨氣發洩在所謂分裂國土的爭端，台灣獨立問題因而變成中國不滿分子的攻擊箭靶。

在台灣的中國人，至今還有權貴自認比台灣人優越，自大實則反映其自卑心理。像我們還活著的這一輩台灣人，日治時期雖只受過中學或高等科教育，並不遜於到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關鍵在師資及教育心態。

我對台灣前途一直懷有信心，中國愈打壓，我們愈團結。即使面對日本人，也不能顯出矮人一截的態度，表現得愈有尊嚴，愈受其尊重。台灣加強與日本交流合作，切忌有媚日行為，若無台灣屏障，日本人活得心安嗎？

跟日本交流，必須設法從中學會他們的尖端科技技術。日本在這方面，常以工業機密保護其工業先進國家的地位。台灣擁有的高科技，卻很容易輸入中國，致其得到龐大台資及技術，在政治上用來對付我們，泛華人民族主義作祟，使中國的台商不設防的幫助他們經營大中國，台灣人的無知與悲哀，莫過於此。

日本有學者不斷推出現代中國學者著作，很值得台灣人作為借鏡。他們指出中國內部充滿了不安定的因子，像火種及隱形炸彈，隨時會引燃、爆炸。中國表面強大，卻存在虛張聲勢的隱憂，台灣在處理中、日問題上，有必要善用自存彈性的空間，維護台灣的主體利益。

李扁謝用心舖設知日抗中大軌道
陳宗逸
2007/06/14 第586期
李前總統知日，成功排除國民黨時代的仇日教育；政黨輪替後，陳水扁重用知日人士掌握台日外交；極可能接棒的謝長廷，是政壇青壯派罕見的「知日派」政治家，一旦掌舵台灣，台日關係的發展，將是全世界焦點。

李登輝前總統的日本之旅，在日本國內再度掀起「李登輝熱」，台日關係在「奧之細道」、「後藤新平」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高潮。從一九九○年初期李登輝掌權，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台灣經歷民主化、本土化以及政黨輪替等接續而來挑戰，一步一腳印走來，台灣與日本間的關係，呈現突破性發展。

李登輝前總統知日、重日，成功排除國民黨時代窮盡的仇日教育，在十二年執政形塑台灣本土化面貌的步驟中，巧妙滲入了「日本」因子，僅僅是「哈日風」盛行，就已經改變台灣二十年來通俗文化面貌。政黨輪替之後，陳水扁總統重用一批知日的獨派人士掌握台日外交關係，讓台灣從僅有通俗文化的知日中，進一步邁入與日本國家相對關係的坦途。而極可能接棒本土政權的謝長廷，則是台灣政壇青壯派極為罕見的「知日派」政治家，未來謝長廷如果順利掌舵台灣，台日關係會朝什麼發展演變下去，更是全世界都在關注的焦點。

長仔銜命赴日追思後藤外孫

六月十九日謝長廷將代表陳總統赴日，出席日本已故參議員椎名素夫的追思會，而李前總統更與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等重量級人士，共同擔任追思會發起人。李、謝二人若同時在日本，並且與安倍晉三首相接觸，這是台日之間從來沒有過的高階關係，而這個難得的緣分，則要追溯到椎名家族的歷史。眾所週知，椎名素夫的父親椎名悅三郎，是後藤新平的外甥，椎名悅三郎在擔任自民黨副總裁的時候，更親自參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七○年代，從親日到仇日那段關鍵時刻。也可以說，椎名家族親眼見證了蔣家政權，從無所不用其極的享用日本好處，到最後翻臉不認人、大力執行無差別待遇的仇日教育整個過程。

