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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德國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的探討
作者: ☆珍愛甄愛╭★	日期: 2016.07.24　　天氣: 　心情:

德國「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的探討作者/羅欽煌教授

http://tw.myblog.yahoo.com/yyy888-888/article?mid=4853&prev=4854&next=4852&l=f&fid=37

壹、緣起－德國義務教育現況

德國的義務教育從6歲到18歲共12年。大部份的小學都是4年。第5、6兩年是無學制歸屬的定向階段，主要是針對學生個人特質進行觀察與定向；依據定向的結果，學生分別進入不同類別的初級中學(3年)，從職教為主的普通中學(約25%)，以及職教與升學並重的實科中學(約40%)，到以升大學為主的文理中學 (約25%)，其餘為三種通吃的綜合中學。

初中畢業(15歲)之後，除了25% 的學生進入升大學為主的文理高中(3年)，其餘的學生選擇職業教育(3年)。選擇職業教育者，約有2/3參加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其他特殊需求者，則進入全時制的職業學校。此外文理高中的學生中，約有1/3於日後仍然轉入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就讀。選擇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者超過所有15-18歲學生的 50%，是德國高級職業教育的主流。

貳、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簡介

德國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是由企業界提供訓練名額(每年約60萬名)，初級中學畢業生提出申請(每年約70萬名)，經過職業輔導轉介到企業界，接受學徒式的技術訓練。學徒生、家長和企業主簽訂三年的學習合約，經行業公會審查通過而成立。

學徒生每週3-4天到企業界上班學習技藝，企業除了必需支付學徒生大約正式員工1/3的薪資之外，還要提供機器設備和職訓技師指導訓練學徒生；此外，每週有1-2天，必須讓學徒生到職校去學習專業理論知識。

各職種職業訓練的標準，兼顧廣度和深度，由國家召集學者、專家、公會和企業研商統一制定。企業負責提供機器設備和職訓技師指導訓練學徒生；養成教育訓練的品質，則由各行業公會監督，以避免企業「球員兼裁判」，包辦訓練與發證，訓練期間及三年期滿，由各行業公會舉行筆試和實作測驗，合格者發給國家認可的證書，兼具高中文憑和技術士證照，可用以就業、開業或繼續進修。

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是由「企業界、政府、行業公會和學徒生」等四方面合作，1996年，企業界自願負擔300億馬克的經費訓練學徒生，政府以100億馬克辦理職業學校，行業公會監督訓練的品質，學生和家長也樂於接受職業訓練教育。這個成就非凡的制度，使德國的技術水準稱霸全球，工業產品暢銷全世界。

參、自然形成的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

德國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不是政府強制而是「自然形成」。在中古世紀時期，德國就以師徒制傳授技藝，並組成行業公會，學徒學成出師，必須經過公會認可，才可以自立門戶開業。19世紀時，行業公會要求所有師父，每周將學徒生送到補習學校一天，集中學習書寫和計算，以提升學徒生的水準，是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的雛形。

20世紀的大企業，仍然保留師徒傳授技藝的優良傳統，職業學校則由政府辦理，完全免費。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是由德國的經濟、社會文化自然形成的獨特制度，可能無法隨意移植到其他國家，但是可以做為範例提供大家參考。

肆、牛肉在這裡－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的優點

政府

v 由政府訂定職業訓練規範，使全國職校學生保持相當的水準。

v 政府辦理的高職，只需教授專業理論知識，不必購置昂貴且跟不上時代的機具。

v 企業界自願負擔所有技藝訓練經費，使政府經費可以轉而提供免費高品質的高職、高中和大學教育。

企業

v 企業提供正式生產機具，學徒生所學技術與企業需求相符，畢業後可以立即生產。

v 接受訓練的學徒生，也是企業未來員工，企業自願負擔訓練經費，學徒生的學習意願也強，合格結訓之後，企業優先錄用，學徒生畢業即就業。

v 除了初期基礎訓練之外，學徒生在訓練期間的合格產品，可以由企業出售獲利，不致浪費。

學徒生

v 學徒生經過為期三年、師徒式一對一的訓練，所學技術紮實，水準很高。

v 學徒生參加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學成畢業後立刻可以就業。

v 學徒生經考試合格取得證照，受公會保障，可以單獨開業當老板。

伍、待解答的疑問－真的這麼好嗎？

1. 小學5-6年級學生就要實施定向導引，是否太早？內容？如何進行？

2. 九年級學生就要決定一生的職業類別，是否太早？內容？如何輔導？

3. 職訓被淘汰者或是後悔的學生，如何補救？

4. 企業界提供訓練的利益？

5. 職業訓練師的資格？

6. 訓練設備vs.生產設備？

7. 規模較小的公司或新公司如何吸引學徒生前往學藝？

8. 人往高處爬，學徒生如何甘心一輩子當小人物？

9. 英國、法國和其他歐陸國家的職訓模式是否相同？為什麼？優缺點？

10. 有無其他國家，引進德國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成功的範例。

陸、台灣現行職業教育的缺點－問題一籮筐

「萬般皆下品，只有讀書高」。孩子小的時候，大多數家長都認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希望兒女成龍成鳳。到小學5、6年級，雖然有些家長和學生已經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子，仍然只能進入以升學為導向的國中；國中階段，更多適應不良、成為放牛班的學生，還是要繼續修讀升學的課程，國中技藝班受限於設備、師資，績效不彰。

國中畢業，只有40%的學生，可以考上升大學為主的高中，其他60%的學生，沒有任何的定向探討和專長輔導，只因為考不好，心不甘情不願的選擇五專和高職。高職(含五專)的實習課程和社會需求脫節，實習設備老舊，無法真正學到技術，以致高職生(含五專)學習意願低落、沒有成就感，大部份的高職生(含五專)都是在「混」，無論對個人和國家都是損失，也是台灣現在社會的亂源。

台灣現行職業教育，真是問題一籮筐：

1. 公立職校由政府投資機具，只能訓練無法生產獲利，沒有財力及時汰舊換新，學生在校所學技術無法跟上企業的需求。

2. 部份私立職校，開辦時購置機具，十數年未見更新，學生所學技術與社會需求嚴重脫節。

3. 少數企業雖然提供建教合作，但是不願意投資訓練為人作嫁，以1-2位員工指導50位同學，學生只是擔任低技術需求的廉價勞工，無法習得必備的技術，。

4. 學生在職校3年學習無用技術，浪費時間和精力，徒增學生的挫折與不滿。

5. 企業進用高職學生之後，還要經過1-2年的全薪在職訓練，訓練經費未見節省；整體而言，訓練時程長達4-5年，對學生和社會都是損失。

柒、如何引進德國制度－困難重重

企業

v 企業界不願意在進用員工之前，提供生產機具辦理職業訓練。

v 企業界不願意提供薪水訓練學生，學生也不願意無薪水的實習。

v 企業界抱怨職校畢業生所學技術水準太低，無法滿足需求。

v 合格的職訓師資不足。

學生

v 學生大多想要升大學甚至研究所，職業教育逐漸沒落。

v 學生大多希望到服務業就業，製造業求才困難。

行業公會

v 行業公會沒有能力監督職業訓練的內容和品質。

政府

v 尚待訂定「職業養成教育」相關辦法。

我們知道台灣現行高職教育制度問題重重，亟需改進；看到德國成效卓著的「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優點甚多，當然想要將德國的制度引進台灣實施。然而，仔細想想，又發現困難重重甚至根本不可能。如果我們知難而退，甘心只是走馬看花，那麼本篇文章讀到此處為止。

捌、不想空手而回－台灣可以學到什麼？

其實師徒制傳授技藝，並不是新的觀念；早期的華人社會也是靠師徒制傳承技藝。如果我們不想空手而回，多少學到一些東西，請發揮每個人的智慧集思廣益。以下是個人淺見，拋磚引玉，希望大家指教：

1. 定向探討：

學習德國的制度，在國小5-6年級進行定向探討，讓學生有機會認識自己的特質，也讓部份家長體認自己的孩子可能不是天才，學習一技之長也許是較好的方式。

2. 技術實驗國中：

現行普通國中的課程以升學為主，部份適應不良成為放牛班的學生，還是要上相同課程。有必要設立以技術為主的實驗國中，以自願(不是考試)的方式接受國小畢業生入學，同時提供改變意願、想要學習技術的國中生，轉入二、三年級就讀。

3. 建立共識：

建議職訓局辦理明年互訪計劃時，能夠邀請教育部、企業界、職業學校、教改團體、公會等各界代表參加，讓更多人知道德國的優良制度，期望能夠建立共識。

4. 訂定試行辦法：

互訪計劃結束後，由教育部和職訓局合作，邀請各相關機構的代表，以德國雙軌職業養成教育為藍本，考慮台灣的特質，訂定試行辦法。

5. 開始試辦：

由教育部和職訓局合作，邀請具有共識的企業、職校和行業公會，以「自願」參加的方式，先進行小規模的試辦。

玖、準備妥當再上路

大家都認為德國成功的主要根源，是日耳曼民族的美德：勤奮、守時、誠實。然而，這些只是「次要美德」，德國最主要的美德是「徹底」，德國人完全忍受不了隨隨便便的工作，不做則已，要做就要做到完美。

引進一種制度，本來就不容易，最怕的是急就章式、隨隨便便的試辦，往往都是成效不彰失敗收場。要記住，一次實驗的失敗，可能扼殺一個良好的制度，使它永無翻身的機會，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如果要引進德國雙軌職業養成教育，一定要學習德國人「徹底」的精神，認真研究分析，準備妥當之後才付諸實施。試辦以三年為期，視實施的情況每年修訂，如果成效良好，可以逐步擴大實施；如果已經努力還是不行，只好放棄，也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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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德國技職體系的討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認為台灣是有這個環境可以引進的。
這篇文章後段所作的質疑，其實也正是台灣應該去了解德國相應配套、因素的地方。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教育 - 企業 - 公會」的共識達成，和社會對此事的正面期待。