根據戴天昭博士的《台灣國際政治史》記載，一九七二年八月，日本準備與中國進行「國交正常化」，承認北京政府代表中國，當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特別派與台灣淵源甚深的椎名悅三郎擔任特使，安撫蔣介石，「蔣介石卻大發雷霆，拒絕會見椎名，而僅由蔣經國接見，蔣經國在聽取椎名特使的說明之後，極力強調戰後蔣介石對日本的恩義，主張日本不應『以怨報德』」，蔣經國甚至恐嚇椎名，「如果日本政府不顧此事之嚴重性而一意孤行，則我們為了拯救大陸同胞，與維護亞洲的安全和平，有保留採取任何必要行動的權利」。接受蔣政權恐嚇之後，戴天昭評論，椎名悅三郎返回日本，勸田中角榮不要輕易接受中國方面有關台灣問題的要求，椎名在整個過程中發揮了階段性的作用。

蔣家仇日教育在台舖天蓋地

台灣蔣家政權的仇日教育，是從一九七二年以後進入高潮，日中「國交正常化」以後，國民黨政府中斷所有日本文化產品輸台，包括影響最深的書籍、電影電視、娛樂用品等，當時國民黨黨營的中影、中製以及黨政軍掌控的電視公司，不斷製作播放仇日影視作品，著名的【英烈千秋】、【梅花】等仇日政宣影視作品，壟斷所有大眾傳播管道，搭配新編的仇日歷史教科書，成為蔣家仇日教育的重點課程。事實上，戴天昭分析，「無論國府如何虛張聲勢，怒斥日本政府『無恥』、『忘恩負義』，但現實上自一九六五年，日本借給蔣家政權一億五千萬美元以來，日台經濟結構是台灣極度依賴日本的狀況，當時日台間的情況，是日本對台灣投資、提供政府借款和存在每年約八億美元的貿易關係」。

經過蔣家將近四十年的仇日恨日教育，台灣的下一代在「不知日」的狀況下成長，日治時代的記憶與上一輩的「日本精神」，與「四○、五○世代」完全無關。面對這種糾纏許久卻又失根的尷尬，知名導演吳念真曾經寫道，「生為我們這一代人的人面對『日本』真是尷尬，面對上一代，我們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去接受和理解他們複雜的歷史文化情結，而在轉眼間，我們又要學習面對下一代的逐日現象，同樣只能接受和了解，有時候甚至要扮演橋樑的角色，......從沒有一種異國文化如日本文化一般，既影響台灣如此深遠，卻又存在那麼多的意識糾葛」。

《台灣論》點燈火引爆互知熱潮

李登輝時代的「知日」，破題於接受司馬遼太郎訪談的《台灣紀行》一書，李前總統在訪談中說，「對於殖民地，宗主國總是希望炫燿本國的優越處，英國過去對新加坡如此，日本對台灣也一樣」。司馬遼太郎寫道，「經他這麼一說，以前的日本，確實曾經與自己的國力極不相稱地，將台北的上下水道等整治完備，這無疑也是為了妝點門面吧！當然，李登輝先生的絃外之音，好像不僅僅指物質面而已」。這段談話，堪稱是台灣仇日教育數十年以來，第一盞亮開來的燈火。李登輝更甚至在後來接受漫畫家小林善紀專訪時指出，「大家都會這樣認為，如果台灣未曾經過日本統治的話，今天的處境，恐怕比海南島還要悽慘吧？」

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幾乎可以說是接續《台灣紀行》，引爆台日之間「互知」熱潮的重要關鍵。知名日裔台日文化觀察家茂呂美耶寫道，「十年前，大部分的日本人都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無法插嘴，也無權插手；但是，李登輝上台以來，大家逐漸理解事實其實不是北京政府始終強調的說法那般了。待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出版之後，一些只知道台灣有夜市、婚紗照相館，卻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日治歷史』的年輕人，開始嘗試去理解隱藏在『婚紗』後的真正台灣面目。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二十一歲女孩所發出的疑問：『台灣某些統一派外省人士壟斷的大報，為什麼這回竟然全體支持李登輝訪日？』普通一般二十一歲的日本年輕女孩，怎麼可能懂得台灣的省籍癥結問題？不是小林善紀那部《台灣論》的功勞，難道是焚燒《台灣論》與日本國旗那些人士的貢獻？」