其實就像兩岸談判一樣；如果沒去破冰、沒有互相，學生和勞工不滿企業給的薪資少、企業擔心配合職訓有損競爭力、校方擔心企業只顧生產不顧教學，那要引進新制當然不會成功。

至於「雙軌制」本身「工作兩天、上課三天」的設計並不困難；難的是上述的全面配合、配套措施與監督協商機制要到位。

當然，大家可以想像技職體系要成功，產業面上，製造業職缺的薪資不能太低、太低又辛苦就沒人想去。這也和產業轉型、政府產業政策佈局有關。

台灣宗教的後殖民困境與超越之道

蔡源林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壹、前言

台灣宗教的整體樣貌，深深烙印著台灣過去曾為殖民地的歷史軌跡。台灣四百年史的五個時期重演著相似的歷史循環：外來民族建立殖民體制統治台灣的在地民族，並引進其宗教信仰，以為殖民政權的思想支配與意識型態教化的手段；然而，台灣在地民族在逐漸接受外來民族的宗教文化之際，卻巧妙地將殖民者的宗教加以本土化，適應於台灣特殊的地理、社群與人文特質，並融入了身為被殖民者的生活經驗，使原本的外來宗教轉化為在地族群文化認同的基礎，甚至成為反抗下一期新殖民統治的精神動力，使得台灣宗教成為獨具特色的台灣文化之重要成份，亦為台灣民眾的心靈寄託所在，更是台灣四百年來雖然歷經諸多天災人禍，卻仍能維繫社會安定、劫後重生的主要精神支柱。台灣人的宗教信仰固然包含被殖民者的順從意識，但宗教之追求靈性自由及對超越性價值的信念，也成為台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不公不義，並抵抗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之最持久的精神武裝。

貳、問題的歷史根源

荷蘭統治時期（1624－1661），荷蘭與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分別將基督教與天主教傳佈於台灣的原住民社群，同時亦有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渡海來台，將混融佛道的民間信仰引進台灣，不過此時期的宗教遺跡已淹沒於隨後的歷史洪流之中而無可稽考，但可確定者為原住民信仰基督、漢人信仰佛道的宗教－族群分流，從此時期就已奠立基礎。隨後，從明鄭統治期（1661－1683）歷經清朝統治期（1683－1895），漢人大規模移民台灣，強化了佛道混融的信仰；且明清政府延續傳統中國政權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意識形態的政策，同時亦對正統的佛教與道教予以支持。不過，由於清廷視台灣為化外之地，並未有積極統治的作為，使台灣的宗教文化逐漸有了本土化發展，與中國傳統的宗教模式漸行漸遠。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台灣的文化隔離狀態被新一波的西方殖民主義所突破，西洋傳教士來台傳教，重開已中斷兩百年的傳教事業。但由於漢人正統宗教觀念牢固，大多無法接受基督宗教，西方傳教士乃深入內陸與山區的原住民部落傳教，於是更深化了原住民的基督信仰，使台灣原、漢兩大族群的宗教文化有顯著的不同。此時，最主要的傳教團體來自長老會，從此奠立了長老會成為台灣基督宗教第一大、也是最本土化的宗派，並醞釀成為往後反抗外來政權立場最一貫的台灣宗教團體。

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的前半期，日本殖民政府企圖以宗教為治理台灣人的教化手段，並引進日式佛教與基督教，藉此和台灣的兩教人士結盟。但日治時期對台宗教政策的最大轉捩點為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該事件為日治五十年最大規模的台灣民眾反殖民武裝起義，起事地點在台南的齋堂「西來庵」。民眾起義遭受鎮壓後，殖民政府深知宗教信仰為蘊育台灣民族意識的場所，開始對台灣宗教採取攏絡與管制的雙重策略。當日本逐步邁向軍國主義的道路，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亦加緊步伐，強制推行日本神道信仰，各級學校均要舉行參拜日本神社活動，並加強日本佛教與台灣佛教的結盟，企圖以東亞共通的佛教信仰來支持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目標。二次大戰爆發後，因日本與英、美等國敵對，所有外國傳教人員全部被迫撤離台灣，切斷了與外國傳教組織的關係後，台灣的基督教會開始走向全面本土化的道路，但與其他本土宗教同受殖民政府更嚴密的管制。

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來到台灣，開始了台灣宗教的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大批隨國民黨政府遷徙來台的中國大陸各省宗教人士引進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華人俗稱「回教」）等傳統宗教，以及一貫道等源於中國的新興教派，使台灣宗教更形多元化。不過，卻也造成了每一宗教傳統內部出現了親中國與本土化兩種宗教文化的認同差異，隨著統獨問題的爭端未決，台灣宗教界的內部矛盾亦逐漸浮上抬頭，不免削弱了宗教之提升台灣民眾心靈境界的積極作用。

參、當前問題之分析

一、黨國體制對宗教界監控的影響：

1947年「228事件」之後，國民黨對台灣民眾的反抗意識之壓制亦伸入宗教界；1949年由於中國共產黨已統一全中國，國民黨政權遂在台灣挑起了以反共為名的「白色恐怖」統治，凡不為當權者所信任的異議人士，包括本省籍與外省籍，都有可能被冠上「匪諜」罪名而遭整肅，甚至處決，連沒有政治野心的宗教人士亦然。最著名的兩個事例為台南開元寺住持證光法師，1953年以「匪諜」罪名被處決；以及從中國流徙來台、被譽為「人間佛教」導師的印順法師，1954年被指控為「匪」宣傳而遭審訊，幸有國民黨佛教徒要員的營救而脫罪，但卻被迫承認錯誤而修改部分內容，印順法師從此過著退隱式的清修生活。親國民黨的「中國佛教會」則由保守派僧眾所把持，主導威權時代台灣佛教的公共事務。但台灣本土佛教徒日後則與改革派法師結合，走過1950、60年代的白色恐怖陰影，1970年代以後開啟了以「人間佛教」為號召的台灣新佛教運動。雖然解嚴至今已超過二十年，但黨國威權體制對佛教界監控的影響至今陰影猶在，而佛教界內部保守派與改革派的矛盾仍未化解，宗派林立的現象猶存，使得台灣最具組織動員力、民間資源最雄厚的佛教，難以充分整合而扮演更積極的公共角色。

戒嚴時代黨國體制對基督教界的滲透，造成了國語與台語教會的避壘分明。由於長老會延續戰前的本土化路線，堅持以台灣本土語言翻譯《聖經》、宣揚基督福音，並培養台籍神職人員，導致其與隨國民黨流亡來台的天主教與基督教其他宗派的隔閡，後者以蔣宋美齡等國民黨要員為後盾，在戰後初期的威權時代佔有絕對優勢，台灣本土基督教會則因與「國語化」政策相違，遭受諸多岐視與壓迫。1970年代，在台獨人士流亡海外、島內民主人士遭受迫害之際，長老會成為台灣內部公開反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主要民間組織。1979年，黨外人士與長老會合作促成在高雄舉行人權活動，導致了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成為台灣社會邁向民主化的里程碑。1980年代，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已成為狂潮巨流，長老會更加積極參與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對台灣人民自決意識的喚醒與凝聚，貢獻甚大。

黨國體制對本土新興宗教的打壓，最知名事例為一貫道被指控為「鴨蛋教」及淫穢宗教而遭全面禁止的教難。其實，像一貫道這類以傳統儒、佛、道兼容並蓄的新興宗教，本為全球華人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特別是像台灣或東南亞的移民社會，此類新興宗教的集會結社常為在地華人提供經濟與社會支援、扮演社群凝聚與文化傳承的功能，但在台灣卻被黨國體制以莫須有的理由而迫害，直到解嚴以後，一貫道才得以公開合法地進行宗教結社活動。

二、宗教認同多元分岐、宗派林立：

台灣的宗教文化在先後五個不同時期的殖民政權影響之下，形成多元分岐、宗派林立的現象，導致缺乏可建構台灣集體認同的共同神聖語言，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歷史與文化意識之矛盾，至今依然存在於台灣社會。相較於歐美國家以基督宗教為主流，西亞、非洲國家以伊斯蘭為主流、印度以印度教、中南半島以佛教為主流，全世界大部份的國家，不論民主或專制國家，其宗教文化都沒有台灣的多元與分岐。因此，各國均能以較趨於一致的宗教信仰做為建構國家共識的文化基礎，歐盟國家與伊斯蘭國家甚至基於共同的宗教信仰，建立跨國與區域統合。但台灣內部卻沒有任何一個宗教佔有超過總人口半數以上，從以下的官方統計可知大略。

台灣民眾的主流宗教為佛道信仰，但是佛教或道教單獨一教也不過各佔台灣人口總數的三成多而已，且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權表面上以政教分離為理由排斥宗教介入公共事務，實質上卻獨尊以儒家為正統的大中國主義，並排斥較具世界主義傾向的各種世界宗教，如佛教與基督宗教；同時以一套官僚菁英主義的文化優越感來看待台灣本土的道教與新興宗教。但台灣一般民眾對宗教領袖發自內心的虔敬顯然高過對政治人物的信任；歷次重大天災發生時，宗教慈善團體自發性的動員救濟，也比政府的救援行動更快速有效率。未來若能善於結合台灣本土的多元宗教文化來建構關懷本土又容忍差異的文化認同，應是發展台灣共識的正途，而非強迫民眾接受一套外來的意識型態。