後藤對台貢獻日治歷史重解

確實，台灣與日本之間，藉著這兩個偶然，在相互無交集且莫名奇妙的仇視之中，找到共通的語言。對於日治歷史時代的重新理解，也從後藤新平的貢獻上找到出口。

小林善紀在《台灣論》中描述，「日本歷任台灣總督，都採取武力鎮壓對策，只有到了兒玉源太郎時代重用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才有轉機」。「對於鴉片問題，後藤新平不採取立即嚴禁，反而施行專賣，而來自專賣的稅收，則轉用於衛生事業方面，台灣現代醫療從此開始奠基，也因此台灣醫療水準才至今仍屬世界一流，而吸食鴉片的風氣，也經過漫長五十年而終於絕跡」。

已逝台獨理論大師王育德評論後藤新平，「可說是誕生於日本的世界級政治家，不僅在當時提倡社會保障觀念，還將東京從震災的廢墟中重建，他也是童子軍總裁，連他那副時髦的夾鼻眼鏡，也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後藤的專長是醫學，視設計德國柏林下水道的病理學泰斗兼政治家斐爾裘（Rudolf Virchow）為偶像，他與台灣的關係開始於他專長的衛生保健，就是鴉片政策。由於後藤新平，鴉片惡習在日本治台五十年成功絕跡，贏得世界各國讚賞」。這些微妙的日治時代價值觀，也只有在最近李登輝的訪日熱潮中，透過一波波主流媒體的討論，才真正深入一般台灣人的概念中。

中國改革開放仇日安撫人民

台日之間的關係，越趨脣齒相依，兩國人民相知越來越深，也拜近年中國因素有關。歷史思想家黃文雄認為，「中國的經濟在鄧小平上台之後，重新歸零開始，中國革命革了一百多年，從資本主義、國家主義試驗到共產主義，全部一塌糊塗，結果又回到一百年前清朝開放通商口岸的租借制度，換個新的名字叫做經濟特區，玩起一百年前，用外國的錢幫自己建設的老步數，拿人家的錢，手就會軟，面子掛不住，所以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之後，特別重視仇外教育，用來轉移人民焦點，日本當然就變成頭號要犯，什麼南京大屠殺之類的東西，大概都是這個時候偽造出來的」。因為中國正好在這個時候，升高對日本的壓迫，一手拿補助款，另一手卻干涉日本內政，成天拿著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慰安婦、釣魚台這些問題當口實，不斷叨唸。

日本面對來自中國的政治壓迫，處境其實與台灣相當雷同，而李登輝以一個孤懸島國領導人身分，挺身對抗中國霸權的意義，也無形中拉近台日之間的相互理解，也因此二○○一年李登輝第一次要突破出訪日本限制，當時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卻態度親中力阻的時候，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跳出來破口大罵：「不給簽證的話，首相應該立即罷免外相！」李登輝在此時，簡直就是日本對抗中國霸權的最高象徵。

中國對於日本的壓迫與不禮貌，除了歷年來不斷要求的「正確歷史認識」、「道歉、謝罪」等偽造原罪指控外，在國際外交禮儀場合，甚至也粗暴不堪，引起日本國內的極度反感。一九九八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是日本社會從親中轉向反中的關鍵。當時江澤民「連出席日本天皇的晚宴，也不考慮時間、地方、場合，該穿什麼服裝與說什麼話的禮節，穿著中山裝，就在日本天皇面前頤指氣使地大呼小叫：『歷史不能忘卻！』」，一些本來是親中派的國會議員與國民，開始掉轉頭，旁觀起北京政府來。日本社會對中國霸權的惡感，也從這個時候開始加乘發酵。黃文雄就認為，「原本左派聲勢高漲的大眾輿論與社會氣氛，從這開始十年左右開始向中間轉向」，中國人看到日本人比較沒有傾向左派，就開始大喊「軍國主義復甦」。