三、世俗化、功利化、非理性的宗教亂象普遍：

台灣數十年的威權統治，使得包括宗教在內的本土文化受盡壓迫而無法正常發展，但台灣民眾的信仰需求普遍存在，惟其常態發展卻受到嚴密的社會控制與文化霸權機制所扭曲，出現了諸多偏激、非理性的宗教亂象，或者好以怪力亂神、神蹟異能來譁眾取寵；或搞教主崇拜、或標榜山頭主義；或以違反人情義理的嚴苛教條主義來教導信徒，反使宗教與人文價值相悖。自1970年代起，台灣社會在政治威權、經濟自由的特殊社會條件之下，逐漸衍生出社會大眾不計代價、追逐物質利益的功利主義風尚，國家民族認同已成次要，傳統價值大量流失，埋下自由化與民主化之後的社會脫序現象，並未能建立具有共識的民主價值與制度。相較於西方民主國家，傳統的基督宗教倫理價值觀已轉化成為現代國民共同接受的公民道德，台灣社會卻因為宗教多元分岐，又遭受政治權威不當地監控與干預，無法發揮如西方的基督宗教之正面功能。欠缺超然於現實利益之上的宗教終極價值做為文化共識、社會通用的道德判準，使台灣當前的自由化衍生出物慾與私利橫流的脫序問題；民主化則衍生出沒有共識的黨派惡鬥亂象。

肆、問題解決之道

一、嚴守政教分際，避免政黨與派系勢力干預宗教事務：

台灣雖然已步入自由化與民主化，不復有戒嚴時期直接以黨國體制及情治體系去壓迫宗教的情況，但由於政教關係尚未完全步入常態化，所以政治人物仍然企圖利用宗教力量來謀一已、一派或一黨之私，而宗教團體尚未完全消除威權時代受當權者壓迫的陰影，導致不正常的政教勢力相互掛勾現象，這在選舉時期最為明顯。許多知名的宗教山頭與地方公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其領導階層或早已被特定黨派與政治人物所把持，所以選舉時期竟淪為地方樁角，將宗教神聖場所變成選舉造勢場合，一旦淨化人心的場所已被世俗利益所污染，台灣社會的文化與道德基礎也就逐漸腐蝕了。

事實上，在許多西方及第三世界國家，宗教團體經常是公民社會之中最具活力的部門，許多公部門所忽略的公共福利事項，都由宗教團體動員民間力量來宣傳及執行；反之，台灣宗教界尚處在威權文化尚未消解的階段，而政府對宗教團體行使監控權的疑慮亦未免除，故其自主性與社會實踐力仍未能充分開展。但政教關係混淆的現況，顯然不是訂立任何法規制度所能消除者，只有依賴政治人物的自律及強化宗教團體本身的民主文化，讓各教信眾發揮自治管理的精神，主動積極監督其領導階層的決策與執行，而不要以攀附政治權貴沾沾自喜，以讓宗教與政治各歸本位、嚴守分際。

二、訂立建全的宗教法規及行政管理制度：

台灣尚未通過一套符合於民主法治憲政原則的統一性宗教法令，目前政府部門仍沿用民國18年頒佈、現已不合時宜的「監督寺廟條例」為全國宗教事務的最高位階法令，而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又基於黨國體制的監控需求，頒佈諸多單行法規及行政命令，導致解嚴之後，宗教界仍未能完全擺脫黨國威權體制所架構出來的一套複雜之行政監控機制。此外，若宗教團體成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則有兩種法人組織的相關法令加以規範；最後，若宗教團體成立宗教教育機構以培養其宗教師或教化一般信眾，則有民國98年才頒佈的「宗教研修學院設立辦法」來規範。

長期以來，台灣宗教界人士對管理宗教事務的法規如此紛雜且有諸多不合時宜之處，以及宗教團體基於宗教慈善需求而設立的法人組織，卻與其他世俗性法人組織被放在相同法律架構管理，已有諸多不滿；而具有統整性的「宗教團體法」草案卻尚在立法院審議之中，已延宕超過十年而未通過，導至威權時代所留下來的諸多宗教惡法仍然繼續適用，此已嚴重扭曲了台灣宗教團體的自主性發展。目前審議中的「宗教團體法」草案將以何種面貌通過，不得而知。但放棄威權時代以監控或輔導方式來處理宗教事務，還給台灣的宗教團體信仰自由，並積極鼓勵擁有龐大民間資源的宗教團體從事公益慈善活動，以彌補公部門的社會福利措施不及之處，應當成為該立法的基本原則。

三、宗教教育的向下紮根：

歐美國家的私人興學始終都以基督教會為主力，知名大學如牛津、劍橋、哈佛等，都是中世紀神學院轉型而成一般大學；反之，自民國成立以來，無論是在中國大陸時期或台灣，政府均嚴格掌控教育，藉此灌輸國家意識形態，私人興學的空間相當有限；且以政教分離為名，將宗教教育排除於公立學校體系，而教會學校以本身的宗教理念實施宗教教育亦受到諸多限制。直到1990年代，政府對宗教教育的政策才有所改變，開始允許公、私立大學設立宗教研究相關科系，而民國98年頒佈的「宗教研修學院設立辦法」，更讓神學院及佛學院等宗教團體成立的宗教教育機構之畢業生，可取得與一般大學相當的正式文憑。但在高中以下的各級學校，則尚未有系統性的宗教教育。

歐美自由民主國家雖然都嚴格實施政教分離的憲政原則，但卻肯定宗教對年青人的文化素養及道德情操之培養具有積極作用，因此均以不同的教學形式在小、中、大學各階段實施宗教教育。歐美各國雖為基督宗教傳統，但其宗教教育卻在多元文化價值的基礎上，以客觀、理性與公平為原則實施多元化的宗教教育，廣泛讓學生認識全世界各主要宗教傳統，不偏袒任何單一宗教，使學生打破文化的自我中心，瞭解並接納異文化，培養全球性的宗教文化視野。對於目前正積極邁向全球化的台灣社會，這種兼顧多元性與包容性的宗教教育正是最迫切需要者。台灣社會已有來自全球各地、具有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反之，台灣民眾亦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事務、到國外去觀光、經商與遊學，從而接觸到信仰不同宗教的世界各民族。透過宗教來認識世界各民族，乃是更深刻地進入其心靈世界、學習與己有別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的最佳途徑，而這正是過度功利化與物慾化、國際視野不足的台灣社會所最欠缺者。台灣人不但要重新認識自己的宗教，也要認識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從而使台灣人成為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具備悲天憫人胸懷的世界公民，因此理性而多元的宗教教育絕對有其必要。

事實上，台灣宗教的世俗化、功利化與非理性的亂象，正是因為長期以來基於威權式、單一化的意識形態而排斥宗教教育所造成的結果，所以大部份的台灣民眾對本土宗教及世界宗教的認識都相當偏頗，對宗教缺乏理性認知，但卻又充滿感性需求，導致逢廟必拜、見怪力亂神之事則趨之若鶩，缺乏判斷與抉擇知能。若按照歐美國家的教育經驗，取代單一意識形態教育的最佳替代方案便是理性化、多元化的宗教教育，藉此教導我們的下一代人類文明所蘊育之最崇高與良善的價值觀，必能洗刷台灣之為貪婪之島的惡名，使台灣人不只是在經濟與政治上，且在宗教文化上與世界接軌。

過去數十年來，台灣以科技導向與經濟成長為國家發展方針，固然創造了台灣自1980年代以後的經濟奇蹟及生活水準之提昇，但也因此導致了生態危機、傳統價值淡薄、文化品味庸俗等現代文明社會常有的病徵，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風暴所導致的經濟衰退，便暴露了此種經濟導向的發展模式之侷限。試問，當某個社會傾全力追求經濟利潤，但卻因景氣衰退而無利可圖且甚至血本無歸之際，而環境與人心的污染又已難以挽回，這個社會還能依賴什麼來支撐呢？近二十年來，官方雖逐漸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廣，但由於經濟至上的思維未變，所以許多地方性文化產業，經常只是將地方土產重新包裝上市，或將地方禮俗轉換成嘉年華慶典一類的淺層式文化加工業而已，其內涵與深度恐難以吸引外來觀光客來品嚐台灣文化的特色與深度，更不用說將此種文化產業外銷全球了。在全球化的時代，足以引人入勝的文化產業應該還是在地社會最具獨特性、發展最悠久的文化要素，正如印度民族可以將其印度教的傳統瑜珈修行轉換成為現代人身、心、靈鍛鍊的方法，並輸出到西方社會引起東方靈修熱潮；日本人可以將傳承至中國的禪修轉換成為茶道、花道、園林藝術等生活美學，而隨日本跨國商社推廣到歐美國家，難道台灣獨特的佛、道教修行或民間信仰的廟會儀式，只能關起門來做，或等待西方人來挖寶嗎？期待台灣獨特而多元的宗教文化能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深厚底蘊，並將台灣宗教的本土性與世界宗教的全球化趨勢結合，為達此一目標，全面紮根各級學校的宗教教育，應為開創本土文化傳統、結合創新理念、開拓進軍世界的文創產業之新契機。

令人震驚的德國教育：就是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我在德國時候沒思考過這個問題，

但是卻從中發現了很多意外的東西：

1、德國幼稚園沒有年級，所有年齡的都混在一起。

2、德國學校都是半日制的，下午沒有課，只有課外活動。

3、英語3年級才開始學習。

4、小學4年級畢業，根據老師推薦升學，學習技工，中專或者上以後能上大學的文理中學。

5、上大學的比例還沒中國大陸高。

6、沒有大學生(後來根據歐盟要求更改了一些)，要就讀到研究生。

7、重視實踐課程，抽象的數學學習進度至少比中國晚2年。

8、為什麼8200萬的德國人分享了世界上一半的諾貝爾獎?

答案竟然是...

不要過早過度開發兒童智力
所謂"輸在起跑線上"是偽命題，提早讀的都是沒用的！！！

最多給家長們樂樂，炫耀一下，

顯得自己孩子比人家能會外語了、會背古詩了等等，

其實這些淺薄虛榮根本是：沒用！！！

德國憲法禁止學前教育。

通過國家介入，禁止對孩子過早開發智力，
避免將孩子大腦變成硬碟！！！

留給孩子大腦更多的想像空間。

孩子在小學前“唯一任務”就是快樂成長。
不該過度開發孩子智力

原以為在德國只有幼稚園的孩子不允許學習專業知識，

後來才發現上小學的孩子也不能學習額外的課程，

即使這個孩子的智商超過同齡人。

來自科隆的桑德拉寫到：“今年我兒子7歲，我向學校老師提出，

能否額外教他一些東西，因為他5-6歲的時候就自己在家學會了基本的閱讀、

書寫和簡單的數學計算。

老師表示反對並說：您應該讓您的孩子與其他孩子保持同步。

一個星期後我再次去見老師，並出示了孩子高智商的證書，

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但老師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著我，

似乎我像來自外星的人一樣。

老師進而解釋，

孩子智力被過度開發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必須給孩子的大腦留下想像空間。

過多的知識會使孩子的大腦變成了電腦的硬碟！

常此下去，孩子的大腦就慢慢地變成了儲存器，不會主動思考了。

儘管如此，我對德國禁止學前教育的做法還是不太理解。

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專門請教了德國的教育人士，

他們讓我找《基本法》來看看。

翻開聯邦德國《基本法》(即憲法)，我吃了一驚。

其中第七條第六款明確規定，禁止設立先修學校(Vorschule)。

我還是不明白德國憲法為何這樣規定，只好再請教有關的教育專家。

他們告訴我，孩子在小學前的“唯一的任務”就是快樂成長。

因為孩子的天性是玩耍，

所以要做符合孩子天性的事情，而不應該違背孩子的成長規律。

如果說在上學前對孩子非要進行“教育”的話，

那“教育”的重點只有三個方面：

一、基本的社會常識。

比如不允許暴力、不大聲說話等。

二、孩子的動手能力。

在幼稚園期間孩子會根據自己的興趣參與手工製作，

讓他們從小就主動做具體的事情。

三、保護孩子的情感。

保護孩子情感胚胎，培養情商，培養領導力。

原以為只有德國才有如此奇怪的規定。

後來查了一下歐洲有關國家的情況才發現，

他們對待小孩子的做法基本上大同小異。

學前教育破壞想像力與歐洲相反，

中國的孩子在幼稚園期間已經把小學一年級的知識基本上都學完了。

人們有理由擔心，

歐洲的孩子在起跑線上已經輸給了中國的孩子；

其實，這樣的擔心是多餘的！！！

歐洲人普遍認為，

孩子有自身的成長規律，他們在相應的階段要做相應的事情。

表面上看中國的學前教育和基礎教育很扎實，

但他們的想像力和思考能力已經被破壞掉！！！

由此造成了孩子被動接受知識而疏於主動思考的習慣。

暫且拋開中西教育優劣的爭議和評判，

讓我們來關注德國民教育育的成果：

自諾貝爾獎設立以來，

德國人(含移民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德裔)獲得的諾貝爾獎人數將近總數的一半。

換句話說，8200萬的德國人分享了一半的諾貝爾獎，

而全球另外60多億人口只獲得了剩下的一半。

難道這是種族的問題? 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讓我們重新審視德國的教育，看看他們的做法是否值得我們鑒借！

朋友們，我們要對"起跑線"和中國的教育體制有重新的認識了。

把孩子當“硬碟"的後果就是：毀了天真爛漫的孩子們的未來。

德國人的育兒方法引導孩子向善為第一

德國人以嚴謹、規矩、守信聞名於世界。「善良」是德國人對孩子進行教育的另一重要內容。而愛護小動物是許多德國幼童接受「善良教育」的第一課。（fotolia）

更新: 2014-10-04 6:58 AM

【大紀元2014年10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周慧心綜合報導）善良教育是德國道德教育的特色之一。在經過了對兩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之後, 德國人更是格外重視對其未來公民善良品質的培養。愛護小動物是許多德國幼童接受的「善良教育」的第一課。然後有意識地將「同情弱者」、「寬容待人」、以及「反對暴力」列入教育內容之中。

1.愛護動物

在德國，不少家庭和學校都特意餵養一些小動物，如小狗、小兔子、魚等，不僅讓孩子們親自照料這些小動物，教師還會要求學生注意觀察小動物的成長發育過程，並做好飼養記錄。

德國的中小學校會經常開展有關「善待生命」的討論會或作文比賽。一個男孩在他的作文種，記錄了他為一隻受傷知更鳥治療的過程，並且將痊癒的鳥兒放回大自然。這篇作文榮獲了該校「善待生命作文大賽」的第一名。

對於那些虐待動物的孩子，輕則會被批評和訓導，嚴重的則會受到懲罰。甚至可能會被送去進行心理治療。因為德國人認為這是人的道德問題，比學習成績更重要。他們認為小時候以虐待動物為樂的孩子，長大後往往更具暴力傾向。

2.同情弱者

同情和幫助弱者是德國人對孩子進行善良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法蘭克福的一個孩子因為粗暴地趕走了一個流浪者，他的父母及祖父母特意召開了家庭會議。告訴孩子，人無論貴賤、強弱, 都同樣享有人的尊嚴, 都應受到尊重。後來，孩子建議邀請此受辱的流浪者來家作客，大人們都表示支持。

另外，德國人還會啟發孩子: 仰慕強者也許是人之常情, 而同情弱者則更是一個人的美好心靈的表現。在成人社會的倡導和鼓勵下, 德國兒童多能主動幫助有困難和有特殊需要的人, 為這些人排憂解難。

3. 寬容待人

寬容待人被德國人普遍認為是一個人的善良品性的表現，認為只有以寬容的心態對待別人，才能與他人和睦相處。在德國的家庭和幼兒園中, 父母和教師都將寬容視為待人處事的美德, 並處處給兒童以榜樣作示範。

一個7歲的小女孩叫雪麗，一次在她的生日會上被好友梅芙無端搶白，她因此非常惱怒，想辦法要進行報復。發現此情緒的母親勸她與好朋友談談，也許她有甚麼難處。聽從母親的建議，雪麗找機會跟梅芙談心，知道原來當時梅芙餵養的一隻小兔子突然病故，她的心情十分沮喪，才會有「出言不遜」的舉動，她也很後悔。最終雪麗原諒了梅芙，兩個小夥伴的友誼也更為深厚了。

4.反對暴力

在對孩子進行反對暴力的教育時，德國人是不遺餘力的。對那些恃強凌弱的「小霸王」，校方的態度非常明確，通過設立規章制度加以約束。凡經過兩次記過後仍不思悔改的「小霸王」，校方會果斷地予以開除，接著再由「不良少年管教部門」專門給予強制性管教。

對於可能引起兒童的暴力傾向的遊戲或材料等, 在德國也會受到禁止，如不贊成玩具商開發高科技的暴力玩具、不支持兒童沉迷於坦克、戰鬥機等暴力玩具中。因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孩子小時候經常用玩具模擬殺人，長大後難保他們能成為和平人士。

此外，在德國，教師和家長注意引導兒童用批判的眼光對影視節目中的暴力鏡頭。孩子們不僅不會泯滅良知，反而會更為痛恨暴力、邪惡和陰謀。德國的善良教育從小到大，從家庭、學校到社會，所以「善良」在德國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並在他們的文化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星期專論》媽媽咪呀！這樣的德國經驗！

2015-05-10 06:00

今天是母親節，想談些媽媽們很憂心的問題（爸爸也是吧）。

我總覺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經常會透過人民的生活細節展現出來。

台灣的食安問題連環爆，從去年食用油到最近的茶飲、食品風暴等，不僅出現兩岸權貴政商對台灣人民的摧殘糟蹋；連喪心病狂的商人，都膽敢將工業原料和違法農藥加入食品；官商勾結的貪婪行徑更是猖狂。

追究種種惡兆的根源，值得警醒的是，台灣的品格教育徹底失敗、民主監督制衡機制蕩然無存，而政府的治理更呈現嚴重危機。台灣雖是民主國家，但文明程度卻仍處在「半開發」狀態。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最近讀了兩本介紹德國生活經驗的書，再對照台灣，感慨頗深。一方面看見台灣的文明落後，一方面也覺得台灣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兩本書的作者鄭華娟和林家羽，是嫁到德國的兩位台灣女性，透過她們的實地生活與文化觀察，讓我們看見德國的強大，其實是來自人民生活中的民主實踐、道德自律與政府的有效治理。

鄭華娟指出，在德國的超市裡，每項食物都可以看到清楚的標籤，「比如水果蔬菜要標明產地、產國和品質級數：是否有農藥？如果有，是哪類農藥？如果是有機農場出產的食物，是哪類有機農場？轉型中的農場也必須註明。…連冷凍蔬菜也要標明裝袋日期，不可只有到期日。」而且，德國政府為了消費者食安而成立消保會網站，「裡面有食品、動物飼料、生活用品、蔬果使用的農藥、醫藥、基因技術和檢驗結果的各種報告。民眾只要上網就可查到相關資訊。」（註）

林家羽說：「市面上販售的雞蛋，每一顆都有編號。雞蛋是否有機？產地在哪一邦、哪個城市和哪個農場？是自然放養的雞或是關在籠裡的生蛋雞？政府藉由雞蛋號碼做品質控管，若出問題則可追溯到貨源。」

甚至連收垃圾，德國政府的規定都龜毛到極點。不僅垃圾分類嚴格要求，連廚餘也毫不馬虎。因廚餘可以運用在很多環保方面，所以政府連廚餘回收都十分嚴謹。不只家庭廚餘要謹慎處理，「餐廳的廚餘也規定要有自用的大型廚餘推車，由市政府特定回收車前來回收；餐廳的廢油也是由市政府專用的回收車回收。」（註）絕對不可能像我們，竟然是由私人公司來收廢油和餿水，再轉賣給惡質商人製成「食用油」回銷到市面上。