阿扁借重獨派經營台日關係

二○○○年民進黨剛執政的時候，由於外交政策依舊擺盪不定，加上忽略李登輝時代「知日」政治的苦心經營，曾經在短期間發生適應不良的狀況。二○○一年八月，當時陳水扁總統在接見「日華教育協會」成員，包括拓殖大學總長、在日本被尊稱為「保守派精神領袖」的小田村四郎時，可能是在幕僚的建議之下，當面對這位極度親台學者表示，「歷史真相只有一個，歷史教科書不容任何扭曲與竄改，當事國應該勇於面對戰爭行為的歷史，並汲取經驗與教訓」，當時陳水扁總統的這個突然舉動，曾經受到聯合報的讚揚，說他「不像李登輝有戀日情結，找尋適當時機做適當談話，又顧及歷史正確」。

這個突發事件曾經讓已故台裔日籍學者伊藤潔教授非常生氣，親自撰文批評「此論調完全與中國的對日觀點毫無兩樣，基本上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日本。......反而往對台灣最惡的敵人中國接近，解除自己的經濟武裝與狼共舞」。一位熟識伊藤潔，以及深入參與日後台日外交運作的學者分析，「可能是這個突兀的事情發生之後，陳總統將後來獨派各界的意見聽進去了，開始重視日本的改變，以及台日關係的經營，整個放手讓在日獨派下去運作，包括羅福全、許世楷二任駐日代表，雖然看似不是傳統國民黨系統訓練的外交人才，卻用另類的方式開展了台日關係」。

台灣維新主張隱含日本精神

民進黨政府，是在初期的摸索之中，找到對日關係的「棉角」在哪裡。黃文雄評斷，「在台灣，尤其是現在四十到五十九歲的世代，是接受國民黨反日教育最徹底的世代，卻也是現在台灣社會與政治權力的核心，陳總統也是受害者，他與李登輝充滿日本精神的作風不同」。不過，也在不同之中，摸索出特殊的節奏與道路，「放手讓知日的獨派主導對日關係，尤其是不斷提拔年輕後進學者進入日本外交核心，是阿扁這七年多來，對日本外交貢獻最大的地方，對比台灣在世界其他各國的困難處境，日本看起來相對的異常穩定和諧，這堪稱是民進黨執政至今最大的外交奇蹟」。

至於未來，一旦民進黨繼續執政，由「知日」的謝長廷主導的民進黨政府思維，會怎麼納入「日本精神」？謝長廷總統大選的主軸叫做「台灣維新」，明顯是在向日本的「明治維新」看齊。一位不願意具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學習明治維新當然很好，明治維新是日本脫亞入歐，徹底拋棄儒教包袱，邁向歐式文明的關鍵，是一種從國民精神基底改頭換面的革命。不要忘記，明治維新死了非常多人，在革命初期，不論是哪一派都死傷慘重，直到明治天皇掌權之後，還打了好幾場內戰，從這邊可以看出日本式的決心，那種與過去決斷的毅力。謝長廷的台灣維新主張，目前還看不太出來這樣的朝氣，或許要拿一場總統大選的文宣，去和重要歷史事件比，是有點殘忍，不過謝長廷的維新強調海洋立國、信任與愛，這也是種日本精神，尤其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今天的日本人，不論是對反改革的擁幕先烈，或者是激烈改革的維新志士，都有一樣的肯定與崇拜，台灣社會似乎缺乏這樣的深度，謝長廷是否有能力讓台灣的心靈做出這種轉變，只能拭目以待」。

身邊缺日本通馬知日拿零分

而反觀代表保守統派勢力的馬英九呢？馬英九是否有「知日」的政治脈搏？這位學者則斬釘截鐵說，「馬英九身邊沒有一個日本通，他前一陣子還透過金溥聰的政大系統，想找些獨派陣營的青壯派日本通，幫他打通一些日本政界的關卡，可惜不得要領而不了了之。似乎除了幾個常在報紙上發表貽笑大方日本情勢論文的幾個名不見日本學界經傳的年輕學者外，馬英九身邊幾乎沒有『知日』的學者，上次訪日搞到要造假與安倍晉三見面的新聞，可見情勢危機之一般」。相對來說，日本人對於馬英九的好奇心，也隨著台灣媒體逐漸冷下來，而快速消沉。