德國大企業善待青蛙

還有更讓你目瞪口呆的例子。德國公路旁有許多著名的公路花圃，這些花圃沒有老闆和員工，一切都顧客自己動手。自己看花、選花，至於如何付買花錢？花圃入口處旁有小木台，上頭有價格標示，顧客只要算一算所選的花總共多少錢，然後自行將錢投入錢筒即可離開。（註）一切憑良心和誠信，如此而已。

你相信嗎？他們連對待青蛙都很人性呢！一家著名的德國大汽車廠要在工業區蓋工廠，因為該地區是青蛙的棲息繁殖場域，政府的環保規定十分嚴格，這個汽車廠不能用藥把小蝌蚪消滅，也不能粗暴地趕走正在產卵的青蛙，所以只能拉起長長的黑布簾，防止其他青蛙再進來產卵，然後等待布簾內所有的蝌蚪都孵化成為青蛙，慢慢跳離此區後，才可以開始整地。（註）

看到這裡，你會不會和我一樣發出驚嘆：媽媽咪呀！這樣的德國經驗！

看看德國，再想想搶地奪命的前苗栗縣長劉政鴻。張藥房老闆的命，竟然比德國的小蝌蚪還不如。這不就是文明差距的最佳寫照？

再看德國的再生能源發展。德國於二○○○年四月一日通過「再生能源法」的立法並實施，政府即大力鼓勵民間投入再生能源的開發。許多農場的牛糞、雞糞和果園的落果、有機蔬菜園的腐爛葉菜等，這些廢棄物都是沼氣發電的主要材料。政府鼓勵民間自行發電，不僅可以自用，剩餘的電還可以賣給政府。

台灣發展再生能源還有很大的空間，只是為了維護核電和台電諸多子公司的巨大分贓利益，所有可能的發展都被台電阻斷了。我認為，台電就是台灣發展再生能源的最大阻礙。

台灣人值得擁有更好

一個民主愈成熟的國家，一個公民意識愈強大的社會，政府會受到民意的嚴厲監督，所以政府的施政必須更有效率、更照顧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台灣被中國國民黨統治將近一甲子，已經出現千瘡百孔、弊病叢生的病灶。然而我始終認為，以多數台灣人民的勤奮和良善，值得擁有一個更美好的國家；我也相信，台灣民間社會還有尚未開發的極大潛力。重要的是——換腦袋（想像力）、換國會（進步立法）、換政府（治理效能）和換總統（國家領導）吧！

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讓到台灣旅遊或居住的外國人，對於台灣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發出大大的驚嘆——媽媽咪呀！這樣的台灣經驗！

（作者王美琇為專欄作家）

（註）︰參考鄭華娟著《溫柔的心，強大的力量》、林家羽著《夢想德國》

星期專論》小英準總統，請再想想 ◎王美琇 ◎自由時報 04-03-2016

你的靈魂必須自由，因為那是唯一的自由。

──奧修（OSHO）

小英準總統，新政府即將任命教育部長，您說「能夠跟產業溝通」是重要條件考量。您的這句話，讓我坐立難安。

「能夠跟產業溝通」，是您對教育的未來想像？您的教育定位是為了「拚經濟」嗎？希望這只是我的誤解。

縱使多數民眾都支持您的五大產業再造與創新經濟，期望台灣能夠積極發展自主性的經濟，讓國家重新壯大起來。但是我認為，這一切都不應該是「教育的目的和定位」。
挪威的誠實小故事

先說個小故事。挪威的奧斯陸銀行在二○一一年發起一項活動，事先他們沒有公告活動內容，只是將十個分別放入兩百五十挪威克郎（約一千三百元台幣）的小錢包，隨機丟棄在市中心不同的角落。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測試當今的挪威人是不是還保有「誠實的美德」。

原本銀行的人認為能取回若干個錢包就很安慰，後來十個分散各地的錢包全數都被交給警方，之後又轉交給銀行。銀行公布消息後，再以錢包的十倍獎金贈予那些拾金不昧的路人。這個活動讓挪威人津津樂道。

曾在台擔任記者、現旅居挪威的李濠仲說，「誠實不欺」是挪威最重要的教育基礎。從小到大，倡導誠實價值的課程無所不在，甚至大學也有必修的「道德課」。挪威人希望，下一代除了具備專業技能外，更必須懷抱道德良心做事，諸如工程品質不能偷工減料、不得因商業利益而傷害環境或人民、不能官商勾結等。

舉這則故事，只是想請教小英準總統：品德教育重不重要？食安頻頻出包、工程品質堪憂、軍官出賣國家、街上隨機殺人等，這些不都是我們的品德教育出了問題？究竟教育的目的何在？是為了教育出「很會賺錢的機器」或「很有成就的人士」？還是為了讓人擁有高尚的品格、自由而獨立的心靈，在快樂學習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進而尋覓到可以回饋社會的方式？
教育決定靈魂的重量

小國的生存很重要，小國的靈魂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國家的靈魂就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文明。教育，決定國家靈魂的重量；而自由，則是教育的靈魂之所繫。只有自由的土壤，才能孕育出偉大的國家；只有自由的靈魂，才能激發無窮的想像和創造力。

一位美國教授曾說：「美國不是因為偉大而自由，是因為自由而偉大。」也因為自由開放的成長環境，才孕育出微軟的比爾蓋茲、蘋果的賈伯斯和臉書的札克柏格。

一個自由而獨立的靈魂，自然會去探索最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也許熱愛知識，熱愛某種技能，熱愛藝術、文學，熱愛科學等。因為熱愛某物而產生的學習動力，才能激發一個人的潛能，經過日積月累的經驗和智識的累積，自然而然就會形成他獨特的「專業能力」。

誠如台大教授黃武雄所說：「教育的目的不是為經濟服務，而是要讓每個孩子學會獨立思考，並得到最大的內在發展，這就是競爭力。當每一個個體都有了競爭力，他們自己就會去開創機會，去發展文化，發展經濟。教育不為經濟服務，但最終會造就經濟。」

可是，台灣的教育令人窒息，那是扼殺自由靈魂的教育。我長大的年代如此，相信小英準總統也是。現在小孩的學習和成長壓力可能更大。在成長過程中，孩子們被賦予太多「功利性」的期望：多才多藝、考進好學校、出社會有競爭力、未來功成名就等等。似乎沒有大人會認真地問問小孩：你快樂嗎？

孩子們失去了快樂的童年，失去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失去和大自然親近的機會，失去追求知識的熱情，失去自由飛翔的勇氣，最後，他可能也會失去自己，繼續重蹈大人們不快樂人生的覆轍。請問，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教育嗎？
深化台灣主體性教育

台灣的教育也同樣令人憤怒。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會抑制自己的人民去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和歷史，只有國民黨政府。黑箱課綱的爭議未歇，卻已經要蠻橫上路。請問民進黨真的有決心阻擋黑箱課綱嗎？

扁時代的教育部長杜正勝以「建立台灣主體性」全力推動台灣化教育，讓本土的歷史觀照和多元文化進入教科書，也讓「公民與社會」學科進入大學指考。從台灣歷史的認識到公民意識的啟蒙，培養出整個「天然獨」的年輕世代，風起雲湧投入關懷土地、關懷弱勢和介入公共政策的公民運動。他們開啟了台灣的新時代，也帶來新政治的想像。

因此，我想再請問小英準總統：教育部長只是為了「跟產業能夠溝通」嗎？台灣主體性教育是否要繼續深化？認識環境與大自然的教育重不重要？公民意識和社會關懷的教育呢？民主價值、多元文化與人文思想不重要嗎？

一個人如果不能認識到自身的價值，又如何能夠看見宇宙的奧秘？如果，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看見台灣的價值，又如何能夠讓世界看見台灣？教育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

教育是國家的根基，是民族的靈魂之窗。小英準總統，請您再想想。

（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

王美琇: 一直敲響正義的鼓聲

2016-06-26|来源: 自由時報

銅鑼灣書店股東５人「被失蹤」事件，引發香港市民幾波大規模抗議。

追求自由，不管在哪裡，都沒有輕鬆的道路。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

有句古老諺語說：「自由就像氧氣，氧氣消失前，你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印證了這句話。

香港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中國國家恐怖主義一步步限縮和壓制，如果香港人不團結起來強力反抗，如果自由陣營的人們不聲援香港，那麼，香港的自由被關進中共鐵幕恐難避免。

國家恐怖主義重傷人民

追求自由從來沒有輕鬆的捷徑。對抗國家恐怖主義，就是要一直敲響正義的鼓聲，就是要誓死反抗到底，直到重獲自由為止。

香港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猶如臺灣曾經籠罩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兩者都是國家恐怖主義肆意侵犯和傷害人民。臺灣正在經歷第二次民主改革工程，了解過往國家恐怖主義的歷史，有助於我們理解國家暴力和處理轉型正義。

臺灣人的人權遭到國家暴力的迫害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二二八事件的大規模屠殺。數萬無辜人民和知識份子被蔣介石政權殘暴屠殺，有些連屍體都找不到。第二階段則是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政權以國家機器和官僚體制的共犯結構，沒有經過任何正當程序的審判，逕自草率地對人民執行逮捕、監禁、酷刑、判決和處死等。

根據中研院法研所研究員黃丞儀教授的專論指出，國民黨政府在戒嚴時期運用軍法及特務機關行使國家暴力，禁錮人民的思想自由和政治權利。國家暴力系統透過〈戒嚴法〉、︿懲治叛亂條例〉和刑法一百條等他們制定的「法律」，賦予執法單位「法源」，對異議份子遂行逮捕和判刑。執法單位包括檢調軍警特和法官、大法官等，大量政治冤案就此產生，造成許多人失去生命以及長期坐牢。統治者目的就是要殺雞儆猴，讓人民嚇破膽，從此成為不敢反抗的順民。

因此黃丞儀主張，為了彌補民主轉型過程的正義缺席，應該由立法院刪除國安法第九條第二款，解開大法官第二七二號解釋的魔咒，同時以特別法的立法手段，允許戒嚴時期一般人民受軍事審判的案件，可以由司法院所組織的特別法庭依據現行法律重新審判。

換句話說，處理轉型正義除了釐清歷史真相外，也必須讓所有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冤案獲得重新審判的機會。同時，對於加害體系的軍事首長、軍事司法官、情治人員和檢察官、法官等，調查公布其相關責任並予以適當究責。

劍及履及轉型正義

曾在納粹黨衛軍麾下當奧斯威辛集中營警衛的九十四歲的韓寧（ReinholdHanning），六月十七日在德國法院被以曾是納粹大規模謀殺的協助犯，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韓寧在審判期間首度坦承當時對犯人即將遭槍斃、送往毒氣室以及遺體被掩埋等事知悉，他誠摯向受害者致歉且對此暴行感到慚愧。

德國追究納粹暴行至今仍在繼續，這是他們處理轉型正義的具體行動。

南非在曼德拉執政後展開的轉型正義工程，包括通過南非新憲法，從概論到人權憲章都銘刻了種族隔離時代的血淚歷史，讓人權保障成為新憲法的中心思想。曼德拉也在約翰尼斯堡最惡名昭彰的監獄中心蓋了一座獨立的憲法法院，他要以一種讓大家都看得見的方式表達「絕不重蹈覆轍」的原則，並成為拯救國家生命的象徵。憲法法院將一則又一則的案例緊扣憲法精神，並讓憲法的重要價值藉由案例的闡釋，化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土壤。

除此，他們更在憲法要求下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開始展開彌平歷史傷口的轉型正義工程。

蔡英文總統念茲在茲司法轉型正義，然而戒嚴時期司法體系中的檢察官、法官、軍法官等，現在依然高高在位，活躍於司法實務界且繼續影響其徒子徒孫，請問新政府的司法轉型正義和司法改革該如何被期待？十月的司法國是會議是否有決心和魄力推動司法大改造？或者又是一次大拜拜論壇而已？

還有，特偵組一直都是國民黨對付異己的政爭工具，廢除特偵組已是全民共識，更是司法轉型正義的當務之急。怎麼廢除？只要立法院通過刪除〈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之一，特偵組即可解散歸建。請問新政府和民進黨立院黨團為何遲遲未動？

追求自由沒有捷徑

如果司法改革畏首畏尾，轉型正義就成為半吊子；如果司法不能真正獨立，臺灣的民主將成為脆弱民主。沒有是非價值與究責制度的妥協退讓，只是一種鄉愿。鄉愿的結果就是讓歷史變成一齣荒謬劇，讓威權遺緒繼續打著民主反民主，重蹈扁政府的失敗悲劇。

追求自由沒有捷徑。對香港和臺灣而言，要重獲自由、要爭取百分百的民主，就是要一直敲響正義的鼓聲，讓更多的人民聽見，團結起來反抗不義；更要讓公民社會和政治工作者聽見良知的呼喚，起而廢除或改革不正義的制度，消除一切對公民權利的傷害以及對自由的禁錮，讓民主價值在自由的土地上生根茁壯。

追求自由沒有捷徑。就是要一直敲響正義的鼓聲，就是要奮力一搏啊！

台灣需要一個紐倫堡大審

台灣總統的選舉經過1996年的全民直選、2000年及2004年的民進黨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請問台灣是否真正進入了人民意願的民主國家。?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台灣尚未進入民主國家。
看看西方先進國家對德國納粹戰犯的審判，即紐倫堡大審即可了解。德國若沒有外力強力的干預進行這場紐倫堡大審，德國人民如何能夠從數十年來希特勒所灌輸的精神管制和理論荼毒中清醒過來；又如何去消滅有許多納粹黨衛軍死硬分子，隱藏在茫茫人海之中，但仍伺機蠢蠢欲動，企圖東山再起；尚有一些納粹理念仍隱藏在一些德國人民內心深處，這種禍害如何根除。
這種情形不正是說明台灣在過去獨者的強力壓制下，雖然披上民主的外衣。一些過去的統治者幫凶會認為，自己雖然參與了欺壓台灣人，但只是作為一名公務員履行自己的工作義務而已，不是犯罪行為。所以說台灣需要一個紐倫堡式的大審，使有罪的伏法，無罪者得以安心。
對台灣而言若是經過一場紐倫堡式的審判，台灣的黑暗歷史才會結束，也是對國民黨的過去劃清界線的開始。台灣民族將會完全脫離外來統治，展開真正民主的開始。
因紐倫堡大審中有對商人、工業家、學者、公務人員、法官、軍人、百姓進行是否傷害到德國人民的審判。並有多人被處死刑，因此台灣在這個部份也應有相當的審判。如此才可脫離原存的惡勢力。
台灣公務人員的重新篩選

台灣進入民主化的過程中，公務人員是扮演一個極重的角色，台灣的公務員有如過去德國在納粹黨的統治下，全面的接受奴化教育，使他們現在的價值觀仍在過去威權時代。台灣又沒有經過像紐倫堡大審的全民教育，所以公務人員的心理建設滯留在二蔣時代，加上公務人員有各項保障，是鐵飯碗，也是金飯碗，同時過去各種奴化教育所培育出來的人員，堪用程度是值得懷疑的。所以公務人員必需經過一場重新篩選，尤其是站在執法的立場的，如法院的法官、檢察官等等，如此才能配合全民時代的要求。
有人建議公務機關及公務人員可以經由公開發標，使有能者來經營，如此立刻就沒有吃閒飯的及官僚作風的公務員，公務員也不必要各種過度的保障。

李毅：奧斯卡經典影片《紐倫堡大審判》的啟示

更新: 2014-07-04 4:14 AM

【大紀元2014年07月04日訊】二戰結束後，為了使全人類在未來的歲月裡，獲取研究納粹罪行與犯罪程度的真實記錄，為了贏取公眾的支持及歷史的尊重，從1945年到1949年間，來自美英蘇法的法官在德國紐倫堡，對犯下滔天罪行的納粹戰犯和相關組織進行了12次公開大審判。

第一輪審判，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包括納粹外交部長、元帥在內的19名戰犯被分別判處絞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三名被告人被判無罪釋放；德國政治領袖集團、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務處、黨衛隊被宣判為犯罪組織。

根據紐倫堡審判赫魯特審判長的回憶錄，美國著名導演斯利坦-克雷默拍攝成電影版《紐倫堡大審判》。儘管這部影片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他的深度和精彩至今依然堪稱好萊塢的經典之作。影片圍繞主題「當整個社會實施暴行時，個人應擔負甚麼責任」循循展開。一場法官審法官的精彩大戲，開啟了一個時代的先河。除了法官對法庭意義的理解，也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犯下的罪惡進行公審。小小法庭彈丸之地，彰顯的精神和意義，影響至今。

影片中，德國法官被指控是因為他們執行了當時有效，但現在被認為是惡法的法律。比如：防止種族污染法，剝奪生育法等。被告人之一的恩斯特-簡寧法官，面對指控他稱自己並不知道他們的判決會帶來如此重大的殺戮和死亡時，海伍德法官回應說：「當你判第一個人死刑時，你就應該明白這一點了。」當你的眼中沒有「人」這個概念，為了達到所謂的國家政治利益，不惜犧牲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包括生育權，那便是最大的惡。「國家不是石頭，而是人的延伸——正義、真理、個人的價值，是國家的基本價值。」

當良心遭遇政治的權勢和壓力，選擇良知還是政權，這成為是否擁有「人」這一概念的唯一界限。當邪惡穿上合法的外衣時，唯一的以良知才能抵制惡法，才能剝去這層外衣。《紐倫堡大審判》超越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立場，啟迪全人類對自我命運的審視，對道德、理性和正義等價值觀的從新審定。

影片中海伍德法官說：「依據政治信仰而殺死孩子，似乎是那麼的理所當然！我們的國家至今還在叫囂著為了保衛祖國、為了生存！在生死攸關的時候，恰恰能體現出這個國家代表的根本價值——為了苟活而不擇手段！」

這部影片，不僅僅只限於審判四個被告是否有罪，也以三個有代表性的案例：絕育案、猶太人強姦案、達豪集中營，說明納粹法官如何維護納粹邪惡機器的運作。整個德意志民族面對這場審判揭露的事實真相，開始了深刻的反思。也正因為這場審判，為日後德國徹底清除納粹思想，奠下了堅實的基礎。這場審判又何嚐不是對一個民族的挽救和救贖？

(台灣) 忍者的悲歌: 反抗或求生 ◎王美琇

[自由時報]

[2016-07-26 02:08:53]

在這樣一個變動的時代中，我如何可能偽裝來娛樂你？

──六○年代民謠天后瓊拜雅（Joan Baez）

戴立忍在中國「被下架」的新聞傳來時，我正在重讀張鐵志先生的書《時代的噪音》。兩種聲音疊放在一起，頓覺恍如隔世。

瓊拜雅的話宛如她的歌聲，溫柔又有力地在風中迴盪：歌曲不是用來娛樂的；而是能讓人歡笑、哭泣和憤怒；能讓人認識這個世界的真實殘酷；讓人願意起身奮鬥。

奮鬥是為了什麼？為了理想和信念？為了被壓迫而反抗？還是為了求生存？

戴立忍導演多年來關心公共議題、參與許多社會運動，他用行動實踐理念、用藝術表達信念。這樣一個有理想、有信念的導演，為什麼在中國被撤換的隔天，自動發出三千字的「悔過書」，全面檢視自己的過去向中共交心？這是「被認錯」還是「主動認錯」？無論被動或主動，都讓人不勝欷歔。