李登輝︰日、台是命運共同體

2014-09-21

自由時報〔駐日特派員張茂森／大阪二十日報導〕前台灣總統李登輝今天下午在大阪國際會議場向一千八百多位日本政、財、文化界人士發表演講，肯定安倍首相決心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魄力，同時強調「日本和台灣是命運共同體」，他鼓勵日本應早日從戰後自虐價值觀中解放，成為正常國家，其結果將使東亞地域更加安定，日台都將因此獲益。

肯定日相行使集體自衛權勇氣

李登輝是在以「未來的世界與日本」為題的演講中指出，過去美國為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但○一年的九一一事件等於是宣告美國世界獨霸時代的結束，○八年的雷曼衝擊（Lehman shock）也讓美國喪失單獨牽引世界的力道，戰後以來日本在憲法第九條非戰條款之下，完全被美國保護，但在美國逐漸失去世界獨霸及中國等新興國家抬頭的時候，從另一個角度看，目前可能是美國需要日本協助的時代，安倍首相上台後，決心行使集體自衛權，同時也計畫修正憲法第九條的非戰條款，這種勇氣值得佩服。

李登輝強調，當前的國際社會處於戰國時代，為了不受欺凌，唯有擁有武力來保護自己，但是日本在戰後自虐價值觀的陰影下始終無法重建信心。而日本禁止再度擁有軍事武力，把安全交給美國，是迴避憲法課題，無法有真正的獨立自主，安倍首相的行使集體自衛權與邁向修憲，讓日本擁有武力但不代表戰爭。

李登輝進一步指出，在日治時代的第四代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只用了八年七個月的時間，就把台灣打造成幾乎「相差百年」的近代化社會，從而建構出當今繁榮的基礎，日本必須擁有自尊和自信，只有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對東亞地域帶來穩定與和平，也會為台日帶來更好的關係，「台灣和日本是命運共同體」，日本好，台灣當然也會好。

自由開講》李登輝總統日本行的意義

2014-09-23 09:43

◎陳財能

不管對李登輝總統的喜好差異，都應該正視李總統以生命守護台灣存在的精神與實踐行動。李總統清楚點出：日本和台灣是命運共同體，日本好則台灣好，反之亦然。這個戰略目標，其結果不僅攸關東亞更加的穩定與和平，也是為日本和台灣奠基更長遠的良好關係，更是面對中國侵略與整合內部國家認同爭議的國家發展長期戰略基礎之一。

有別於9月20日大阪的演講，在日本經濟中心的關西地帶，李總統由冷戰後國際政治與地緣政治局勢變遷的論述，讚賞日本安倍首相目前正在進行中的改革，呼籲日本國民應該重拾明治維新的精神與行動，開創平成維新。然而，對於政治中心的關東，9月21日李總統在東京的演講，卻從人類社會生存本能的哲學思考切入。他從個人的生命歷程為例，有層次地轉換至人類在維持生存時的現象、心靈本質與行動，點出目前國際社會與東亞情勢，藉以鼓舞日本國民關心自身的尊嚴與國家正常再生，並提醒日台緊密關係，對兩國安定及東亞和平的必要性與戰略性。

不要認為他只是一個92歲的老人。其實，李登輝總統更像一股旋風，輕輕地但卻會持續性吹向日台人民之間，逐漸覺醒兩國必須建立緊密且長期命運共同體的認知與行動。李總統無非是世界級的政治家，雖然已經高齡92歲，但是在日本政經兩大首都的演講，勢必在日本政界、學界與國民之間引發更加深層的思考、論辯與行動。對於台灣政界、學界與國民之間而言，是否也應該要正視李總統正為台灣所努力的生存方向。

李總統向日本各界發出的訊息，台灣人應該更加深入自省與行動。當所有台灣人在心靈上都具備獨立台灣人的靈性時，我們自然都是新時代台灣人。誠實自然的台灣靈性，為了守護生存場所--台灣，我們都將彼此信任且有智慧地面對並對抗一中殘影與中國侵略的威脅！唯有獨立自主的性靈，才能超越自我，與客觀世界實在地互動共存。共存，是在我們共有的場所--台灣，一起持續地生存與發展，並建立自己在人類文明進展中的特有經驗與成就。

（立委特別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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