台灣影視圈為了在中國謀生，一個接一個向中國「下跪磕頭」。這種事件接連發生，對台灣而言絕對是重大警訊。警訊背後透露兩個深層的隱憂：一則是，台灣藝人嚴重欠缺「捍衛尊嚴和信念的反抗精神」；一則是，台灣影視環境的萎縮惡化，讓相關從業者為了生存或發展而赴中，甚至必要時也會「賣國求榮」。

相較台灣藝人的薄弱反抗意志，我必須談談西方搖滾先驅的反抗精神。
西方搖滾反抗精神

搖滾巨星天團U2主唱波諾說：「如果搖滾樂不敢質問大的問題，那還是搖滾樂嗎？…做為一個搖滾樂團，你必須抓住時代精神，並且必須介入。」

三十多年來，U2和波諾始終熱心參與世界各國的戰爭與和平、人權、環境和貧窮議題。一九八八年，他們到智利開演唱會，以歌曲〈消失者的母親〉聲援在皮諾契獨裁時代被綁架、被逮捕和被殺害者的母親們。他們也到波蘭為團結工聯推動的民主革命助陣；到非洲關心愛滋病和貧窮；到尼加拉瓜和薩爾多瓦關切內戰受害人民；為「國際特赦組織」舉辦巡迴演唱會，幫其招募數萬會員，也透過群眾力量拯救不少政治犯。

西方搖滾巨星天團從喬希爾（Joe Hill）、狄倫（Bob Dylan）、瓊拜雅（Joan Baez）、約翰藍儂（John Lennon）到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U2等，都有一個共同特色：濃厚的人道主義、堅持社會正義和價值信念，而且他們想用音樂的力量參與社會改革，讓世界更美好。

這就是介入社會、介入政治、關懷弱勢的真正的搖滾反抗精神。香港歌手何韻詩說：「歌手頂多只是職業，我真正珍惜的是，做一個香港人的身分。」這種肯定自我價值的認同信念，恐怕才是台灣藝人該深切反思的。

不過，丟給影視圈去處理反抗極權或委屈求生，似乎也呈現我們社會的另一種無情。加害者極權中國不該被嚴厲譴責嗎？眼睜睜看著影視環境的惡化，讓藝人為謀生而紛紛向中國磕頭，我們只能袖手旁觀，然後痛罵而已嗎？難道政府不能積極有所作為？
南韓的他山之石

看看南韓怎麼做吧。林子強教授的研究指出，金大中當選總統後，隨即於一九九八年提出「文化立國」方針，以文化產業、數位內容及影音多媒體產業為主軸，政府整合文化觀光部、產業資源部、資訊通訊部等跨部會力量，為振興文化產業展開佈局。二○○一年成立「文化產業振興院」，從資金、平台與海外拓銷三方面著手進行。

在影視產業方面，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主導政策、培育人才和國內外行銷等；並以稅制獎勵遊說大企業如三星、大宇等投資影視工業，讓龐大資金到位，增強製作實力，強化影視產業的品質和競爭力。南韓電視連續劇《冬季戀歌》和《大長今》，更在日本、台灣和美國屢創收視佳績。

南韓把影視產業當作一種文化戰略，在世界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韓流」，不僅成功帶動本土影視的興盛，也帶動文化觀光的加值（《大長今》讓濟州島風華再現、《冬季戀歌》讓南怡島成為戀人度假勝地），以及國家品牌的另類光輝。

相較於南韓，我國政府長久以來輕忽本土影視產業，任其自生自滅，甚至只以「親國民黨」做為保護對象或資源給配的審核標準。加上馬英九執政時傾中姿態毫不掩飾，藝人一個個前往中國磕頭就不足為奇了。
在地全球化的文化戰略

因此，蔡英文政府必須有新作為，除了政經改革，文化戰略的擘畫更是刻不容緩。從南韓經驗清楚看到，全球化必須從在地化做起，「在地全球化」才是重新壯大台灣的根本之道，從文化經略到產業振興都是。我們必須讓在地文化風華再現，全力振興文化影視產業，讓台灣藝人和民眾重新找回信心，看見自己土地和文化的光榮；重新創造自己的傳奇故事，認同自己的身分和存在價值。

一個強壯而文明的國家，必須從文化奠基開始。找到自我存在的尊嚴和價值，才能找到明確堅定的國家認同。

樂評家張鐵志說得好：「自我放棄覺醒的權利，才是一切集權主義的溫床。」戴立忍的悲歌，忍者的悲歌，不僅是反抗或求生，更是失根的文化哀鳴啊！

（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

威權幽靈未散？轉型正義需要「除垢法」

作者檸檬小姐
2016-07-25

自由時報／自由開講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期，就在國民黨為了擋下《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採取的荒謬杯葛中落幕了。「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絕對是本會期朝野攻防重點，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接連召開五場公聽會，邀請各方專家學者就轉型正義提出看法。

反對轉型正義的學者提出的意見五花八門，像是文化大學劉性仁教授就說：「轉型正義不能不管中國看法。」東吳大學陳清秀教授表示：「如果把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拆掉，觀光客未來要去哪裡？」嘉義大學陳淳斌教授則指控轉型正義會「撕裂族群」；國政基金會研究員李鎨澂則認為：「德國講轉型正義只是往自己臉上貼金。」

立法院7月15日進行會期最後一次院會，為反制民進黨力推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國民黨立委提案近三百案變更議程來杯葛院會。晚間朝野立委挑燈進行表決大戰後院會落幕，藍綠兩黨立委各持標語，在議場中高呼口號表達立場。（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綜觀上述反對的「專家學者」看法，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為反對而反對。這些反對的理由似是而非，就連在歐美早已成熟的轉型正義相關研究，這些學者也是一知半解，連只要在網路上Google就能獲得的研究資料也懶得查詢閱讀，可見藍營對轉型正義從來沒有打算深入研究，只要反對就是了。

是什麼原因，讓這群幾乎都有博士學歷的專家們寧可秀下限，也要反對到底？這些人在公聽會上都能秀下限了，在課堂上，面對懵懂的青年學子們，傳遞似是而非、邏輯錯誤的觀點，也不會令人意外，教育品質著實令人堪憂。

這些學者的言論充分反映出，台灣的威權幽靈從未散去。

「面對過去是為了走向未來」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使命。逃避過去就無法走向未來，這也是台灣在民主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過去從未獲得處理，威權時期權傾一時、手握大權者，在台灣走向民主化後，仍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並未因過去的所作所為受到任何影響。這些威權遺毒在民主台灣，有如鬼魅般糾纏，久久飄散不去，甚至進入校園裡，毒害年輕學子的思想。

台灣轉型正義最需要的，其實是一部完整的「除垢法」（Lustration Law）。

除垢（lustration）這個詞來自於拉丁文lustratio，意思是光線，用光線照亮黑暗的角落，讓一切藏汙納垢的行為全都無所遁形。柏林圍牆倒塌後，1991年統一後的德國推出「前東德安全部檔案法」，也就是德國的除垢法。同樣在1991年，捷克也通過了除垢法。1997年波蘭議會頒布除垢法，並且在2006年推出修訂版，進行徹底的調查與清算。

中、東歐國家陸續推出除垢法，無論是在民主化後馬上啟動，或是像波蘭這樣拖了近十年，才推出第一部不痛不癢的除垢法。

轉型正義實踐的經驗發現，新興民主政體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徹底清查過去在威權時期迫害人權的加害者，並予以審判或懲罰。這些人繼續留在社會中擔任要職，甚至活躍在政治舞台上，很有可能成為民主的絆腳石。或許是基於意識型態的差異，也可能是擔心民主化之後，對其原本的利益造成衝突，這些舊時代的既得利益者，靠著手中仍握有的資源，總是有意無意地杯葛新興民主政權所推動的政策，限制媒體透明度，造成改革遲滯緩慢，導致國家社會的混亂。

這些國家的除垢法中，必定會就威權獨裁政體中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迫害人權的加害者及共犯，像是政府官員、祕密警察及線民，限制這些人在民主政權中的工作權及公民權。不得從事公職、不得擔任大學教授、不得位居媒體高層、不得在司法機構任職。如德國在2006年推出的電影《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中，在東德時期監控異見者的「史塔西」衛斯勒上尉（Stasi，東德祕密警察名稱），在統一後只能從事底層的工作，才算充分反應出了除垢法對過去的「清償」與「懲罰」。

（新聞工作者）

東德共黨隱匿的黨產是如何被挖出來的？

[新頭殼newtalk ]

[2016-08-01 07:04:37]

新頭殼newtalk | 洪聖斐編譯報導發布 2016.07.27
遊客穿梭在柏林圍牆舊址。圖：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立法院25日三讀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黨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台灣政黨政治與民主化的歷程終於邁入新的一頁。人們常說，國民黨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黨，其財產來源又有許多不清不楚之處。其實，昔日的東德也是如此。那麼，他們的黨產又是如何處置的呢？

早在蘇聯占領時代，德國共產黨便在蘇聯占領軍政府的強制命令下，併吞社會民主黨，改組為「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並允許基督民主聯盟、德意志自由民主黨、德意志國家民主黨以及德國民主農民黨等4個附庸政黨存在。後者被稱為「聯盟政黨」(Blockparteien)。這些政黨長期把持東德國政，並擁有相當可觀的黨產。早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之際，東德國民議會便通過法律，要將這些黨產交付給1個委員會管理。1990年6月1日，東德成立「政黨與大型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Unabhängigen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 UKPV)。這個獨立委員會在東西德統一時受到保障，一直運作到2006年3月29日。

之所以要成立「政黨與大型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主因是這些黨產大部分的取得過程合法性令人質疑，而且政黨擁有黨產會使民主制度受到扭曲。

東西德統一後，該委員會與託管局(Treuhandanstalt)分工合作，負責統管東德所有的黨國企業，成為史上最龐大的事業單位。下轄8千家企業、4萬5千家工廠、4百萬員工，以及2萬家餐廳及農舍，近2千所藥局，4百家旅館，數目可觀的戲院，和電力、水利、交通系統。此外，還包含各黨派（主要是社會主義統一黨）的財產，包含地產、房舍、企業，以及現金等約100億馬克的資產。這些產業大多被整頓後再進一步私有化，所得的款項則交給國庫。

「政黨與大型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則負責追蹤被侵吞與隱匿的黨產。到了1998年，該委員會共追回價值2億6千4百萬德國馬克的資產，絕大部分是「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所藏匿的。

「政黨與大型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不僅在德國境內追蹤黨產，觸角也伸到匈牙利、列支敦士登、盧森堡、瑞士等國。到2005年12月31日，統計出前東德各黨與大型組織的資產共有1兆6千4百零5萬歐元。其中，「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的黨產就高達1兆1千9百97萬歐元，所佔的比例高達72.9%。

2006年，「政黨與大型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向德國國會提出報告，詳述該委員會掌握到各黨黨產取得由來。「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起初只有一些印刷廠，後來透過強迫買賣等方式取得許多企業與土地。在調查的過程中，這個前東德的執政黨諸多隱瞞，並採取消極抵制的不合作策略。但還是被挖掘出相當可觀的隱藏黨產。

「政黨與大型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於2006年結束時，「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的黨產已大多曝光。

紀念宗教改革與普世人權　德國大使歐博哲談德國轉型正義經驗
作者／林佳靜台北報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紀念宗教改革500週年，
在濟南教會舉辦「普世人權與轉型正義」活動（林佳靜攝）

　正值紀念德國圍牆被拆掉的日子（編按：柏林圍牆建於1961年8月13日，拆除於1989 年 11 月 9 日），德國大使歐博哲與即將赴德國履新的台灣駐德大使謝志偉教授，8月13日在濟南教會談「德國的轉型正義經驗」，分享德國如何面對納粹及前東德共產黨的罪行，使德國人與歐洲鄰國及猶太人邁向和好之路。現場有法界、學界、青年學生及關心台灣轉型正義的民眾超過420位參加。

　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週年紀念，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今年8月起，舉辦一系列關於「宗教改革與普世人權」系列活動，首場活動主題「普世人權與轉型正義」，邀請德國在台協會大使歐博哲巡迴演講，談「德國轉型正義」，第一場台北場的演講，由台灣駐德大使謝志偉教授主持，並邀請德國國立比勒費爾德大學法學博士姚立明教授、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林永頌律師擔任回應人。

台灣駐德大使謝志偉教授為德國大使歐博哲演講主持、翻譯（林佳靜攝）

　主持人謝志偉首先以模仿「噠噠噠噠」機關槍聲響，朗讀奧地利詩人為悼念二次大戰納粹大屠殺罹難者所做，完全沒有母音的詩，描寫戰爭的各種聲音，將聽眾帶入德國歷史的場景中。歐博哲引用天主教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6年5月28日參觀納粹時期位於波蘭奧維茲集中營的談話：「過去的事絕不只是過去而已…」做為演講的標題。

德國大使歐博哲談「德國的轉型正義經驗」(林佳靜攝)

　從事三十年的外交工作，來台灣兩年擔任大使的歐博哲，本身是天主教徒，有四個孩子。歐博哲強調，他絕對不是在這裡代表德國人教導台灣如何進行轉型正義，因為德國經驗與台灣是不能相比較的。（謝志偉補充：謙卑、謙卑、再謙卑是非常重要的）

　他以德語「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克服過去）的概念來表達。他說，這個概念的正面意義是說，這不只是直接參與戰爭與屠殺的那一代的任務，而是每一個世代都必須共同面對的責任，每個世代都必須用適合當代的方式來「克服過去」。他也提到，教會在處理轉型正義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歐博哲指出，德國兩度處理轉型正義，第一次是戰後處理納粹罪行，第二次是東德共產黨垮台後，處理威權遺緒的問題，德國以開放檔案、公開真相、賠償、道歉和解來處理。歐博哲說，納粹在1945年所犯下的罪行，直等到1990年後，才能開始調查及處理，直到如今許多調查都還沒有結束，後續的政治效應也還在發生。

　歐博哲坦言，許多不公義的事，無法完全透過法律來解決，有許多加害者成為官員，退休後還坐領高薪，連法律也拿他們沒辦法。他認為，在處理轉型正義的同時，也必須形塑出哀悼的紀念文化。他說，「我們活在教宗方濟各所說的慈悲的時代。所以我們所做的不只是在物質上處理過去，也要對受害者的後代，展現同理心，感受他們的感受。」他提醒，不是將紀念碑蓋好就好，還要小心的對待受害者，讓他們感受到被尊重，非常不容易。

　歐博哲表示，德國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在戰後重新與歐洲各國及猶太民族取得原諒及和解，不經反省的德國是沒有辦法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而德國在二次大戰後分裂成東西德，東德人民繼續承受40年共產黨的獨裁極權統治，直至1989年東德垮台，讓德國再度面臨反省過去的時刻。

　歐博哲建議，轉型正義必須讓真相公開，德國開放納粹資料、東德國安局的檔案讓民眾了解，社會並沒有對立，反而因為有誠意去和解、賠償、處理，而邁向和解的道路。

　針對想要遺忘過去或使之工具化者，歐博哲說，他可以理解，想要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但他認為，對於新生代來說，必須知道真相，不能讓他們處於無知的情況。他舉例，1968年歐洲學運，曾有學生革命份子，不斷指責德國政府沒有積極處理納粹罪行，意圖造成國際社會錯誤印象，但其背後，卻力挺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還極端的反猶太，令人覺得荒謬，前後態度不一。不久之前，還有德國政治人物要求將德國檔案局關起來，也是莫大的諷刺。

　歐博哲指出，誠實面對過去才能克服過去的痛苦，故意遺忘或美化對民主社會是不可能的。德國人和受害者之間的和解經驗可以拿出來分享，但必須區隔個人恩怨和民族國家所做的罪行，若只是單以國家集體罪行來處理，只會讓仇恨再度點燃。

姚立明教授期待台灣的轉型正義，可以勇敢的面對歷史、
追求真相，讓民主法治能夠成熟發展(林佳靜攝)

　姚立明表示，德國兩次轉型正義在五十年內發生，性質都不太一樣。第一次的轉型正義，以國家整體來反省，注重歷史檔案的解密。第二次處理德國共產黨的罪行，有完整的法治基礎來支持。姚立明認為，台灣原住民的轉型正義比較類似德國第一次的轉型，其他的轉型正義比較類似第二次。而台灣的法治才剛起步，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處在同一個體制內，已無法區隔誰是加害者及受害者，「你的同學、鄰居有可能是加害者」，必須共同面對。

　姚立明說，德國經驗告訴我們，德國非常重視人民知的權利。他也指出，「台灣雖然也有檔案局，但我去過多次卻看不到檔案。因為我們有很多門檻，可能是不希望真相露白。」

　姚立明提醒，歷史真相是非常複雜的，要避免將社會分成好人和壞人。台灣社會有許多白色恐怖的協助者，不要犯了聖經所說自以為義的毛病。他舉例，曾被讚譽為德國最後道德良心的文學家，不斷批評政府不好好處理納粹問題，最後被發現他其實曾參與納粹的黨衛軍。

　姚立明說，處理轉型正義不是那麼簡單。根據捷克政府統計，在納粹時期，有7萬5千個線民，佔全國千分之7點5。波蘭政府公布，國內有24萬線民，佔全國千分之6點多。波蘭人從事公職，曾被要求填寫清白聲明，聲明不是線民或臥底。他估計，台灣的線民應該有十幾萬之多。他提醒，台灣進行轉型工作，不必將這些告密者當作細菌般的消滅，必須要讓他們一起進行轉型。他期待台灣的轉型正義，可以勇敢的面對歷史、追求真相，讓民主法治能夠成熟發展。

林永頌律師指出台灣轉型正義迄今無法完成的原因(林佳靜攝)

　林永頌律師則回應說，在中正紀念堂附近的濟南教會談轉型正義，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他說，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已公開指出元兇就是蔣介石，但台灣至今還留著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中正路、經國路…等名稱仍到處可見，這些都需要除污「正名」。

　針對台灣轉型正義迄今無法完成的原因，他說，1987年台灣解嚴，蔣經國仍當總統。1989年李登輝繼任總統，仍是國民黨執政，1996年第一次民選總統，仍是國民黨的李登輝當選，不可能進行轉型正義。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但國民黨在立法院仍是多數，轉型正義進行有限。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當選總統，在立法院又是多數，轉型正義不進反退。2016年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在立法院又是多數，才可能通過黨產條例，並大步進行轉型正義。

　林永頌長老還引用聖經的話談論台灣的司法轉型正義，「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耶利米書 22:3）他提醒，台灣教會面對轉型正義，「在威權時期，國語教會應該檢討是否太接近國民黨政府？而如今在民進黨時期，長老教會也要警惕，是否應與政府保持適當的距離？」

　最後，曾擔任過立委的長老教會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主委鄭國忠牧師，帶領現場民眾一同為台灣社會能勇敢面對轉型正義，邁向和解的道路祈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主委鄭國忠牧師
帶領會眾為台灣的轉型正義，邁向族群和解祈禱(林佳靜攝)
資料提供單位：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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